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传-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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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记起了许多面貌、城市、伤心的事，虚荣的事。他记起了家、大战、放浪形骸的生活、荒唐的游荡和过度的兴奋、工作、手摸着黏泥和人体时的快感、霉烂了的爱情、强烈的渴望、癫狂、绝望。在那叫做“生活”的旷野里，他是在什么地方迷了路？又是为什么迷了路？
三
牧师住宅，木板盖的教堂、他喜欢在里面游泳的那些湖泊、他追赶过蝴蝶的那些小山——这些都是他的出生地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和他的童年的一部分。
他记得关于他祖父的许多故事——他的激烈的见解、非正统的言行和对科学的爱好——以及这些事曾如何成为他童年向往的目标。他尤其记得他那热爱语言文字的父亲，还有那又温柔又刚强的母亲，她一直私下相信她的儿子是注定了要做一番事业的。
他的父亲马尔科姆·尼科尔森·白求恩，在二十一岁的时候，抛弃了行医、传道和教书的家庭传统，去从事比较庸俗的商业。1880年他和哥哥安格斯一道乘船去夏威夷，准备买一片橘树林来发财。但是在檀香山他认识了伊丽莎白·安·古德温，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们的相识整个儿改变了他的一生。她不久就去加拿大跟他结了婚。
1888年，他们的婚姻生活里有了双重喜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珍妮特出世，同时马尔科姆进了诺克斯神学院准备做牧师。他被任命为牧师以后，便把他的小家庭搬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小镇格雷文赫斯特，在那儿初次执行牧师的职务。就是在这儿，在1890年3月狂风暴雨的一天，在长老会的牧师住宅里，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出世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子。
诺尔曼两岁的时候，马尔科姆·白求恩牧师调到比弗顿，然后到多伦多，在以后若干年中，还到过艾尔默、盲河、苏·圣玛丽、欧文桑德，最后又回到多伦多。可是有许多年诺尔曼都在格雷文赫斯特过夏天。这儿，在马斯科卡湖里，他养成了对游泳的爱好。也是在这儿，他开始显露出对森林和夏日天空的爱好。
白求恩家无论搬到哪儿，家庭生活总很活跃、丰富而且温暖。有好多年全家爱玩一种识字游戏。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哪个孩子能正确地念出一个生词并且说出生词的意思，就得五分钱作为奖励。通常总是诺尔曼得奖，可是他总把得到的钱跟姐姐和弟弟平分。另一种游戏是诺尔曼一个人玩的：搬动家具。他喜欢按照自己对形状和色彩的想法重新布置每个房间。家里人认为他担任室内装饰师未免太早了一点，但是仍然耐心地任从他这种嗜好。
从最早的时候起，他的冒险精神和做外科医生的志向就被认为当然的事。刚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一种肮脏但科学上是必要的工作——解剖苍蝇和鸡骨头。后来他在解剖方面的调查研究逼得他的母亲也做了一番调查工作。有一天下午，满屋子突然都是刺鼻的气味。她一直找到阁楼上，发觉诺尔曼正在那儿很细心地从他刚煮过的一条牛腿上把肉切掉。“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问他。他简略地回答：“我在把肉弄下来，好察看骨头。这些骨头可以做成很好的标本。”她急忙走开，让他继续搞科学研究。那天，他后来把牛骨头放在后院的篱笆旁边晾干。也是在八岁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宣布大家不许再叫他亨利了，而要叫他诺尔曼，并且把和他同名的祖父的外科医生铜名牌挂在自己卧室的门上。
他在许多城市的不同学校里受了早期教育，但最后在多伦多的杰斯·凯察姆公立学校和欧文桑德城的高级中学毕业。他快要进大学的时候，白求恩夫妇搬回到多伦多，以便让诺尔曼，以及不久以后让马尔科姆，能够进多伦多大学。
虽然他们生活过得还算宽裕，可是一个长老会牧师的薪水决不够供给两个儿子上大学。诺尔曼在多年前靠送报挣过零用钱，现在又去工作挣钱来缴学费。他在大学食堂里当侍者，挣的钱付了一年级的费用。以后又在五大湖的一艘轮船上当了一夏天火夫。
接着又在温索尔干了一阵新闻记者，其间他发现把字串成文章不但容易而且挺有意思。有一年他没有上学，在安大略省埃奇利城教书，挣够了下学期用的钱。他教有些年纪比他还大的学生读、写、算，这样净赚到三百元钱。另外他还教过一个圣经班，并且在安大略省北部的森林里当过伐木工人。在那儿做工使他的骨架长宽，肌肉长结实了。他讲起当过伐木工人总很自豪，并且多年来珍藏着那时候的一张相片，那是他和四个“真正的”伐木工人的合影，他们都比他高大得多，都有六英尺来高，并且肌肉都很发达。
