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评传-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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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痊愈。此等医术，令人敬佩。李时珍还记述了《南史》中同样一个病例，
然后评论为何须在冬月平旦浇以冷水呢？
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证。《素问》所谓诸禁鼓慄，　皆属于火。治法，‘火郁则发之也’。
而二子于冬月平旦浇以冷水者，冬至后阳气在内也；平旦亦阳气方盛时也。折之以寒，使热气
郁遏至极，激发而汗解，乃物不极不反，是亦‘发之’之意。《素问》所谓逆者正治，　从者反
治，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通道路，令气调和者也。
——《新汲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399—400　页
李时珍的这一分析，坚持了辩证思维方法。火郁必发，但物不极不反，冬月
平已浇以冷水，是利用阴阳矛盾双方发生激烈斗争，促使矛盾的主要方面发
生转化。若非国医妙手，是不敢坚持此种治疗方法的。说明坚持彻底的辩证
法思想的医家，无所畏惧，敢于创造条件，促成矛盾的转化，造福于人民。
医家之于疾病，或逆者正治，或从者反治，手段虽有不同，目的都是一个，
即“疏通道路，令气调和”。一旦阴阳调和，则暂时失去平衡的生理机能自
会恢复正常。
古代哲学中的矛盾学说，在《老子》、《庄子》中主要注重其消极方面，
即主静、不争、贵柔、守雌，害怕矛盾的转化；《易传》、《韩非子》则主
张阴阳相激，水火相射，冰炭不同器，矛盾不两立，注重矛盾的斗争和转化。
《内经》以来，古代医学家们主张调和阴阳，但并不害怕矛盾转化，遣方、
投药，无不立足于促进阴阳转化，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这正是坚持了好的
思维传统。不难看出，李时珍是坚持并发扬这一思维传统的佼佼者。
四、质和量相统一的度量分析法
关于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关系问题，在我国医药学中从来受到重
视。李时珍继承这一优良思想传统，在自己的药物实践中，灵活运用，做出
了独到的贡献。
李时珍强调，每一方剂中，君臣佐使的配伍，不只要认真考虑药物的品
种，尤其要注意其中不同品种的量的区别。同一处方，药物品种虽同，每味
药物的分量不同，其疗效就大有区别；而且强调，同一处方治同一病症，其
剂量应随季节的变化和患者身体的素质不同而增减。
服药是为了除病，病除药即止，不可久服过量。医家应充分考虑到药物
的分量与除病的需要之间的平衡关系。药物使用过量，反会造成人体生理机
能的平衡性的破坏。这同样存在质与量的关系问题，李时珍再三提醒人们要
严加注意。
治病当分轻重缓急，循序渐进。不同的方剂只能调节生理机能受到破坏
的某些部分，从生理机能的局部恢复正常到人体全面恢复正常，也存在一个
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过程。不论主次，不分先后，见病投药，是不会有好
效果的。
总之，李时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医药中的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问
题。药物中的“量”的问题，不只表现为药物的斤两钱分的重量问题，可能
表现为药物炮制中的时间定量问题，也可能表现为方剂的更换次数问题，以
及病变的部位深浅和投药的次第问题。在中国医药学上对质量转化关系的分
析，是十分精细的。李时珍对此异常精通。《本草纲目》中保留的这一方面
的资料较多，附方中很大部分都涉及质与量的关系问题，值得深入发掘。
首先，方剂配伍重分量。
李时珍引证《千金要方》中的加减“三黄丸”作为典型，分析其中的药
物剂量的变化，说明组成同一处方的几种药物，在不同季节应当使用不同的
分量，才能达到治疗效果。
加减“三黄丸”，由黄芩、大黄、黄连三味药物组成，孙思邈指出它的
功效是：“疗男子五劳七伤，消渴不生肌肉；妇人带下，手足寒热：泻五脏
火。”这三味药的配方因季节变化而改变其剂量比例。大体说来，春三月，
黄芩四两，大黄三两，黄连四两。夏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三两。
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冬三月，黄芩三两，大黄五两，
黄连二两。（《黄芩·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82　页）这一典型方剂的剂
量变化，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三黄丸的质应由三种药物的不同配伍
来决定：第二，三黄丸的质量还要随治病的需要而定，要根据人体同自然环
境的统一来考虑，不同季节三黄的剂量也不同。这正表明“三黄丸”的名称
同一，药物品类相同，由于剂量有别，而质量不一。因此，衡量一副药的质
