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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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提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国震惊。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新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向中共北京市委连发三炮，此时终于从组织上摧垮了原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推向全国，大字报风起云涌，揪“走资派”之声响彻云霄。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革”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她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陆罗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甚至如此看重姚文元。她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海瑞热”的来历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话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写了戏，而且还写的是京戏，岂不大可奇怪也乎！
“说奇怪，确是奇怪。……”
吴晗为《海瑞罢官》写的序，一开头就这么谈起了“奇怪”的事情。
一个不懂京剧、不看京剧的历史学教授吴晗，怎么会“破门而出”写起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呢？
仔细追溯吴晗写作《海瑞罢官》的缘由和过程，彻底刷去了姚文元泼在吴晗身上的倾盆污水……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白天开会，晚上余兴。毛泽东是湖南人，爱看湘剧。听说上海在演出湘剧《生死牌》，便在四月二日晚观看了此剧。剧末，明朝江南巡抚、素有“南包公”之称的海瑞上场，引起了毛泽东的莫大兴趣。
毛泽东嘱咐坐在身边的秘书田家英道：“你刚从四川农村蹲点回来，很累。不过，我有小事一桩，要你去办：你明天去借一下《明史》，我想看一看《海瑞传》。”
四月三日晚，毛泽东没去看戏，也没跳交际舞，在灯下细细读着《海瑞传》，几乎入迷了。
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谈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时，说起了海瑞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海瑞说嘉靖皇帝的“嘉靖”，是“家家皆净”。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也写了这样的话。这当然触怒了嘉靖皇帝，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了酒菜给他吃，他吃完了，觉得有点蹊跷。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嘉靖皇帝死了。海瑞大哭，悲恸不已，以致把吃进去的酒菜都吐出来了。
毛泽东讲完海瑞的故事，意味深长地说：尽管海瑞骂了皇帝，但是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应当提倡海瑞这样一片忠诚而又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
毛泽东希望各级干部在整顿工作中，要学习海瑞，发扬海瑞精神。
胡乔木觉得毛泽东的这些话很重要，考虑到吴晗是著名明史专家，早在清华大学时吴晗便把《明实录》读完，做了大量明史卡片，此后以研究明史而享盛誉，于是，便向吴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请他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的文章。
于是，就在毛泽东讲话之后的两个多月——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署名“刘勉之”，亦即吴晗。这篇文章，贯穿了毛泽东上海讲话的精神。
七月初，吴晗又写了《沧海瑞》一文，送交胡乔木。此时，正值胡乔木出差，吴晗的《论海瑞》手稿就压在胡乔木那里了。
胡乔木上哪儿去了呢？
赤日炎炎，七月流火。中共中央委员们聚首清凉世界——江西庐山，在那里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亦即著名的“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刚上庐山时，心境是宽松、愉快的，欣然命笔，写下了“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七律《登庐山》。
上山不到半个月，一封意外的信，使毛泽东的心绪顿时变得极不愉快，原定二十天结束的庐山会议竟延宕至历时一个半月才结束。
那是七月十三日早晨，一个壮实的中年人朝庐山向毛泽东住所走来，说有事找主席一谈。警卫员说，主席刚睡。中年人走了。当晚，他在庐山上草成一信，于十四日晨又亲自送往毛泽东住所。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多年战友、担任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正担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
“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彭德怀的心，一开头便这样声明。他怀着一颗赤诚的心，直言苦谏。他在信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毛泽东问信后，双眉紧皱，当即在信上批示：“印发”。
