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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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停下。我们的第40团奉命退到耶拉布加。
　　我们日夜兼程地在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向后撤。在耶拉布加，我们收到阿津的命令，才知道前一个命令是高尔察克的特工机关伪造的。　阿津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在季希耶戈雷村、邦久加饲养场和远至托伊马河一线占领防御。
　　我们立即向邦久加饲养场派出了骑兵侦察队，随后，又派出1营。当团主力部队的纵队正要出发的时候，由700名逃兵组成的2营哗变了。他们坚决拒绝出发。连长和营长们拿他们毫无办法。在哗变的士兵中，有一些人持富农观点和社会革命党人观点，他们很善于盅惑人心。他们利用我们的困难处境，提出反革命口号。他们要求发放新服装和其它许多我们没有的东西。
　　偏巧这天尤里耶夫政委又得了伤寒玻只得由我去“驯服”那些哗变的士兵。我两次集合全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去执行战斗任务，但都白费口舌。第三次，我火了，跳上马就向他们冲去。我当时年轻，没经验，以为强迫命令就可以把他们制服。
　　我冲入嘈杂的人群，突然愣住了。人们把我挤在中间。步枪和卡宾枪的枪口从四面八方对着我的脑袋，我听到拉枪栓的声音。只要稍不冷静，我就会被打死。
　　怎么办？回团部大概已经晚了，而且也不够策略。哗变的人会认为我胆怯了……他们会起哄，吹口哨。不，决不能这样！当然，他们疲倦了，不愿再去危险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权抗拒师、团首长的命令。其他营的士兵也是又累又饿，为什么他们就该战斗、而这些人却坐着休息？谁给他们这种特权？
　　我感到，许多哗变的士兵也理解这一点，他们不过是受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这些害群之马找出来。　把他们孤立起来。但是，用什么办法呢？
　　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冒险的主意，以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好吧，既然这样，那你们是先开枪呢？还是先吃饭？”
　　我下了马，眼睛不住地盯着那几个领头的。他们默不作声地站在我的左边。我身后是传令兵彼得·亚库舍夫。我转过身，对他大声说：
　　“把饭菜送到空场上去！快点！”
　　彼得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飞快地向团部跑去。
　　哗变的人群慢慢地安静下来。对吃午饭的议论分散了他们的其它想法，出现了某种心理上的松动。　必须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我对他们说话的口气好象我们把什么都已经谈妥了一样，“到空场吃饭去，边吃边谈……”
　　人群里传出赞同的议论，大家开始向空场走去。
　　“光说话填不饱肚子……”
　　“说得对，”许多人喊道。
　　领头哗变的人不得不顺从大家的意志。他们跟着人群来到空场，饭菜也运到了那里。我通过传令兵命令共产主义营营长率领部队悄悄地包围空场，命令驻在城里的第28骑兵团的一个连在附近集合待命。
　　回到空场时，彼得·亚库舍夫口气很随便地警告那些领头哗变的人说：
　　“骑兵连和机枪都已经准备好，并瞄准你们了。第一个齐射往天上打，如果你们不老实，就把你们全都干掉！”
　　当然，传令兵的话有点夸张，但很起作用。哗变的人知道事情不妙，只好埋头吃粥，好象把我也给忘了。
　　我和传令兵悄悄地离开了人群。
　　哗变的士兵手中拿的不是步枪、卡宾枪，而是勺子、饭盒。这时，骑兵冲到了空场上，共产主义营的战士们包围了正在吃饭的人群。
　　“投降吧！”
　　哗变者纷纷举起拿着勺子和饭盒的双手。那个样子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现在把他们缴械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我们查出63个领头的，并把他们送交军事法庭。
　　这63个人中，没有一个连排长。这说明，营里拒绝执行命令和刚才的骚乱是由于士兵的过于疲劳而自发形成的，而坏人正是利用了这场骚乱。
　　……4月19日，团长杜金决定进攻敌人，夺取季希耶戈雷林，尔后，再进攻邦久加林。这个任务交给了1营和3营。
　　团长不愿马上把2营投入战斗，这是很自然的。
　　凌晨，部队通过了托伊马河上的狭窄的徒步桥，来到邦久加饲养场以西的边缘地区，占领了出发阵地。我军没有大炮，敌人也没有。拂晓，我军排成散兵线开始进攻。敌人顽固地进行抵抗。但是，我团主力还是冲上了敌军阵地，展开了肉搏战。　白匪军抵挡不住向后退去。我们紧紧追上，想切断敌军向东的退路。
