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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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证人”，而他自己也就成了把王光美这么个“特务”“打入”中共代表团的“介绍人”！
　　在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仁、武光，也被牵涉进来，投入监狱。他们的罪名是让“特务”王光美“打入”军调部，并“拉入”党内。刘仁在狱中戴了五年多手铐，磨得露出骨头，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死于狱中。武光关了七年半监狱，又流放了三年半，被折磨十一年之久！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刘少奇被打成“大叛徒”
　　打倒王光美，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欲置王光美于死地的罪名是“特务”，欲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罪名则是“叛徒”。
　　在“文革”中，“叛徒”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政治帽子。要打倒谁，只要此人曾被敌人捕获过，那么“叛徒”的帽子就“奉送”一顶。
　　掀起“抓叛徒”浪潮的始作俑者是康生。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康生就要“彭真专案组”办公室调查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于是，南开大学“八一八”、“卫东”红卫兵、北航“红旗”红卫兵、新北大公社等都成立了“抓叛徒战斗队”。九月十六日，康生致函毛泽东：“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于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最近我找人翻阅了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康生随信附上了《反共启事》。
　　当时，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有一批共产党重要干部被捕，关在狱中。考虑到干部缺乏，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狱中干部履行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报告中共中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同意了这决定。于是，柯庆施通过徐冰，把这一决定告知狱中的中共支部书记孔祥祯。
　　根据这一决定，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履行了监狱规定的手续出狱，投入新的工作。
　　此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选为中共“七大”、“八大”代表，均作过审查，作出“本人不能负责、符合代表资格”的结论。
　　康生却借“文革”浪潮，把此旧案翻了出来，借此可给一大批中共重要干部戴上“叛徒”帽子，而且借此可以给刘少奇定下一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这一文件分批示和附件两部分。《批示）｝指出：“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叛徒集团。”把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出狱，说成了“自首叛变”，说成是“刘少奇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借此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浪潮。
　　自称“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的江青，以为光是给刘少奇安上“招降纳叛”的罪名，还远远不够。能不能给刘少奇也戴上一顶最为“流行”的“叛徒”之帽呢？
　　细细推敲刘少奇的历史，专案组找到了突破口：刘少奇一九二九年曾经被捕。只要是被捕过，那就不难给安上一顶“叛徒”的帽子！
　　那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担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和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部长一起来到沈阳奉天纱厂，尚未进门，便受到该厂厂卫队的盘问，以为可疑，当场拘捕。内中的原因，是该厂有人向厂方密告中共活动，使该厂中共地下支部书记被捕，因此门口对外来人员的盘查也骤然加紧了。
　　刘少奇和孟用潜，只是因厂卫队以为“形迹可疑”而被捕。审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名堂。半个多月后，两人“取保释放”。其中孟用潜的判决是：“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是“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为了“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孟用潜一下子成了“要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被隔离审查。
　　孟用潜面对专案组的审讯，据实答复，如此“顶牛”了一个月。
　　专案组着急了，在六月二十二日报告：“孟用潜一个月来，根本不交代实质问题，态度极不老实。”
　　康生批：“继续审讯，不要为他所骗。”
　　江青在该专案组五月二十九日的呈阅件上则批：“富治、东兴同志：当心孟用潜骗我们的审讯人员，他在演戏给我们看。”
　　这下子，专案组对孟用潜的“攻势”一下子加强了。
　　专案组副组长巫中曾这样叙述当时的情景：
　　“一到现场摆好阵势，气氛紧张，我就按事先拟好的提纲一一提问。孟用潜同志有的讲不出来，或者讲的不合专案的需要，大家就打他的态度，说他不老实，威吓他不交代就要升级（逮捕），谩骂他老顽固，还拍桌子，总之采用了各种手段，对他施加压力，逼他交代问题。这个会整整搞了一天，中午也未休息。但孟用潜同志还是不承认有自首叛变的问题。后来，一连搞了七天……在这种情况下，孟用潜同志违心地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但过后就申诉翻案了。”
　　孟用潜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三月，写了二十次申诉，否定自己被逼而讲的违心的话。
　　孟用潜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写的申诉材料中说：
　　“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我没有叛变。在隔离审查过程中，我确实也交待过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被捕后的叛党罪行。但是这些交待都是编造的，并没有事实根据。”
　　专案组火了，当着孟用潜的面，撕毁了其中的五份申诉材料。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孟用潜写的这份申诉，因未被撕毁而得以保存下来。
　　专案组威胁孟用潜道：“再对一九二九年叛党提意见，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除了孟用潜之外，当年许多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过的人员也受株连，一个个被拘捕，受审讯，逼着他们作伪证。
　　内中有：
　　河北省副省长杨一长，原在中共满州省委工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被捕，被关押了八年多；
　　原中共中央临委专职委员，对于专案组要他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说“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他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拘捕，当时正患肺癌，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就死于狱中；
　　丁觉群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写道：“刘少奇在省工会工作，我在市党部工作，除了工作接触，没有特殊关系。”可是，他在狱中受到逼供信，讲了违心的话。翌日，他就声明：“这些都是假的，昨天你们追了，所以我才说。”
　　就连当时担任奉天纱厂协理的王广恩，并不知道刘少奇怎么被捕，也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被拘捕。江青把王广恩说成是“策划逮捕刘少奇的当事人”。王广恩在狱中受到十二次“突击审讯”，始终未说过刘少奇是叛徒，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死于狱中。
　　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了一番狠毒的话：
　　“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江青甚至还发动三百名红卫兵在沈阳大查国民党时期的档案，想查到刘少奇“叛变”的“证据”。查了两个多月，一无所获！
　　经过两、三年的“呕心沥血”，江青终于把她所“负担着第一个大专案”结案，在一大堆伪证之上，给刘少奇戴了三顶大帽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江青在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上，大笔一挥，写下这么一段“批示”：