他现在二十四岁了。他的小鼻子、宽下巴和金黄色头发像母亲，宽脑门和蓝绿色的眼睛像父亲。“母亲给了我一个传道家的性格，”他喜欢这么说，“父亲给了我一股要行动、要干的热劲。”不知在什么时候，他养成了对绘画和雕刻的爱好。他的手长得又长又坚实，使他得意非凡。
他也养成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他用手指捏塑的黏泥，涂在画布上的颜料、任何使他看了喜欢的东西、通过教科书和讲堂在他面前展开的愈来愈广阔的天地——这一切都是美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美好的。
就在这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他的种种梦想和计划，正如对于所有憧憬未来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一样。
他还有一年就可以得医学博士，但是加拿大宣战的那天他随即参加了军队，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他出发到法国去，在加拿大第一师的战地救护队当担架员。
可是不久以后，法国就不再是“美国的法兰西”，而是一所大停尸房了。他给一个国内朋友的信里写着：“这场屠杀已经开始使我感到震骇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值得。在医疗队里，我看不到战争的光荣，只看到战争的破坏。”后来在伊普雷，当加军大批地在敌人炮火下死伤的时候，他给一颗榴霰弹打倒了，左大腿炸得露出了骨头。这回该轮到他从战场上给抬走了。由于失血而十分虚弱，头脑里留下了伤员的呻吟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使他往后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
他在法国和英国的医院里住了六个月，然后作为伤员遣送回国。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算完了。
两三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大学里准备取得学位。毕业的时候，多伦多的一家陆军医院给了他一个实习医生的位置，但是他拒绝了。他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怀疑在屠杀和破坏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东西；不过他也只是怀疑而已。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也提不出明确的疑问。他只知道别人还在那儿；且不管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总不情愿坐在边上旁观，而觉得有一种和他们在一起的需要。
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在“飞马号”军舰上当上尉军医，一直到1918年。停战以前六个月，经他自己请求，被调到驻在法国的加拿大航空队里当军医。
德国投降的时候他正在法国。庆祝胜利以后，他和朋友们坐在一家巴黎小酒馆里，大家都纳闷，不知道现在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二十八岁，两鬓未老先衰地露出了白发；大好青春已经付诸流水了。大战在白求恩的学生时代后面加了一个句点。现在又在白求恩的成人时代前面画下了一个问号。他突然感觉到衰老，不知所措——模模糊糊地开始向往新鲜的事物。
年轻的时候他只认识加拿大；成年以后他只认识欧洲。他发觉自己成了一个没有归宿的人，彷徨歧途，走投无路，只是丧失的时间需要去追补。他感到幻灭，那就是西方小说家在以后二三十年中要在西方世界传布的幻灭……他留起了胡子，在英国退了伍。
四
后来，他回想起战后的伦敦岁月，总说自己是“海外戆人”。
他到达伦敦的时候身边只有空军的军饷；可是不久他就很阔绰地过起日子来了。“我没钱，”他这样解释，“但是喜欢艺术。我不久就发觉一件很妙的事：许多很有钱的人对艺术却一窍不通。我就利用起我的鉴定的本领来了。”
他到法国和西班牙去，利用鉴定的本领，在艺术家的工作室和艺术品铺子里，以及灰蒙蒙的货栈里搜罗货色，拿到伦敦去卖，赚一笔厚利。他第一次去的时候，总共只有一百英镑本钱，都是向朋友们借来的。他带回来许多好货色和精巧的艺术品，卖给伦敦的艺术品商人，净赚了两百英镑。每到存款不多的时候，他就渡过英吉利海峡。有两年他就这样挣了足够的钱来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无数的书，别人借钱有求必应，并给自己备办了粘泥、颜料和画布。