七月十七日上午，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都收到一份新印的文件，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批判厂彭德怀的信，说它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
顿时，庐山上风云翻滚，一片紧张气氛。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海瑞。他说，他仍然提倡海瑞精神。但是，他又作了新的阐述：海瑞有真海瑞、假海瑞，有“左派”海瑞、“右派”海瑞。他提倡的是真海瑞、“左派”海瑞，不是假海瑞，“右派”海瑞。
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八月十六日，庐山会议终于结束。
当胡乔木下山，回到北京，这才见到吴晗那篇《论海瑞》。胡乔木因为毛泽东在庐山上仍然提倡海瑞精神，觉得吴晗的文章仍可照发。他把毛泽东关于海瑞的新见解转告吴晗。于是，吴晗修改了《论海瑞》，补充了毛泽东关于反对假海瑞的见解。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吴晗的《论海瑞》。吴晗始终以为，他宣传海瑞精神，是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
除了胡乔木找吴晗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之外，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也多次向文艺界提出，要宣传海瑞精神。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各出版社、各剧团纷纷刊登文章、出版书籍、上演节目，歌颂海瑞、宣传海瑞，形成了“海瑞热”、就连关于海瑞的连环画，一时间也出了十多种。
跟毛泽东跟得最紧的，其实还不是北京，却是上海。毛泽东四月四日上午在上海谈了海瑞的故事之后才十来天，四月十七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便登出该报组织的专稿——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也就是张春桥后来在小轿车上突然向《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提出质问的这篇文章），比吴晗的《海瑞骂皇帝》早了整整两个月。
就京剧而论，上海也跑在北京前面。一九五九年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上海便推出了许恩言执笔、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
上海京剧团一马当先，急坏了北京京剧团的那匹“马”——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他在全国政协会上遇见吴晗，便求吴晗写剧本。此后，马连良亲自出“马”，几次三番到北京市政府，敦促吴晗，请他写海瑞剧本。虽然吴晗再三声明不懂京剧，挡不住马连良一片热忱。终于，“上帝”被感动了，吴晗七易其稿，前后花了一年时间，在一九六○年底写出京剧剧本《海瑞》，开始彩排。正巧，吴晗的老朋友蔡希陶出国考察，路过北京。此人虽说是植物学家，身为云南省热带植物研究所所长，却酷爱文学。当年，蔡希陶写过《蒲公英》等短篇小说，受到鲁迅先生的称赞。他听说吴晗在写《海瑞》剧本，便索了一本排印稿。读毕，吴晗征求他的高见，这位植物学家拿起毛笔，在封面上“海瑞”两字之后加了“罢官”两字。蔡希陶道：“你这剧本，不是写海瑞一生，而是写海瑞任江南巡抚之际为民作主，敢怒敢言，直至罢官，不如叫《海瑞罢官》更好！”吴晗抚掌而笑，觉得此言甚是。从此，剧名便改为《海瑞罢官》。
吴晗之冤，冤在何处？姚文元之霸，霸在哪里？只消看一下时间表，便一清二楚：
一、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是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怎么可以把《海瑞骂皇帝》说成影射彭德怀上书毛泽东？难道吴晗会“未卜先知”？
二、吴晗的《海瑞罢官》自一九五九年秋酝酿，一九六○年底定稿，而所谓“单干风”、“包产到户”、“翻案风”是在一九六一年才出现，怎么可以说《海瑞罢官》是要人们从中“学习”“退田”和“平冤狱”呢？难道吴晗又“未卜先知”？
如果来一个《韩非子》中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么吴晗倒过来也可以用姚文元笔法批判姚文元。须知，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一书中，他曾热情沤歌过彭德怀元帅。
诚如从颂胡风到反胡风，从支持右派到反右派，对于姚文元来说，从赞彭总到批《海瑞罢官》，那是习以为常的“急转弯”。他是“墙头草”。他的笔杆是姓“摇”的……
毛泽东称赞过《海瑞罢官》
批判《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根导火线是怎样点燃起来的呢？
最早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的，是那个自称“给主席作秘书”而又兼着“在文教方面”的“一个流动的哨兵”——江青。
江青原本与吴晗毫无交往。一九八七年五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王宏志著）一书，披露了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
“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吃狗肉，江青也在场。席间，毛泽东和吴晗谈论历史，谈得很热烈。江青不懂，也凑上来插嘴。吴晗指出她说得不对，江青立即满面怒容，但在毛泽东面前也不好讲什么……”
仇恨的种子，最初是这样埋下来的。用江青的话来说，从此她对吴晗非常“感冒”……她的小心眼儿，她的强烈的报复心理，使她对吴晗横竖看不惯。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江青看了《海瑞罢官》彩排，不以为然。
