姚文元传-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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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认识。春桥同志给过我许多帮助。这一次，多亏他把要开展反右派斗争，要批判《文汇报》的重要消息告诉我，我才会写出《录以备考》。”直到这时，姚文元才想起应当说这样几句必须说的话。
张春桥坐在一侧，只是微微笑着，慢悠悠地抽着香烟。他深诸柯庆施的脾气——不喜欢别人随便插嘴。
等到姚文元说毕，他才讲了一句他必须说的话“庆施同志象毛主席一样，历来是很重视抓阶级斗争、很注意抓报纸的。”
“以后要写什么文章，我让春桥告诉你。在报纸上，由你出面，比我、比春桥都要方便。”何庆施的这句话，使姚文元受宠若惊。
这是当时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的姚文元，跟上海首脑人物的会见。从此，姚文元在柯庆施的记忆仓库中，留下了好印象。
从此，张春桥跟姚文元的联系，日益密切了。
发迹史上的里程碑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原来，那一阵子，毛泽东天天读上海的《文汇报》，关注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诚如他后来所批评的那样：“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师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当毛泽东打开六月十日的《文汇报》，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一篇并不醒目的千字文，引起了他的注意。此文标题为《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作者的名字是“姚文元”。
姚文元的“偶感”，是由新华社五月二十五日一条很短的电讯引起的。电讯报道了毛泽东在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于北京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向他们讲话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姚文元比较了《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刊登这一电讯时的不同编排技巧，大发感叹，写成《录以备考》。
鉴于此文是姚文元发迹史上的里程碑，况且文章不长，特全文照录于下——“录以备考”：
录以备考
——读报偶感
姚文元
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竟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这个奇妙的秘诀，是我最近从报纸上得来的。
前几天毛主席在接见共青团代表时发表了讲话。讲话虽短，含意却极深远。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但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缘故使三个报纸编辑部对一条新闻的估价相差如此之远呢？是因为解放日报认为这条消息特别重要呢，还是因为文汇报编者同志觉得这个谈话是谈谈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之类早已“听得烂熟”的老话，没有什么新鲜内容，所以无足轻重呢？还是因为编者以为文汇报的读者是知识分子、同青年们没有什么关系？抑还是编者以为突出这条消息，会影响“争鸣”，因为“争鸣”中似乎是不适合多说什么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的，我因为说了两句，就很遭到有些人的反对。……
我不想判别是非，也许各有各的道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吧，——因为不同的编报方法也是“争鸣”之一种，毛主席就说过，报纸这样办、那样办就是两家。我也不想去分析其中的优劣，因为现在也还是各人顾各人的方法去办。例如对李维汉的谈话，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明眼人一见就可以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但我以为，这种不同是比“千篇一律”好得多的一种好现象。我更不想去追究各人着眼点不同的心理状态，因为我并无“未卜先知”之才。所以关于是非、优劣、原因，都待进一步加以考证。
有人要问：你自己就没有见解了吗？答日：有的。但不想说。不想说的理由呢？答日：也不想说。这并非如唐彛舅档摹坝祷剐荨保橇硪恢衷颉Ｈ欢庵辽俨档沽艘恢掷砺郏骸靶挛诺谋嗯攀敲挥姓涡浴薄１嗯乓灿姓涡裕案魅∷琛奔词恰�
我是很欢喜看文汇报的，因为它新鲜、有内容、报道面广。这回确很抱歉，涉及了文汇报。好在文章中并无一个“主义”，也没有一顶帽子，也没有“判决”是非，大概不会被人目为“棍子”。如果能引起读报人及编报人一点点思索，我的愿望就达到了。末了，希望这篇涉及文汇报的短文能在文汇报的副刊上登出。
毛泽东看完，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毛泽东还嘱令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与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刊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全国各地报纸转载了这两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指出：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干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第一次公开点了《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名，赞扬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瞩目。