量，不只看它由哪些药物配伍而成，尤当着眼于其中每味药物分量所占的比
例。药物品种不一，性质随之有异；诸药分量比例不同，其质亦有区别。
关于中药的数，有时是以模糊数学的方式采用轻重、缓急、多少、洪微
等词汇加以描述。例如“巴豆”这种药物，固然可以用七颗、八颗、一两、
二两来显示它的数量，当其用雌雄之别、生熟之别来标示其药效时，其中也
含有量的区别。《本草纲目》论述巴豆的功效说：“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
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可升可降药也。”又说：“（巴豆）紧小者是雌，
有棱及两头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缓也。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
失宜，参术亦能为害，况巴豆乎？”（校点本第三册，第2052　页）李时珍在
分析了巴豆生猛、熟缓、雄峻雌缓之后，提出峻用与微用的关系。生熟、雌
雄之别，是用量的区分来说明药性的质的差异。峻用、微用，则是用量的差
异来说明药与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病证要求对同一药物考虑其量的不同。
李时珍说：“巴豆，峻用则有勘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譬之
肖（何）、曹（参）、绛（侯）、灌（婴），乃勇猛武夫，用之为相，亦能
辅治太平。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尔。”（校点本第三册，第2054
页）猛缓、峻微这些词，用以表述量的规定比较模糊，使用中则有较大的适
应性，显示了人们认识的灵活性，参和常用的计量标准，同样，可以揭示药
物质的差异。
其次，对症投药守节度。
遣方投药，要“量人大小”，不可过度。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医家尤
当注意。同样的病症，同样的配方，老年人，壮年人、幼儿用量是不同的。
量的变化因人而异，同前述因季节而异的原则相辅而行。既考虑季节变化，
又考虑人体素质的不同，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思维法则。李时珍对此同样
十分精通。《濒湖集简方》载有治疗老小滑泻的一个方剂，写道：“白术半
斤，黄土妙过，山药四两炒，为末，饭丸。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入参三
钱。”（《术·附方》校点木第二册，第737　页）“量人大小”，服量不同，
此其一；因人而异，酌加人参，此其二。前者讲量的差别。后者讲质的差异。
白术与山药，一用半斤，一用四两，是按分量决定药质。类似的附方在《本
草纲目》中，不为罕见。
服药除病，不可过量，这是人所必知的通常节度。用药过度，物极必反，
危害极大：良药久服，亦必成灾，不可不慎。如麝香，有的医家说，风病必
先用之；朱丹溪则说，风病血病必不可用。李时珍从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加
以分析，认为以上二说“皆非通论”。他说：“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
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
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
（《麝脐香·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9　页）“过”与“不过”，这也是
模糊的语言，其分寸在于医家临证斟酌。要根据季节、体质、病变之浅深、
新久，综合考虑加以抉择。
《本草纲目》指出，有些药物明知它有毒，仍不得不用，关键在于使用
的分量适应病证的需要。在节度之内，不到杀人之量，不会造成杀人。李时
珍说：”硇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癥病，用之则有神效。盖
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
此物消化，岂能去之？”有人说，此药服之可“化人心为血”，李时珍说，
这是“甚言其不可多服矣”。（《硇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56　页）
他还引用《丹房镜源》的观点加以申述：”有沉冷之疾，则可服之，疾减便
止。多用则成拥塞痈肿。”（同上）这里强调的“不可多服”，是模糊的数
量概念，其分寸之掌握，在于医家的精湛技艺。
治病必须考虑病变的”表里时日”，投药要循序渐进。这是又一种节度
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医家已认识外邪侵犯人体致病，有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逐步发展的规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战国时名医扁鹊过齐，
