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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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将我灰白的颤抖的唇儿，
　　装饰在你猩红的唇上。
　　月下，花前，窗口，床边，蓬子一次次为Rose——玫瑰花儿一般的“露丝”，写下了热恋的诗句。
　　呶，蓬子的《今晚》：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弱似飘泊的幽魂哟，
　　又似墓头花的悲寂。
　　露丝，今晚的我俩。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
　　在忍痛的撒手前。
　　有如喝醉了浓酒，
　　露丝，忘去一切吧，
　　莫让忧思爬上你芳颜。
　　或者象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蓬子写下的《蹀躞》，则把满腔情思献于菲菲。他把一片痴情化为诗行。值得说明一句的是，诗中的五行“……”是原文如此，并非引录者的删节：
　　透过了半开的窗，
　　灯光洒在草地，
　　冬霜般凄白。
　　我知道菲菲，
　　在楼头忸怩地窥望；
　　怕横空飞过的夜鸟，
　　知道了伊底偷窥；
　　处女的娇羞的情，
　　灰白的夜幕下，
　　放花在伊底心窍了；
　　又象被捆在魔绳里啊，
　　伊圣洁的视线，
　　夜的幻美诱它不住，
　　石榴子似的星也不，
　　总离不开草地的瘦影；
　　处女的纯洁的心，
　　（爱的责任命令她了，）
　　担心露水的苍白
　　将染白了我微红的面颊，
　　风将吹我生病；
　　但一夜不见，
　　焦急又煮碎了伊底心；
　　夜的游虫都已家睡，
　　夜莺也放下了笛时，
　　伊还焦思着：真病了。
　　每晚每晚，
　　我满装了虚幻的欢情，
　　被爱的骄矜漾在我心，
　　不管风寒露重，
　　含笑蹀躞在伊后门。
　　直到西风吹我病了，
　　才知一脉芳情，
　　从不曾飞进伊底心；
　　我夜夜的相思，
　　夜夜都死在伊门外。
　　诗抒情。罗曼谛克的诗人蓬子，用他的诗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扉：他的苍白，他的凄凉，他的烦闷，他的情思。
　　这些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晦涩、灰色的诗，在这六十多年间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只是为了勾出当年姚蓬子的形象，我才从发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找出了这些诗……
　　遥夜沉沉，他期待着黎明；昏昏欲睡，他谛听着无声处的雷声。他的心境是芜杂的，他的心态是多元的。他曾用这样的“象征”，道出自己内心的痛楚与奋争；
　　“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莲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倘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二五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象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邃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不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半年之间，他仿佛长了好几岁。
　　其实，那是他接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投奔江西南昌去了。那时节，郭沫若已经不在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了，投笔从戎，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在南昌，要办一张报纸，需要得力的编辑。他记起了潘汉年，把“小伙计”请来了，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辑。
　　在一九二七年八月的南昌起义失败之后，二十一岁的潘汉年成为领队，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回到上海，向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到。
　　表面上，潘汉年还在编他的《幻洲》半月刊，还在做他的“下部编辑”。几个月的戎马生涯，使他迅速地变得成熟起来。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为了加强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工作，决定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书记。
　　潘汉年着手在上海文化界发展中共党员。他考虑到姚蓬子虽然正陷于颓唐，却是因为对国家的前途失望而忧心。他委婉地向姚蓬子透露了自己的意思。姚蓬子当即表示了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愿望。
　　于是，由潘汉年作为入党介绍人，姚蓬子在一九二七年底，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伙计”，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对诗集《银铃》的自我否定
　　自从成为“C。P。”，近朱者赤，姚蓬子在潘汉年的影响下，从灰色的阴影中迈上了光明之路。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号的上海《新文艺》杂志上，刊登了水沫书店的“水沫丛书”新书广告——蓬子诗集《银铃》出版。广告是这么介绍《银铃》的：
　　“蓬子先生是研究着象征派的法国文学的人，所以他（的）诗也完全有着象征派的法国诗风。《银铃》一集是他以前的诗底精选集。据作者自己说，以后的诗格又要改变了，那么这集将成为他的诗艺上可贵的遗产，爱读作者之诗的人不可不购一册。”
　　确实，自《银铃》诗集出版之后，蓬子的“诗格”变了。他从忧伤转为激进，从彷徨转为前进，从月儿花儿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他的诗从颓废中振奋起来。
　　他的《银铃》，自一九二九年三月初交上海水沫书店刊印，才十几天——三月十五日，就出现在上海各书摊上了。初版印了一千册，薄薄的六十五页，定价三角。