于是，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他，一跃而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
一抹脸成了“反右英雄”
令人费解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这一天，姚文元除了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之外，还同时在《解放日报》发表《敌我之间》，在《劳动报》上刊出《关于青年的杂感》，那两篇却明显地表现出“右派”观点。同是一个姚文元，怎么会同时既讲“左”话，又讲“右”言？他到底是个“左”派，还是个“右派”？
其实，其中的奥秘并不费解：《敌我之间》和《关于青年的杂感》是好多天前写的，直到六月十日才得以发表。《录以备考》呢？是姚文元在六月六日开了个夜车，赶写而成。
又是张春桥给姚文元帮了大忙。六月六日上午，张春桥在电话里，把重要消息告诉了姚文元：反右派斗争马上要开始了，头一炮就要轰《文汇报》……
火烧眉毛。姚文元赶紧翻查《文汇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姚文元才算有了“灵感”：他注意起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那句警告式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被《文汇报》大大地缩小了！
他连夜写成《录以备考》，第二天一早亲自送往《文汇报》。
张春桥的消息果真灵通而准确：六月八日，毛泽东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他写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派风暴，便从这一天开始。
本来，《文汇报》编辑部收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并不打算刊登——何必在自己的版面上刊登批评自己的文章？
然而，六月八日形势陡变，《文汇报》急于要登点装饰门面、紧跟中央的文章，看中了《录以备考》，当即在六月十日刊出。
连姚文元自己，也未曾想到：这篇短文会受到毛泽东又一次的垂青！
姚文元见风转舵，一抹脸就装扮成反右“英雄”——如同他当年乔装打扮成反胡风“英雄”一般。
人们常常骂姚文元是“左”派。不，不，他的准确的形象是政治投机派！他，今天这么写，明天那样讲，出尔反尔，一切都是为了投机。一部姚文元史，便是一部政治投机史。他的入党，他的反胡风，他的反右派，尔后他的一步又一步在政治棋盘上走过的棋，全然以投机为行动指针。
由于《录以备考》交了鸿运，从此姚文元从“右派分子”的帽子下开脱。就连那吹掉了的爱情，也悄然复苏了，因为金英看出来姚文元“有出息”。
毛泽东的赞扬，使姚文元顿时身份百倍。哦，风正顺、帆正满，在张春桥的指点下，姚文元日夜赶写反右派文章。短短的半个月里，姚文元炒豆似的在上海报纸上啪啪作响：
《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
《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六月十五日《文汇报》）；
《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六月十八日《新闻日报》）；
《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六月二十一日《解放日报》）；
《“过去是有功劳的”》（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揭露谜底》（六月二十七日《新闻日报》）；
《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六月二十八日《文汇报》）；
《这场“戏”的确“好看”》（六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空前、空前，一下子爆出这么多文章，姚文元作为一颗“新星”，闪射出眩目的光芒。
七月一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一次提到了《文汇报》“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
七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文汇报向人民请罪》，其中提及：
“还有一些更为突出的例子。如五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代表的时候，作了重要的讲话，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给六亿人民指示了分清大是大非的一个标准。这个讲话发表在右派分子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具有极其现实的战斗的意义。然而我们把它看成是一般新闻，竟然用极不显著的短栏刊出，贬低了毛主席这一讲话的重要意义。”
显而易见，这段“请罪”，是对姚文元的《录以备考》的“反馈”。
这么一来，姚文元益发得意了。“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姚文元曾引用这句《红楼梦》中刻画“应酬权变”的孙绍祖的诗“评”过别人，其实，这句诗恰恰是他自己的生动写照。
光是写文章表表态，泛泛地批判右派，姚文元已感到不满足了。他，抡起棍子要打人了。
横扫“右派”
两年多以前，当姚文元拿着一大叠退稿，走进《文艺月报》副主编王若望的办公室，对这位“王老师”是毕恭毕敬的；两个多月以前，当姚文元对王若望的《步步设防》来了“一点补充”的时候，对“若望同志”又支持、又赞扬、又补充。