此后，江青又看了几回。
这个“流动的哨兵”，终于向毛泽东报告：《海瑞罢官》是一出“骂皇帝”的戏，有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应当马上禁演。
毛泽东抽着烟，微微笑着。
他没有正面答复江青的话，却拐了一个弯，说道：“你有空的话，多找几本书看看。”
毛泽东关心起《海瑞罢官》来了。他把主演《海瑞罢官》的京剧名家马连良先生，请进了中南海。
“马先生，你是‘马派’的创始人，‘马首是瞻’哪！”毛泽东一边握着马连良的手，一边非常风趣地说道。
毛泽东也爱看京戏。他跟马连良说起了“马派”的《群英会》、《甘露寺》、《四进士》、《借东风》。毛泽东说：“马先生，你的拿手好戏真不少。听说，你最近又多了一出好戏——《海瑞罢官》。”
马连良见毛泽东喜欢《海瑞罢官》，站了起来，当场唱了几段。
毛泽东听罢，笑道：“戏好，海瑞是好人！《海瑞罢官》的文字也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京戏，就写成功了！”
听到毛泽东赞扬《海瑞罢官》，马连良高兴得琅琅大笑。
毛泽东设便宴招待马连良。席间笑语欢声，使马连良欣喜不已，站了起来，即席清唱一段。毛泽东一边倾耳聆听，一边用右手按节柏轻轻敲打着桌面。
当夜，马连良便打电话给吴晗，转告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赞语，连声说：“毛主席真是礼贤下士！”
吴晗笑眯着眼。
江青气歪了鼻子。
后来，江青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上，曾这么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
当江青的讲话录音稿冠以《为人民立新功》的标题，收入《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时，江青删去了一句话，即：“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毛泽东的态度，即使从江青的话中，也得到清楚的印证：他要保护吴晗。
江青所说的“有一天”，是在一九六二年。
吴晗的《朱元璋传》，其实早在解放前就出版了。一九六一年，吴晗对《朱元璋传》作了很大修改，于一九六二年印出油印本，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正式出版新版本。江青提及的有人给毛泽东送去吴晗的《朱元璋传》，是征求意见用的油印本。
江青翻看了《朱元璋传》，认为也有“影射”之嫌，因为作者着力于写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做皇帝后如何专制、独裁，看来别有用心，要“出版以后批评”。
毛泽东驳江青说：“我就要看！”
毛泽东真的读了吴晗的《朱元湾传》。书中写及徽州儒生朱升对朱元璋所献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读后，深为赞赏。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出著名的治国方针：“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毛泽东是对朱升当年的献策作了一点修改，发出“最高指示”的。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就想批《海瑞罢官》，由于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只得作罢。
直到一九六五年春，江青得到柯庆施的支持，通过张春桥结交了姚文元，她这才把“文革”的导火索点燃起来。
康生点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
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共中央政治局不知，中共中央宣传部不知，中共中央华东局不知，而在柯庆施死后，中共上海市委唯有张春桥一人知。
其实，一开始，就连毛泽东也不知道！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在接待外宾时，说了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可是，江青一次又一次吹嘘着：“批判《海瑞罢官》，是主席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发动的！”
毛泽东最初赞赏过《海瑞罢官》，也曾反对过江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然而，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从上午九时一直谈到十二时。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了前些天发表的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成千上万份报刊上，被作为“最高指示”背诵：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一九八八年三月初，笔者在北京拜访了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他说，这是他第一回与人谈“文革”。我请他回忆当年毛泽东谈话的情景，关锋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回忆道：
一九六五年四月，毛泽东在长沙时，曾找五个人——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谈话。半年之后，毛泽东在杭州，又找这五人谈话。
当时，陈伯达已在杭州，住在大华饭店。关锋和胡、艾、田于十一月中旬飞抵杭州。当时，姚文元的文章刚发表，连关锋都没有在意，以为那是一篇学术争论文章。
毛泽东找这五人，为的是要商谈“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即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