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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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左翼“教联”、“社联”、“剧联”以及“左联”，都纷纷派人参加“晨更工学团”的工作。“左联”派出的是陈企霞，“剧联”派出的便是田沅。正因为日沉跟“晨更工学团”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以他也就把江青安排到这里来。
徐明清记得，那天田沅忽地陪着一位山东姑娘来。她细高个子，穿一身蓝布旗袍，长得俊俏而性情活泼。她便是李云鹤，亦即江青。
徐明清那时叫徐一冰（有的江青传记误为“徐一永”）。虽然她只比江青大三岁，在政治上却要成熟得多。她不仅领导着“晨更工学团”，而且还是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的常委。
“晨更工学团”是一个教育团体，设有幼儿院、小学、特别班、农民识字班、工人识字班、店员识字班。最初，徐明清分配江青在店员识字班里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工学团”其实是松散的组织，并非正规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非常简陋，经费也极拈据，靠着一位“交际家”在外募捐。此人名叫黄警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交际股股长。黄警顽有着过目不忘的“天才”，见上一面，此后便认得，号称认得十万青年。黄警顽在十里洋场为工学团募捐，使“晨更”得以维持。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江青在那里除了教店员识字外，还和田沅一起，编演小节目，诸如田汉编剧的《放下你的鞭子》等，组织学员到附近农村演出。
“晨更工学团”的人员逐渐增多，几间农舍不够用了。黄警顽到底不愧为“交际家”，他打听到北新径镇罗别根路罗家花园对面，有一座被资本家废弃的花园。那里，有一道黑色竹篱笆围着，里面是一幢破败的小楼，底楼四间，二楼三间，顶上还有一个小阁楼。小楼后边，有一排平房。另外，还有一个破旧的玻璃花房。这座烂摊子一般的“花园”，由一位姓陆的农民看管。经“交际家”前往“交际”，“花园”的主人答应借给“晨更工学团”办学用，不收分文房租。于是，那里便成了“晨更工学团”的“大本营”。那座小楼、那排平房成了教室和教员宿舍，玻璃花房成了伙房。
女教员不多，只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三人同住那座小楼顶上的阁楼。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三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宁波李”是共青团员，受徐明清领导。江青因为没有组织关系，只是作为徐明清手下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参加党组织活动。江青当时参加了“剧联”，后来又参加了“教联”。
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可是回到小阁楼里，往往判若两人，常常独自唉声叹气，久久地凝视着北方，一言不发。徐明清看出她有心事，又不便于问她。有时，江青从身边掏出一封信，细细地看，看罢收了起来。
很偶然，有一次这封信掉在小阁楼的地板上。徐明清拾了起来。出于好奇，也出于想了解江青究竟为何苦闷，她打开了这封信，她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大笑起来。时隔半个多世纪，徐明清还记得，那信的开头是“进子”两字——江青原名李进孩，又叫李进；落款是“小俞”。信的原文，她还记得一句：“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看这封信，徐明清明白了江青为什么苦闷。
徐明清在把信交还给江青时，问起了小俞。江青说出了心里话：“小俞是我的爱人。这封信，是我们谈恋爱时他写给我的。我们结婚以后，他被捕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里，非常想念！”
徐明清劝慰了一阵，从此知道了江青愁眉苦脸的原因。不过，江青没有说她的丈夫和她都是中共党员，徐明清也从未向她提起自己是中共党员。
“宁波李”调走了。小阁楼里只剩下徐明清和江青，她们之间的交谈更多了。
那时，“晨更工学团”的教员已经有二十多人，徐明清把其中的共青团员组织起来，成立了共青团支部，支部书记为陈企霞。
陈企霞比徐明清小两岁。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及：“一九三二年起，从通信中结识了叶紫。在他的鼓励下，我到了上海。……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由左联派到沪西郊区，参加工会教育工作，入共青团，也和党有了联系。”（《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这时，共青团支部认为江青表现还不错，吸收她入团。据徐明清回忆，当时陈企叫“陈华”，团员之中有王东放、紫玉玺（后来改名紫川若）等。这样，江青在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之后，重新入团。
当时的生活颇为艰难，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都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江青为了避难来到此地，有吃、有住已是万幸，不太计较生活问题。她每日与众不同的“常课”，是打了井水洗头发。天天洗，很注意保养自己的乌亮的头发。
那时，谁要进城，就向徐明清讨几角钱车费。江青在上海没有亲戚，朋友也很少，所以她几乎不进城，没向徐明清要过车钱。
黄敬前来上海寻找江青
一九三三年冬天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棉袍的男青年来到“晨更工学团”，说是找“李老师”。当徐明清听说男青年姓俞，立即明白了他是谁。这是徐明清头一回见到黄敬。江青一见到黄敬，兴奋得流下热泪。
俞启威在青岛被捕后，经他的父亲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通“关节”，才终于被救出狱。借口养病，黄敬离开了已经很难进行革命活动的青岛，来到上海。这时，黄敬的两位母亲都住在上海。他住在静安寺附近哈同路（今铜仁路）他的生母卞君那里。他从姐姐俞珊那儿知道江青在上海，于是他便到西郊北新径找江青。这样，江青不再孤苦伶仃。
本来，哈同路上的俞宅华丽而又宽敞，腾出一间屋子给他俩居住是很便当的。无奈，黄敬的生母不承认这门亲事。任凭黄敬怎么说，他的生母不许江青进家门。黄敬跟他的“大妈妈”——俞大纯的大老婆关系不融洽，自然，也无法在“大妈妈”那里找到落脚之处。
黄敬求助于徐明清。陷于穷困之中的“晨更工学团”，哪有地方给他和江青住呀！最初，她请一位老师让出住房，给黄敬和江青临时住了几天。后来，黄敬在静安寺附近租了个小小的灶披间，和江青搬了过去，算是有了个住所。他们又开始生活在一起。不过，这时江青每天仍到“晨更工学团”当教员。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径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俞启威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径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一九二三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几个月后——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于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径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罩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