　　《银铃》共收入蓬子早期诗作三十八首，即《秋歌》、《破琴》、《野柳》、《今晚》、《新丧》、《莫要娇笑》、《酒后》、《蹀躞》、《悼——》、《寄S。M。》、《黄昏》、《痴》、《从此永别》、《小诗》、《古城》、《红灯憔悴后》、《重来》、《岁暮》《荒村》、《春情》、《银铃》、《田间》、《在你面上》、《怪松》、《他》、《莫心痛》、《秋》、《小诗》、《医生》、《ToMary》（本书作者注：即《致玛丽》）、《自从我死去了母亲》、《雪夜》、《歌舫》、《是葡萄憔悴在蔓藤上的夜了》、《苹果林下》、《坂道上》、《我枯涩的眼光》、《我愿我的心是一条可爱的小径》。
　　他选取了其中的一首《银铃》，作为诗集的名字。这首《银铃》如下：
　　新雨之后荒园是泥泞地，
　　啄木鸟儿丁丁地伐木园树上，
　　更啄落了潮润的新鲜的红蕊。
　　我穿上了古老的，宽大的木屐，
　　独自漫步在，漫步在雨后的荒园。
　　我心儿忽地疼痛，流注着血般。
　　“什么东西刺伤了你？”我禁不住自问。
　　“衰老的记忆又重回心头了！”
　　老旧的故事幕开在记忆里：
　　一群漂亮的，红面庞的女孩，
　　和我同坐接骨木的长凳上面，
　　（争夺地讲述着故事，背诵着诗篇）
　　啄木鸟儿抛下树皮在她们帽檐。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她们的笑声好似一串银铃儿摇荡！
　　如今郁金香依旧似旧的娇美，
　　啄木鸟儿依旧丁丁地伐木园树内。
　　但流亮的，清丽的笑声沉默了！
　　再听不见一串银铃儿的摇荡！
　　哦，《银铃》，原是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久久难忘的她们的银铃儿般的笑声！
　　姚蓬子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为《银铃》所写的《自序》，倒是他自己当时思想的真实剖析。这篇《自序》，写及了自己往日的烦闷，后来的沉默，今日的奋进，可以说是他加入共产党以后思想日渐进步的印证。
　　这篇《自序》是姚蓬子早年思想的自我剖析，颇为难得，故全文照录于下：
　　人是没有方法逃避历史的支配的，正如草木不能逃避季节的支配一样。梭罗古勃革命后不再写什么文章了，苏德曼寂寞地度着他凄凉的暮年。从这两位去年刚逝世的老文豪的晚年的殁落，我们可以证明历史是不会对任何人殉私情的。
　　中国近十年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宜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有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门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Nietzsche，Schopenhauer，Baudelaiee，Poe，Artzibashev等等（引者注：即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德国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坡和俄罗斯极端悲观主义和非道德主义的散文作家阿尔志跋绥夫），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们。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引者注：即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哲学家PierreCharron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家Basapou。）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日下，时代已不允许你叹气；除了推着时代的轮子往前跑，尽着自己的力量去催促历史早点完成它的使命外，还有说什么空话的闲暇，所以，我是沉默着已三年了。
　　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问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引者注：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两千余学生上街，与巡捕们发生激烈斗争），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能够意识到旧中国是座坟墓，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小诗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发生了跃变。正因为这样，他才自认诗集《银铃》是“无聊的小册子”，并劝说读者“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平生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际，他没有沉醉于自我欣赏之中，而在自序里来了个自我否定。
　　确实，《银铃》之后，他再也不写那样灰溜溜、酸溜溜、娇滴滴、冷冰冰的诗。他从月下花前“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从爱呀蜜呀吻呀唇儿呀转向时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赏银铃般的清脆，而是热衷于那鼙鼓的宏亮。
　　出任“左联”执委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注：今上海多伦路一四五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室（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二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乎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一九三○年四月《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象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鲁迅的话，那般敏锐，那般透彻：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引者注：今常音译为“沙龙”），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