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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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蓬子的叛变，只不过是炼钢炉中排出了值，钢越发精熟了。
一辆轿车在四月二十日驶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写出《宣言》的第三天，从车上下来的，是国民党大员张道藩。此人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文化委员会主任。张道藩亲自前来探望姚蓬子，使姚蓬子受宠若惊。
“我们已经是同志了！”张道藩笑眯眯地拉着姚蓬子的手，“你的《宣言》写得很好，很有说服力。”这位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是很注意“宣传效果”的。他预计姚蓬子的《宣言》一旦发表，会起着国民党的“宣传家”们难以达到的作用。
“哪里，哪里，写得很肤浅，请张部长多多教正。”直到这时，姚蓬子还十分注意“谦虚”。
“你很快就会获得自由的！”张道藩说出了这句姚蓬子至为关心的话。
果真，张道藩走后才两天，徐恩曾便把“悔过自新”的姚蓬子，接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的“招待所”。
又见蓝天白云，又闻枝头鸟鸣，姚蓬子那苍白的脸却还是那样的呆板，心头涌起一种难以名状的失落感。又过了几天，徐恩曾那辆乌亮的“道奇”牌轿车出现在“招待所”门口。“蓬子兄，你完全‘自由’了！”徐恩曾拍着姚蓬子的肩膀说：“当局已批准你在南京自由居住。走，我带你看房子去……”轿车驶入南京明瓦廊，停在一座老式的宽敞的印子屋前。
徐恩曾领着姚蓬子进屋，步入中厅，指着右边的房子说：“你把家眷接来，就住在这儿吧！”真是喜出望外，姚蓬子呆板的脸上掠过微笑。
不久，妻子周修文便带着三岁的姚文元，与姚蓬子团圆了，一起住在明瓦廊。隔着中厅，对面的房子锁着，无人居住。姚蓬子觉得非常清静，紧张、沮丧的心境算是舒畅了些。
徐恩曾委任姚蓬子为“中统”的“训练股干事”，每月给他津贴一百元。手中有了钱，小家庭可以过小康日子，姚蓬子心又安逸了些。于是，如同变魔术一般：原是中共中央特科联络的姚蓬子，转眼之间，竟变成了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在“训练股”当了一阵子“干事”，毕竟觉得在南京抛头露面，不大方便。于是，徐思曾给他安排了一个恰当的差使：到安徽芜湖，当那里的《大江日报》副刊主编。
芜湖离南京并不太远，但那里几乎没有姚蓬子当年的左翼朋友，不会使他感到难堪。何况《大江日报》发行量有限，当个副刊主编，并不很醒目。
姚蓬子在那里干了一段时间，情绪慢慢安定下来。从未写过长篇小说的他，居然写起《十年间》，在副刊上连载。
姚蓬子的“积极表现”，使徐恩曾深为满意。于是，徐恩曾下令广登《大江日报》的广告。
下面是从一九三五年四月出版的《社会新闻》杂志第十一卷三期上查到的广告，用醒目的大字标出“姚蓬子”三字：
《大江日报》，芜湖大花园烟西墩。本报行销长江流域及安徽全省与芜湖市。
《大江日报》副刊，姚蓬子主编，日出二版。内容取材精警，趣味浓厚，执笔者均系现代有名作者，并由蓬子创作长篇小说：《十年间》。
怪哉，一家报纸的广告，不提社长，不提总编，却要突出副刊的主编，突出姚蓬子的大名。
其实，这广告的潜台词，无非是在说：你们看，自从姚蓬子脱离共产党之后，干得挺不错呀！
姚蓬子呢？反正已经成了“过河卒子”，那就只有“拼命向前”了。
丁玲笔下的姚蓬子
就在姚蓬子的《宣言》见报的前一日——五月十三日，对门的房子搬来了新的邻居。
徐恩曾早已告诉过他新邻居是谁，并把监视新邻居的任务交给了他。可是，他的新邻居并不知道他住在对门。那天，姚蓬子“下班”，刚走进明瓦廊的院子里，突然从对面的屋子里跑出一个女人，大声惊呼：“蓬子！蓬子！你住在这里？”
“嗯，嗯。”他低着头，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蓬子，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会住在这儿？我们成为门对门的邻居，太好了！”女人不停地说着。姚蓬子赶紧往自己屋里走。那女人还想跟进来与他聊聊，他连忙把门掩上。
那女人双眉紧蹙，不知道姚蓬子为何如此冷淡？须知，当年她与姚蓬子曾是《北斗》杂志“三驾马车”中的“两驾”！
她，丁玲，已经整整一年失去了组织联系，骤然见到姚蓬子，她怎不欢呼雀跃？
记得，记得，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松江县城，当施蛰存先生与陈慧华女士举行婚礼之际，丁玲和沈从文从上海赶去，在那里是诗人戴望舒介绍她结识一位年轻诗人，他便是姚蓬子。这是她第一次见到他。
记得，记得，从松江回来后，他与她便常来常往。他们住得那么近，两条马路紧挨着。姚蓬子住在马浪路（今马当路），丁玲住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饭后散步，几分钟就到了。那时候，在丁玲的心目中，姚蓬子是一位可敬的左翼作家。他向她谈起鲁迅、冯雪峰、冯乃超、柔石，谈起他们正在筹备成立的“左联”。后来由于胡也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她也去济南了。
记得，记得，一九三○年五月，当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通缉，不得不与丁玲先后逃往上海，住在上海环龙路。在这危难之际，首先前来探望并给予可贵帮助的，便是潘汉年与姚蓬子。
记得，记得，同办《北斗》的那些日子里，她与姚蓬子的合作是愉快的。姚蓬子善于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有着经商的本领，很快就弄来了纸张，谈定了印刷厂……
在丁玲的印象之中，姚蓬子是不错的，能干的。
丁玲迁入明瓦廊的翌日，正是她被捕的周年纪念日。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五月十三日，她、冯达、母亲、儿子一起，获准迁入明瓦廊居住。