然而，眼下的政治“行情”变了，王若望“贬值”了，成了上海的“大右派”。姚文元也随之反目，抡起棍子，劈头盖脑朝王若望打去：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象高岗、饶漱石这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同阴谋家，他们为了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曾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丑恶面目，总是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暴露得特别明显，也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被揭露出来。王若望就是这类人物之一。他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急先锋，并且使用了各种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来达到他的野心。”……（《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解放日报》）
“王若望自从鸣放以来，发表了许多文章，并且多次在党内外的会议上发言。在这些文章和会议的发言中，他向党发动了剧烈的进攻，在人民群众中起了极坏的影响。他的文章和歪曲事实的、带煽动性的言论，已经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理论上的武器，并且引起了一部分不了解真相的党外人士对党的不满。彻底批判这些言论，澄清他在思想上散布的毒素，是文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走哪一条道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一九五七年第八期《文艺月报》）
后来，王若望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开除党籍，在上海作家协会党员大会上宣读开除王若望党籍决定的，便是姚文元。
老作家施蛰存是姚文元父亲的老朋友。见到他，姚文元总是恭恭敬敬喊一声“施伯伯”。然而，施蛰存与张春桥之间旧冤颇深。在三十年代，十八岁的张春桥刚到上海，看到施蛰存标点古书，颇为畅销，他也挤了进来。无奈，张春桥不过是个中学生，乱标古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海《小晨报》上岂以的《张春桥标点珍本记》一文，便有这么一段话：
“……当下，给主编的施蛰存看见，才发现了张先生的大大的滑稽，再把以前他所标点的原书来看，又觉察满篇都给张先生点了‘破句’而简直无一是处了。于是，施先生笑而张老板怒。三十大洋马上送去，对他说：”你标点得实在太不成话，这三十元聊以酬过目之劳；以后则不敢请教了。“在这情形之下，张春桥饭碗即告破碎，而五本《金瓶梅》的标点生意也就被夺。……”
不料，二十二年之后，张春桥已成了上海一霸，施蛰存当然遭殃。在“反右派”的大浪潮中，施蛰存也“贬值”了。张春桥一指点，姚文元跃马上阵。哦、“施伯伯”，对不住了。姚文元一棍子横扫过来：
“凡是别有用心而不能大白于天下的人，说话常常是吞吞吐吐，或声东击西，或借古喻今，总是想尽办法来表达他心中最刻毒的思想。施蛰存的《才与德》，就是一支向党向社会主义事业射来的毒箭。读上去似乎弯弯曲曲，象舌头上打了结一样，但内心的仇恨还是非常明显的。……”（《驳施蛰存的谬论》，一九五七年第七期《文艺月报》）。
许杰也是姚文元父亲的朋友。许杰对于“棍子”的反感，对于在“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的“青年批评工作者”的反感，使姚文元大为恼怒。对不住了，“前辈作家”、“名教授”，吃我一棍：
“谁都知道，许杰是一贯反对‘棍子’反对得最厉害的，他习惯于把一切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评都叫做‘棍子’。在去年七月十五日的座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言中，他就把过去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中某些缺点夸大地叫做‘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别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以达到用个别的缺点以混淆根本上的是非的目的。后来，他投给《文艺月报》的短篇中，更加露骨地说现在有粗暴是因为思想改造、反胡风斗争搞得太过分了，并且用下流的句子辱骂青年批评工作者是‘吃奶的气力’都用光了。……”
其实，许杰短短几句话，点穿了姚文元之辈的“秘诀”：“看潮头，揣摩领导意图，狠狠的打击敌人，用来表示自己立场的坚定。”难怪，这些击中要害的话，使“青年批评工作者”姚文元跳了起来
姚文元的棍子，越打越起劲。
他打流沙河——
“流沙河的真姓名叫余勋坦，是家有九百多亩地的大地主的少爷……他心怀杀父之仇，念念不忘，组织了右派小集团，辱骂共产党，辱骂新社会的一切干部。他几乎‘仇恨一切人’……《草木篇》在本质上是一篇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流沙河与《草木篇》，一九五七年七月第二十七期《展望》）。
他驳徐中玉——
“从这种谣言中正可以看出徐中玉的本质，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是被怎样一种黑暗的思想充塞着。教授造谣，在今天并不算新鲜的事情。……”（《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
他骂鲁莽——
“鲁莽是一个仇恨共产党和进步的民主人士仇恨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右派’，他是靠反动起家并且以反动闻名的。……”（鲁莽被什么人“利用”？》，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懈放日报》）
他与王蒙、邓友梅、刘绍棠“讨论”——
“最近一年以来，有哪种理论是风靡一时的话，那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