他走在街上的时候，摆动着一根手杖，胡子和灰白的两鬓使他显得比实在的年纪老些，做工极讲究的衣服使他显得很英挺。他出入梭瑚区的公寓，那样子真引人注目。在那个公寓里，他和一个在法国认识的澳大利亚医生住在一起。他们在这儿，在梭瑚区的中心过尽了放浪形骸的生活。这位年轻的医生沉浸在战后伦敦放荡的气氛里，他一面在医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通宵狂饮。目的是要体验一切。战争让他认识到生命不值钱，死起来很快，而人能用来体味生活所提供的一切事物的时间却很少。
与此同时，他母亲经常给他写信，劝他要牢记《圣经》，要做礼拜，要避免犯罪。他很孝顺地写回信，向她报告自己做实习医生的进展。一连三年他忙着做外科手术、绘画、雕刻、结交新朋友、解释佩特的学说。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伟大的外科医生，只不过是一个努力和时间的问题罢了。三年以后他的实习期满，便在伦敦东区的一家私人诊所里任职。
“啊，命运之神，命运之神，”关于这个时期他后来写道，“她们是以两个女子的形式出现的。”
第一个女子是埃利诺·德尔大夫，她的丈夫是一个富有的英国实业家，她本人也极富有。她就是白求恩在其中工作的那个东区诊所的所长，后来做了他的朋友兼资助人。在她的敦促指导之下，他努力进修，准备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会员的考试。德尔大夫供给他钱，白求恩大夫记下数目，好在日后全部还清。他答应德尔大夫到欧洲去继续进修两年，然后在她的赞助之下在伦敦挂牌行医。
1923年秋天，他到爱丁堡去参加外科医学会的会员考试。在那儿他认识了第二个女子，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那是一听钟情，”他老爱这么说。弗朗西丝讲话时用一种柔和悦耳的爱丁堡声调。她的声音、美貌以及“一种不平凡的天真、不平凡的脱俗、加上不平凡的聪明”，全使他大为倾心。接着他热烈的追求也让她倾心了，于是在他考试以后两三个月，他们就在伦敦结婚了。
她当时二十二岁，是爱丁堡一个有名望的人家的独生女儿，英国和欧洲上流社会最好的精修学校的产物。
他们婚后的第二天，他宣布身无分文，最好准备私人开业。在爱丁堡的时候，他向她提起过他打算到欧洲去进修。她问他为什么现在放弃了原来的计划？她宣布她有一小笔遗产，因此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可以继续进修。她不愿意让他的医生事业因为结婚受到妨害。于是1924年春天，他们就到欧洲去了，一面度蜜月，一面求学。
弗朗西丝，年二十二岁，个性非常恬静而羞怯。白求恩，年三十四岁，为人非常直率，举止豪迈。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背景不同，发生了冲突。像当时许许多多上流社会的年轻妇女一样，弗朗西丝对于结婚生活的种种亲密关系怀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恐惧。不久以后他们中间就经常闹别扭、吵架、发生隔膜，使彼此间的敬爱受到了损伤。白求恩的婚姻不久就成为他失败的象征，而战后欧洲混乱的气氛更增加了他的惶惑。
他心里的种种不快使他做出了没理性的行为，弗朗西丝感到害怕，因此就更加矜持。他们的关系成为一串吵架与和好、气恼与温存、责骂与悔恨的不幸的循环。他们曾分离过无数次，结果总是又回到一起，发誓说两人绝对不能分开生活。他一向急躁，而这种不幸的关系又惹起新的急躁、对她爱情的幼稚的考验，以及围绕种种真正的和想象的隔膜而产生的痛苦思量。有一次他在狂风暴雨中跳进了英吉利海峡，险些给淹死。他很难为情地向她解释说，他一直就想要在暴风雨来临时在这个海峡里游泳。而在她看来，他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毁灭自己。
还有一次，他激她跳过一个很宽的峡谷，如果她失足的话，可能会受重伤或者送命。她跳了过去，然后就跑回旅馆，搭了最早的船去伦敦。他写信给她，求她原谅，对那一件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古怪行为表示惊愕。她回来以后，两人亲热了一个星期，接着又因为每天闹别扭和吵架而闹翻了。
他拼命喝酒，拼命进修，拼命过奢华的生活，这样在一年之内把弗朗西丝的遗产差不多都花光了。
这一年并没有虚度，因为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名医的手术，但是他总不愿意记起这一年。他的蜜月是一场胡闹。他的婚姻是一场胡闹。他的生活是一场胡闹。
五
一年过去了，弗朗西丝的遗产只剩下了两百镑。他们用这笔钱回到伦敦，从伦敦到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到密执安州底特律城。
于是1924年暮冬，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夫妇在卡斯街和塞尔登街拐角处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他挂出了祖父的行医招牌，等机会来敲门。他等了一年，机会只是很轻微地敲了一下门。