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旬，笔者在北京西苑宾馆见到丁玲。“为边陲优秀儿女挂奖章活动”正在那里举行。一头银发的丁玲站在话筒前，发表了十来分钟的即席讲话。趁她休息之际，我去找她，想跟她约个时间，请她谈一谈姚蓬子。
“我正忙，眼下没有时间。”她对我说道，“我已经写完一部回忆录，其中有许多地方谈到姚蓬子。你看了回忆录之后，有什么地方觉得不明白或者不详细，我们再约时间谈。”
我为她拍了照片。
不料，我还没有读到她的回忆录，她却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病逝。
在她离世后一年，她的遗著《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发表了。我细读全文，果真，内中许多地方提到姚蓬子，也谈到徐恩曾。特别是其中《与姚蓬子为邻》一节，详细写及姚蓬子。可惜，有些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已经无法请教丁玲了。
在这里，我只能摘录丁玲的回忆录来代替对她的采访。
丁玲称徐恩曾为“笑面虎”。她在《徐恩曾的出现》一节里，是这样描述“笑面虎”的形象的——
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象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心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这是要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他一口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
丁玲又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她与姚蓬子的认识、交往，描绘了姚蓬子的叛徒形象——
回想还是在一九二八年，天气还冷的时候，沈从文和我一同从上海去松江，参加施蛰存先生的结婚典礼。他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在施先生那里，我们认识了姚蓬子。（引者注：据我访问蛰存先生时，他回忆与夫人陈慧华结婚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五日。前来庆贺婚礼的，除丁铃、姚蓬子、沈从文外，还有戴望舒、冯雪峰、刘呐鸥、林徽音等作家、诗人。）回上海后，姚就常来我家作客。他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浪路，我们住在萨坡赛路（引者注：今上海淡水路），相距很近，又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所以很容易就混熟了。一九三○年春，上海筹备成立左联，蓬子常常把左联的消息带来，他自己是否参加了筹备工作我不清楚。他常常谈鲁迅、讲左联的一些筹备人，冯乃超罗，冯雪峰罗，柔石罗等等。他们似乎很接近。这些消息很能安慰我那时独居上海的寂寞心情。后来我去了济南，不久又和胡也频从济南回到上海。我们决定参加左联，便是潘汉年和他一起来我们家里和我们谈话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我接受组织委托，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姚蓬子和沈起子被分配协助我，姚蓬子分工排版面、跑出版所，负责印刷及校对。因此他和我就经常有联系。一九三二年夏季，他主编《文学月报》。只两期，便被文委负责人冯雪峰把他免职，他就离开左联，到潘汉年负责的互济会做地下工作去了。从此，我许久都未再见他的面。
我一搬进明瓦廊（引者注：丁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家中被捕，押往南京。这年冬天，被软禁于莫干山。一九三三年底，被押回南京，软禁于“曹先生家”。一九三四年四月，丁玲的母亲和丁玲的四岁儿子祖麟被从湖南接到南京同住，于是，在五月十三日迁往明瓦廊），忽然看见他和他的妻子、儿子（引者注：即姚文元）已经先住在这里了，我不免大吃一惊，脑子里都来不及转一下，就觉得欣喜非常。这是在上海认识的老熟人，是朋友，是同志啊！我一下跳到他们面前，大声叫唤，我有许多话要对他们讲，有许多事要告诉他们。他们是我最亲的人，是我梦寐以求的人。可是他们，却显得十分冷淡。姚蓬子低头走进里屋，他的妻子敷衍着我。我一点不理解，我想问他们，我有一连串的事要问他们。他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的？他们怎么落到这般田地？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们好象很沉闷，看样子，他们不会告诉我什么。我只好颓丧地回到我自己的那间房子里。
第二天，冯达（引者注：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不久，丁玲与冯达结婚、冯达原为史沫特莱的秘书，中共党员。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晚，丁玲和他同时被捕，事后丁玲才知，是冯达告密，国民党特务才知道她的地址）拿来一张当天的报纸，我一翻，一条触目的启事赫然射入眼帘：《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我赶忙读下去，当时引起我的愤怒、惊异、慨叹和鄙视，真难以形容。开始，我几乎不相信这是他写的。后来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他写的。这一纸宣言引起我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言论和表现。那宣言中的文字完全符合他一贯的思想感情。现在想来，说实在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在党内呆的时间不短（他什么时候入党的，是在参加左联之前还是在左联成立之后，我记不清楚了），我以为他不过跑进共产党来混了一阵，就象他兴致高时去跑一次赌场那样混过一段时间而已。他平日是一个懒散的人，常常感到空虚。有时高兴，他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再呢，就是沉默不语。现在看到他的启事，我很为他难受。如果你对共产党失望了，真的失望了，你对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了，也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趁这个时候向人民发“宣言”。何况在“宣言”中说了明显的谎话，说什么把希望放在国民党、放在三民主义上面。我根本不相信他对国民党、对他们的假三民主义会有什么好感。他无非是怕死，怕坐牢，乞求国民党网开一面，饶他一命而已。莲子！我们过去虽然曾是朋友，一同战斗过，但现在，我们是分道扬镖各走各的路了。