说齐桓侯”疾在腠理”，桓侯不信；过几天又说：“疾在血脉”，仍不信；
再过几天指出：“疾在肠胃间”，桓侯反不悦；最后病变深化，“疾在骨髓”，
无法施治，桓侯终于病死。李时珍强调医者治病必须“顾表里，循次第”，
他转述另一个生动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梁武帝时，属官范云得时疫热疾，
召名医徐文伯诊之，范云催促医生，务期速愈，以便参加武帝的九锡盛典。
文伯说，速愈倒办得到，只怕两年后会一病不起。范云不听警告，说能再活
二年已不错了。只要能参加九锡盛典，在所不惜。文伯从命，施以速愈之术。
以火锻地，布桃柏叶于上，让范云卧其间，不一会，全身汗出，病就好了。
过了两年，果然发病不治而死。李时珍分析说：“取汗先期，尚能促寿。况
不顾表里时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叶发汗妙法也，犹有此戒，可不慎与？”
（《桃叶·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48　页）这说明治病的目的在恢复生理
机能的稳定平衡，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不顾机能
恢复的阶段性，急躁从事，结果将欲速不达，适得其反。急躁求速，实是对
生理机能造成新的破坏。这种破坏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反以为得计。当这
种新的破坏由微之著，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将无可救药，范云的悲剧正是如
此。李时珍对医药学中质与量的辩证关系的这种分析方法，异常深刻。
最后，药物炮制慎火候。
冶炼钢铁，要注意火候：炮制药物，同样要注意火候。火候不到家，钢
铁的质量就不符合要求；煎药不讲“火候”，同样难于保证药剂的质量。这
本来是很容易认识的道理。正因其易于认识，也更易于忽略。李时珍对药物
炮制的火候问题，再三致意。
药物的浸泡要讲时日。焙炙要讲次数。有些药物的炮制过程须用酒、小
便、米泔水、清水等浸泡，浸泡的日数因季节而异。《本草纲目》所载治风
湿的“苍术散”的炮制方法是：苍术一斤，粟米泔浸过，竹刀刮去皮，半斤
以无灰酒浸，半斤以童子小便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取出，净地
上掘一坑，炭火锻赤，去炭，将浸药酒，小便倾入坑内，却放术在中，以瓦
器盖定，泥封一宿，取出为末。每服一饯，空心温酒或盐汤下。”（《术·附
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40　页）这里用童子小便浸泡、四季浸泡的日数不同，
泥封须经一宿，这都是用浸泡和泥封时间的长短决定药物的质量，坭坑火锻
达到“赤”的程度，亦与苍术散的质量有关。《本草纲目》另载有滋阴降火、
开胃进食、强筋骨、去湿热的“坎离丸”，它的炮制过程，火候标准更复杂。
此丸由两味药组成，一是白苍术，二是川檗皮。二者炮制过程不同。”白苍
术刮净一斤，分作四份，一份川椒一两炒，一份破故纸一两炒，一份五味子
一两炒，一份川穹�｛一两炒，只取术研末。川檗皮四斤，分作四份，一斤酥
炙，一斤人乳汁炙，一斤童尿炙，一斤米泔炙，各12　次，研末，和匀，炼蜜
丸梧子大。每服30　丸，早用酒，午用茶，晚用白汤下。”（校点本第三册，
第741　页）其中包含种种量的规定：有各用几斤的比例区别；分成几份炒炙，
佐药有别；炙的次数不同，成丸大小有定，每次服用粒数也有规定。在这里
量同质的辩证关系，通过炮制过程中诸环节的火候的掌握表现出来。
关于药物熬制要注意文武火候的问题，李时珍多次谈到。《本草纲目》
引用《集简方》的记载，治脾胃虚损的“参术膏”的熬制过程是这样：”白
术一斤，人参四两，切片，以流水15　碗浸一夜：桑柴文、武火煎取浓汁熬膏，
入炼蜜收之。”（校点本第二册，第735　页）许多中草药气味易于挥发，煎
熬过程中掌握文火、武火的人候十分重要。大体先用“武火”，后用“文火”。
“文”、“武”这类同，也是一种模糊语言，反映模糊数学观念，它并未规
定高于多少温度算“武火”，低于多少温度算“文火”，其奥妙在于实践经
验中灵活掌握。参术膏的熬制正是如此。
药物的干燥方式与焙晒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药质的因素。对此，《神农
本草经》早已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论述。当时只提出有“阴干”、“暴干”之
别，乃自然干燥方法。还提出某些药物不宜在烈日下曝晒，这已给后来的炮
制过程注重“火候”作了启示。陶弘景《名医别录》明确指出，有些药物、
制丸散时，“若逢阴雨，微火烘之，既燥，停冷捣之。”又说：”凡煮汤，
欲微火令小沸。”这些著作对煎药的火候问题都未作系统论述。
李时珍总结历代医家经验，对于煎熬汤药的“火候”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其中渗透着重视质量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
凡煎药并忌钢铁器，直用银器瓦罐，洗净封固，　令小心者看守，须识火候。不可太过、