　　我通过望远镜清楚地观察到整个战场，甚至看到每一个战士的行动。当我们以为我们的进攻已胜利在握的时候，敌人用1个营的预备队发动了反冲击。这个营作战勇敢，战术灵活，他们击退了在林边担任掩护的我团的左翼连队，开始从翼侧威胁我团主力。而这时，我团主力已接近季希耶戈雷村。
　　我团战斗队形出现混乱。由于没有预备队，各营相继都败退下来。一部分战士在饲养场以西涉水渡过托伊马河，大部分人则冲向徒步桥。那里眼看就要发生堵塞，这对敌人来说，正是个极好的靶子。幸好敌人正忙于进攻季希耶戈雷村，暂时还没有注意到我军的撤退方向。对此，必须马上有所行动。
　　我跳上马，赶过败退的部队，停在桥头上。我脑子里很快形成一个计划，把部队带回去，带领他们向季希耶戈雷村冲击，打击敌人的侧翼。
　　但是，能够阻止这群手持武器冲向桥头的人吗？他们将近400人，而我们只有我和传令兵两个人。我大喊：
　　“站住！谁要上桥除非踩着我的尸体！”
　　我举起了卡宾枪。前面的人站住了。在他们后面的人挤成一团。
　　“指挥员们，到我这里来！”
　　这时，在人群的后边传来喊声：
　　“站住－…站住－…回去－…”
　　这是各级指挥员在发令。
　　我命令道：
　　“向后转！打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我见大部分战士都已把头转向敌人方面，就高喊：
　　“前进！冲啊！”
　　我看到，连排长们也纷纷向部队发号施令。
　　危机过去了。我又跳上马。高呼：
　　“跟我冲啊！跟我冲－…”
　　晚上，总结战斗时，我们才知道，团长又遭不幸。他本来就在生病，又泡了一个凉水澡。　过河时急流冲倒了他的坐骑，他只好泅水过河。现在正发高烧，脸都变青了。团部副官纳扎尔金、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塔拉索夫和我守护着他，给他喂热茶暖身子。
　　2营的两个战士走进来，交给我一封信：
　　“崔可夫同志！我们觉得您不相信我们，因此不让我们参加战斗。我们为过去的事感到羞耻，但是，难道您以为我们不珍惜苏维埃政权吗？您认为我们会当叛徒吗？我们情愿将功赎罪。请您派我们参加战斗，无论您交给我们什么任务，我们都一定出色地完成，以此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几乎全营所有的战士都在信底下签了名。
　　“谁教你们写这种请愿书的？”我问。
　　“没有人教，我们自己想到的。大伙要我们得不到宽恕就不回去。”
　　我请求团长杜金允许次日一早就把这个营投入战斗。州委会的同志们支持我的意见。于是，副官按团长的口授写了一道命令：
　　“2营于4月21日拂晓前在邦久加饲养场南面集结待
　　命。“
　　当天夜里，团长被送进野战医院。我们团现在既没有团长，也没有政委，我担起了全团的指挥任务。根据我的请求，州委会代表杜纳耶夫和塔拉索夫代理政委的职责。
　　凌晨，2营来到了出发阵地。他们的任务是渡过托伊马河，进攻对岸的敌人，占领邦久加村，并固守在那里。渡河点选在大坝。但是，侦察员很快就报告说，大坝已被汛期洪水淹没，水深齐腰……
　　我们还是决定沿大坝进攻，但在我们商定具体细节的时候，敌人开始进攻季希耶戈雷村，企图夺回昨天失掉的阵地。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翼侧被他们作为攻击目标的我团2营，正准备在他们的右翼采取积极的行动。
　　塔拉索夫第一个来到大坝，他纵身跳入齐腰深的冰水里。头也不回地向对岸冲去。全营紧跟在他后面。敌人没想到我军会如此大胆地从这里过河。他们甚至还没来得及进入战壕。
　　2营出其不意地夺取了邦久加。他们加固了阵地，与占领了邻近的季希耶戈雷村的3营会合。　白匪军昏头转向，他们害怕陷入包围，头也不回地败退了10公里。
　　2营在这次战斗中俘虏了一个白匪军连，连长是一个中尉。
　　全营战士个个兴高彩烈。他们诚心诚意地、英勇无畏地洗刷了身上的耻辱。　白匪军官被押送到师部。
　　白匪军官的口供很有价值。不久，我们收到阿津发来的简短而充满激情的电话记录，上面写着：
　　“第40团的红军战士们：你们是好样的！我赞美你们的大无畏精神，望你们继续这样打击敌人。　阿津。”
　　我团在新占领的地段上防守了10天。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突破了步兵第28师沿萨拉普尔——维亚特省的波梁内——喀山铁路的防线的左翼，推进到维亚特卡河边，对我形成包围之势。而维亚特卡河和卡马河涨大水又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河上没有桥，唯一的一艘汽船在维亚特卡河上拖带着驳船，往返于马马得什与安济尔克村之间。因此，第28师右翼的所有部队奉命向马马得什撤退，我第40团担任掩护任务。
　　4月30日夜，我们在遏阻敌人的同时，开始向耶拉布加撤退。
　　撤退的第一天，敌人一个骑兵连沿托伊马河谷绕过我团右翼，占领了我后方的鞑靼切尔内村。敌人企图通过这次对我后方的袭击引起我军的慌乱。但是，敌人的这个骑兵连几乎被我全歼。敌军第2次企图在列卡列沃村附近包围我团，但也没成功。在穆尔济哈村和托克马什卡村一带，我团坚守了整整一昼夜，从而保证了第28师第3旅顺利渡河。