在他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了一个事实，那是他在多伦多、伦敦、维也纳和柏林学的医学课程中所很少提起的：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
他等了一阵——又等了一阵——可是他的境遇仍然和他的病人们一样。到他诊所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些病人惹他生气。他们到诊所来，或者派人请他到家里去，往往已经病得很重，而他们的病如果在初期是很容易医治的。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请医生？”他往往生气地嚷起来。而病人，一个斯拉夫人，或者匈牙利人，或者土生土长的汽车工人，因为穷觉得很难为情，往往会弄得语无伦次。
在富庶的美国的这个新兴城市里，破烂的小公寓房子、欠付的账单、莫名其妙地普遍患有的疾病，开始使白求恩忧闷起来。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挨了过去，一种新的恐惧侵入了他的单调不堪的生活和工作。他发觉自己比以前容易疲倦并且需要更多的睡眠。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以前一向充沛的干劲和精力。于是随着愈来愈厉害的疲劳，他更加疑虑，更加喜怒无常，更加愤懑。
突然间，一夜工夫，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一跃而成名了——而且有钱了。
他曾在一家州立医院弄到一个兼职，做普通的手术。有一天他从手术室里出来，在走廊上被一个衣着整齐、彬彬有礼的人拦住了。那人介绍自己是格兰特·马丁大夫，白求恩曾听人说起他是底特律最有成就的开业医生之一。
“我很佩服你的技术，”马丁大夫对他说，“我想提议把我的外科病人送到你哪儿去……哪天晚上你和你夫人请到我家里来，我们再详谈，好不好？”
“那好极了。”
他们握了握手。“我觉得我们合作起来一定不错，”马丁大夫恳切地说。
寥寥几句话——而一切都改变了。
在马丁家里，白求恩和弗朗西丝会见了其他名医和社会名流。有钱的和有地位的男女人士现在开始到卡斯街和寒尔登街的诊所来了。钱现在源源而来了。他邻近的病人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来找他，来了又哭穷，而新来的病人看最轻的病也准备付很贵的诊金。在医院里，他在外科方面也开始有进展，应用了他跟欧洲名医学来的技术。两三个月之内，他们搬到头等住宅区的一座豪华的房子里去。可是他还是不肯搬诊所，虽然现在他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大阔佬了。
成功是可喜的，不过有时候，他坐在新装潢的诊所里，不禁看着手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的手还是这双手。难道它们今天有了昨天没有的魔力吗？他找到答案了：它们昨天治的是穷人，今天治的是富人。
他现在要的是钱。他需要钱！不过在挣钱的过程中，他对挣钱的那些方法憎恶起来。他成名以后，已经不是旧日的白求恩大夫了。他发觉自己现在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他送病人来，他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用，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持这个制度。
钱是开端，也是尽头。他尽可能弄够了钱，然后回到原先的贫民区病人当中去，找回失去了的平静的心境，找回玷污了的为贫病交迫的人们服务的医生理想。
钱是那个制度之下大家奋斗的目标，他也就尽量利用他的成名，天天增加收入。但是生活逼着他注意这个现实：许多受苦受难的男女病人需要他医治，可是出不起钱。
他的激烈的见解，公开地到处发表，在有些医生中引起了怨愤和非难。随着喝酒、发脾气、闹情绪，他的身体慢慢地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同事们注意到这一点，劝他减少工作。他们的劝告使他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
终于他的精力和恢复疲劳的能力完全消失了。他一清早就觉得累，上午开始看病的时候还是照样累得难受，但是不分昼夜，他从没有拒绝过给人看病，尤其是穷苦的病人。
弗朗西丝看着他这样心里害怕，竭力劝他休假。“你在把自己赶进坟墓。你绝对不能这样搞下去。”
“我什么毛病也没有，”他不耐烦地回答。
他得了很厉害的咳嗽病，起初他没注意，后来就用普通的成药治了一下，但是他的咳嗽愈来愈严重，弗朗西丝听见他咳嗽着回家时觉得刺耳，半夜里也常常给他吵醒。
他的两颊发红，好像发烧一样。渐渐看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