大约有一个月之久，我们虽然住在一幢堂屋里，我们的房门对着房门，但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清晨，不知他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就出门了。夜晚总在我睡后很久才回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什么地方混日子去了，她对他只是完全顺从，是一件附属品。
大约在一个月之后，姚蓬子才逐渐留在家里，而且找我说话了。他对我诉说，他的确是对共产党灰心了，他告诉我他是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的。他把写有接头地点的纸条吃下肚了，没有供出一个同志。还说过去他很早就同潘汉年（潘汉年领导他的工作）约好，万一他被捕，他就假自首。他一直是这样准备着的。后来，解到南京监狱，他看见有一些比他老的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先后自首；特别是他看到李竹声，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那个留守上海在临时中央主持善后工作的人，在被捕后，竟能把几十万元党的经费交给国民党自首，为自己留下一条活命，他就产生一种思想，如果需要牺牲，首先应该是李竹声。这些人都贪生怕死，那他为什么要死呢？……他还说了一些其他人的情形。他给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的感情已逐渐平复，不管他话中有多少真真假假，我全不相信，我根本听不进去，我看透了他，我们是两路人，我同他不再是朋友，更不是同志、战友，是陌生人，我感到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尽管我不免为此难过，但我却已把对他的同情、怜惜，一个同志的热情，一点不剩地全收回了。我冷静地思考，现在国民党安排他和我们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国民党当然企图利用他来软化我，对我劝降，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国民党以为他仍会是我的好朋友，认为他对此刻的我将产生很大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妄想我逐渐可以发生变化，变得与姚蓬子一样投靠他们，变为安分守己、老老实实、驯驯服服地在南京生活下去。但是我也萌生一种想法，既然他已经不是我的战友，他是在为敌人做事，我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他，借助他来欺骗国民党呢？这种想法和做法，我当时并不是一下懂得的，多少也受了冯达的一点影响。我十分痛苦，但却逐渐习惯有这样的看法、想法，并逐渐尝试着以此来对待姚蓬子。我本来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太懂人情世故的简单的人，但现在处在如此艰难复杂的社会里，为了应付环境，要斗争生存，要战胜敌人，迫使我不得不也变得复杂起来，变得稍稍聪明一点。对姚蓬子是这样，对原是我丈夫的冯达，何尝不也是这样呢。
自然，我一直没有因为我，而要蓬子或冯达再于什么对党和革命有损的坏事。直到一九三六年我秘密离开南京时，我仍然希望他们不要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得太远，我希望他们珍视自己的余生，努力争取将来能有回头是岸，立功赎罪的机会与可能。
丁玲的以上回忆，弥足珍贵，她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姚蓬子，写出了姚蓬子从投机革命到沦为叛徒的思想过程。八旬高龄的丁玲在离开人间之前，为世人留下了储存在她的脑海中的重要史料。
在回忆录中，丁玲还曾提及：
一九三四年五月间的一天，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曾“光临明瓦廊”，“说是特来看望我和姚蓬子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丁玲生了女儿祖慧。十月半，丁玲出院，迁往南京“中山大街向东拐进去的一条小街上的一幢小楼，上下各三间，我们一家住在楼上，姚蓬子一家住楼下”；
一九三五年春，她和姚蓬子两家人迁往南京中山门外的小村庄——苜蓿园。“这幢五间房的茅屋，茅屋周围有些空地，竹子围篱。屋子小，质量不高，房租也不贵，有点象隐士的居处，恰合我意”；
一九三五年秋，丁玲在苜蓿园患伤寒病。为了住院治疗，“只得向姚蓬子暂借二百元”。冬，丁玲病愈，她的母亲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一共也才有二百来元，我一起拿来还了姚蓬子。姚蓬子知道我的性格，把钱收下了。他问我是否愿意化名写点不相干的小文章，他拿去在《芜湖日报》（引者注：似应为《大江日报》）发表，可以多给我稿费，度过这艰难的日子。我推脱说，日子可以过得去，拒绝了。我心里想：《芜湖日报》不是国民党报纸吗？我现在落在国民党的陷阱里，在敌人控制下，我怎能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写文章呢？即使我的文章不反动，甚至是有革命倾向的，我的感情也决不允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