　　5月4日那天，对我们来说是极为艰难和危险的。　安济尔卡村的渡口上挤满了辎重车和人员。首先我们要把火炮运过河去。汽船拖着驳船往返一次需要几个小时。人员和辎重上船时很混乱。于是，我任命塔拉索夫为渡口指挥长，并拨给他一个骑兵侦察排。
　　我们团的最后一个防御地区距河边3公里。这时因为涨水河面已宽达5公里。连日来的挫折使敌人恼羞成怒，一次次疯狂地向我阵地发动进攻。我们也动用了所有力量和最后一点弹药，艰难地抗击着敌人。
　　轮船倒数第2次往返的时间长得让人焦急。如果轮船发生意外，被敌人炮火击中或是发动机出现故障，那我们就将困在被敌人控制的河岸上。我们一面拼死抗击着敌人的攻击，一面不停地观察轮船。终于，它在对岸码头靠了岸，卸完船，又向河这边驶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撤退时我团各分队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组织纪律性。红军战士们自觉而有效地制止了一切混乱现象。在最后最关键的十分钟，我们得到了对岸我军炮兵的火力支援。他们阻止了白匪军的进攻。
　　5月4日晚，我们在马马得什顺利地登陆了。现在，敌人与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宽阔的维亚特卡河。
　　我师阻击高尔察克军队的最艰苦的时期，就这样结束了。敌人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高尔察克从北面进攻莫斯科的计划破产了。
　　1919年5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在打给第2集团军司令员B·A·绍林的电报中说：
　　“我谨以工农兵和哥萨克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您、同志，向英勇的第28师转达诚挚的问候和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英勇顽强地抗击了高尔察克匪帮、保卫了苏维埃俄国。我认为，我有责任把光荣的第28师的英勇无畏的战绩报告工农政府。光荣属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英雄们！他们是祖国的精华和骄傲！”
　　……现在，我置身于斯大林格勒前线。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与敌人进行生死搏斗时，充分发挥出我们的聪明才智，如果我们时刻牢记，当时还年轻的红军部队，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能够用劣等武器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白匪军和外国干涉者，保卫苏维埃　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正义事业，那么，在今天，希特勒匪帮也必将受到严惩，并走向灭亡。残酷的年代自有其残酷的法则，那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付骄横的侵略者，就必须机智、勇敢、坚决地战斗。
　　这就是我在南部集团从阿克赛河撤到第64集团军防御地带以后的一些思考。那时，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战斗已经打响了。
　　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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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月下旬开始，斯大林格勒方向的战事已经向东移到了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地带。　保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哥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都把攻击矛头直指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两个集团军的共同任务是：包围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前出至伏尔加河。
　　我和舒米洛夫将军一起查明了集团军正面的敌情。此后，我就前往瓦西里耶夫卡村一带。据兵团指挥员报告，我军正在那里与进攻的敌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
　　在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以北的110。4高地，我找到了配属给库罗帕坚科师的炮兵团团长的观察所。在这里，敌人的坦克和步兵正在进攻，但不知为什么炮兵团却按兵不动。
　　“敌人正在进攻，你们为什么不开火？”我问炮兵团长。