　　“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一连串的“大”，一连串的“最”，道出了江青对刘少奇的刻骨之恨！她比那《审查报告》，多给刘少奇安了两顶帽子，即“大特务”、“大反革命”。
　　九月二十九日，林彪看了这份《审查报告》，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而且说“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
　　面对政治高压，难能可贵的是，中共中央委员陈少敏勇敢地拒不同意这一决议，举座皆惊。六十六岁的陈少敏，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当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除了陈少敏公开表示反对之外，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在全党、全国宣读那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举着那份《审查报告》说道：
　　“不要小看这么一本，里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搞出这一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的话，道出了江青在陷害刘少奇中所起的关键性的作用。
　　向刘少奇本人传达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是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十四天——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选择了这一天，让刘少奇知道他被“永远开除出党”，是因为这一天正是刘少奇七十岁的生日！
　　听罢决议，刘少奇发烧到四十摄氏度！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根据林彪所谓“一号手令”，刘少奇从北京被押往河南开封。那时刘少奇正在重病之中，鼻子里插着鼻饲管，喉咙里通着吸痰器，身上扎着输液管，白发长达一尺多！病中的他，没穿衣服，被用棉被一裹，抬上担架，送上飞机。
　　初冬的寒气，使刘少奇着凉，肺炎并发。到了开封，他陷于持续高烧之中。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六时四十五分，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惨死在开封狱中！
　　当天深夜，他的遗体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往火化场，他的脚都露在车外！
　　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这么填写：
　　“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死。……”
　　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刘少奇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
　　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恩来
　　打陶铸，抓彭德怀，判王光美“死刑”，整死刘少奇……
　　江青意犹未尽，居然觊觎周恩来！红卫兵提供的一份旧报纸影印件，曾使江青欣喜若狂，以为有了击倒周恩来的重磅炮弹！
　　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之后，“揪叛徒”的浪潮席卷全国。在“文革”中，原本“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图书馆，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们，扑在那些发黄的旧报纸上，仔仔细细寻找那些《脱离共党声明》、《自首启事》。
　　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一九六七年夏，忽地在旧报纸上查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谁？有人告诉他们惊人的答案：“伍豪”是周恩来！
　　原来，在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成立和领导了学生进步团体“觉悟社”。社员抽签编号，周恩来抽到五号，便以“五号”的谐音取了个化名“伍豪”。此后，周恩来发表文章，多次用“伍豪”作笔名。邓颖超抽到一号，以“逸豪”为化名、笔名。
　　周恩来怎么会发表《脱离共党启事》？难道他也是“大叛徒”？
　　于是，天津红卫兵赶紧把那启事影印件在五月十三日送给江青。江青一看，如获至宝，对周恩来发动了突然袭击。那份启事曾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申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新闻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十六日、十七日《时报》号外版刊载。启事全文如下：①
　　①转引自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所载、经周恩来生前亲自编定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于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江青在收到天津红卫兵送来的启事的第四天——五月十七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附上了启事。
　　江青在信中写道：
　　“他们查到了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
　　显然，江青下了一着咄咄逼人的棋，使周恩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
　　周恩来当即作出坚决回击，于五月十九日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事情的真相，答复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的信，全文如下：②
　　②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志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也就在五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了一段话，予以回击：
　　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材料后，作了批示：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①
　　①一九八○年一期《党史研究》
　　所谓的《伍豪等启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和主要领导人的住处，对中共威胁极大，由于国民党中统头子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获知这一紧急情报飞速从南京赴沪，周恩来、瞿秋白等连夜转移，才算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次全军覆没。
　　当时，除了顾顺章之外，顾在上海的家属也知道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情况及中央机关地址。特别是在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后，他们知道了新址，写信向顾顺章告密。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赵容（康生）领导下，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消灭顾顺章家属十余人。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外号叫“老先生”的中共特科成员王世德（化名李龙章）被捕，供出了顾顺章家属被杀的情况。于是，十一月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被埋的顾顺章家属尸体，在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三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问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经一周发掘，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一时间，上海报界轰动，《时报》、《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竞载新闻，刊登照片，报道顾顺章家属被处死的详况。
　　紧接着，各报又纷载《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悬赏“洋三千元”，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在上海处境危急，中共中央决定他于十二月上旬离沪，沿着广东汕头——闽西——赣南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瑞金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离开上海两个多月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得知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已无法“缉拿”，便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各报刊登，进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