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佳若发汗药，必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熬，下消黄
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
——校点本第一册，第56　页
这里强调煎药须分“紧火”、“慢火”、“急煎”、“再煎”，不可“太
过”、“不及”，都是用模糊的语言作量的规定，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取火
煎药最好用木炭、芦苇、枯竹，它关系到火候与药物质量的关系。因为这类
燃料火力不猛，易于控制文武火候。李时珍说：“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
修治如法，而煎药者卤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观夫茶
味之美恶，饭味之甘餲，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
老成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火用
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也。”（校点本第一册，第419　页）由烹
饪之得失，决定茶饭之美恶，类此而知“先武后文”煎制得法，药方有效：
“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足见火候同药效之间存在量同质的相互关系。
用陈芦、枯竹取火，之所以不损药力，正是利用其武火、文火易于控制调节。
取火物的质量，影响火力和药物的质量，如此论述，饱含朴素辩证法的质量
观。
李时珍在论述处方配药、因人施药、焙制方药问题时，处处考虑到量和
质的辩证关系，坚持质与量辩证统一的分析方法，对传统哲学中质量相互转
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了生动地运用与发挥。
五、执常御变的常变统一思想
“常”和”变”是李时珍经常运用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史上，“常”，
反映事物的常规性，即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变”，反映事物的变动性，
即事物发展的特殊表现。李时珍不管论病、论药，经常考虑一般的、普通的
原则，在特殊条件下如何具体运用。坚持辩证的思维方法，反对不知权变的
形而上学。
李时珍告诫人们，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的生活环境，医药卫生条件多
有不同，医学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药物也古今多异，绝不可以一般原理
原则，硬套千变万化的病变，用一种药方普治百病；患者或生豪富之家，或
生贫贱之家，虽同病亦须异治；人们的脏腑总有偏胜，就病施药不可一概而
论。医家的医术高明与否，全看能否执“常”以应“变”。
就药物而言，五味四气是固定不变的，但不同药物相反相成，千变万化，
未可执一；同一药物，有人用之如神，有人用之无效。常中有变，变中有常，
药理奥妙，运于一心。患者虚实有别，用药亦当有异。药物归经各遵其常，
但可随配伍不同而改变其归经，此又常中有变。医家若不精通“常”与“变”
的辩证关系，犹如盲人骑瞎马。李时珍论医、论药，常能医药结合，知其常
而窥其变，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掌握必然以驾驭偶然，真所谓常谈中见妙理，
死法中知活法。格物以穷理，通权而达变，后之名医国手无不为之折服。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一逆一从，或正或反，这就有常有变。正治，
逆病证用药，是常；反治，从病症用药，是变。所以李时珍说：“虽然岁有
四时，病有四时，或春得秋病，或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
宜，又不可泥一也。”（《四时用药例》校点本第一册，第74　页）主张坚持
辩证的常变观，克服“泥一”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
同一病证的患者，年龄有少、壮、老之别，血气有盛、衰之分，对证投
药当区别对待。李时珍引用张仲景的思想予以阐述道：
凡人少、长、老，其血气有盛、壮、衰三等。故歧伯曰：少火之气壮，壮火之气衰，盖少
火生气，壮火散气，况衰火乎？故治法亦当分三等。其少日服饵之药，　于壮，老二时皆须别处，
决不可忽。
——校点本第一册，第52　页
“血气”有盛衰之分，“治法”当少壮有别，这是一般原则，通权达变，全
在医家临证具体运用。李时珍结合自己的丰富经验，对以上原理，体会良深。
关于常山蜀漆的应用，即是一例。
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为治疟要药。李时珍认为，尽管是常
用要药，使用时也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