　　他显得有些窘迫，说：
　　“炮弹快用完了。”
　　指挥员在准备撤退时，往往都这样搪塞。
　　“我命令你们立刻装上炮弹，向敌人射击！”
　　“打哪个目标？”
　　“打敌人的预备队。”
　　我从观察所里清楚地看到，大群大群的敌军步兵正在比尔佐瓦亚村蠕动。
　　炮兵团接连两个齐射，迫近的敌预备队沿着山谷四散奔跑起来。
　　过了一会儿，师长也来到了观察所。我们立即又组织师属炮兵实施了补充火力突击。接着，步兵团转入了反冲击。战斗持续了2小时。瓦西里耶夫卡村和卡普金斯基村又回到我们手中，敌人狼狈地向南退去。
　　次日，我来到了柳德尼科夫师指挥所，它位于第74公里铁路会让站附近。这个所谓的指挥所是个窄小的堑壕，只有1。5米宽，6米长。尽管柳德尼科夫请我进去，我没有立刻钻进指挥所。
　　敌军的重型火炮正向我们四周轰击，但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战场，因为我军已在那里展开了反攻。
　　反冲击的主要兵力是坦克营和柳德尼科夫的步兵分队。他们都是刚刚投入战斗的。我看到，在我军的打击下，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向后败退。但过了20—30分钟，敌机飞来了，开始俯冲攻击。我坦克和步兵停止了前进，在原地向敌人射击。殊死决斗在两军的坦克之间展开了。双方的步兵都没有向对方靠近。战斗就这样持续了几小时。
　　我觉得这一地段的局面是稳定的。我向舒米洛夫通报了这里的情况，就前往尤尔金国营农场，它是第29师的防御地段，位于阿布加涅罗沃以北10公里处。
　　在还没到达阿布加涅罗沃之前，我们在一辆已烧毁的T－34坦克旁边把汽车停下来。决定稍吃一点东西，休息一下。我们都已饥肠辘辘，都感到分发的食品不够吃。但是，正当我们席地而坐，打开罐头，准备就餐时，我发现距我们的“餐桌”只有一米远的草地里，竖着一个烧焦的、发黑的人的胳膊。我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大家顿时大倒胃口。我们站起身，丢下摆在报纸上的食品，坐上车走了……。
　　在第29师指挥所里，我遇到了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将军。看来，他不大愿意坐在方面军司令部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敌军飞机轰炸自己步兵的情景。刚才，这里曾发生短暂的枪战，我们的部队迅速撤退到新的防线，诱使敌步兵快速向前推进。正在这时出现了敌机。它们以20—30架为一个机群，轮番地轰炸自己的军队达半小时以上。德军步兵和坦克兵被炸得抱头鼠窜，他们向天空发射了几十颗白色信号弹，意思是：“自己人，自己人。”但是，敌机并不善罢甘休，一直轰炸到没有炸弹为止。
　　我军实施的机动虽不复杂，但却非常巧妙，我步兵部队迅速地撤离敌空军准备轰炸的阵地，这样就把敌人引诱到自己的俯冲飞机的火力之下。
　　晚上，我决定返回集团军指挥所，它位于泽塔以东10公里的一个凹地里。
　　在接近第74会让站时，我们看到一大群红军战士越过铁路，向北撤退。听不到枪响，也看不到后面有追兵。我们三人下了汽车，命令他们停止退却，返回铁路另一侧构筑工事。　过了一会儿，柳德尼科夫师的几个连排长来了，我命令他们坚守这块阵地。我们没能赶到柳德尼科夫的指挥所，因为天色已黑，夜间出发可能会遭遇德国人。
　　在铁路道口，我们遇上集团军政治部的一名军官（他的姓名我已记不得了）。他告诉我，舒米洛夫和整个司令部的人都在打电话找我。这时，我才想到，我已近10个小时没有与集团军司令部联系了。
　　M·C·舒米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J·T·谢尔欠克、H·H·阿布拉莫夫、参谋长A·A·拉斯金都与我相处得很好。我们结识不久就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工作中大家齐心合力，并总是互相关照（直到我离开这个集团军，我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这种友好气氛）。而现在，他们突然不知我的去向。
　　他们的担心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这种“四处游荡”的将军失踪、牺牲或是被俘的事，时有发生。
　　我走进司令部，舒米洛夫一见我就高声喊道：
　　“他在这儿，找到了。”
　　他立即给方面军参谋长打了电话，报告他我回来了。
　　大家责备我、骂我，但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到的是异常的兴奋。他们因为久久得不到我的消息，已经命令柳德尼科夫和其他部队指挥员在战场上搜寻我，至少要找到被打毁的汽车。可是，我竟平安地坐着自己的汽车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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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