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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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导
　　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八月二十六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八月三十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九月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九月三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外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玩得好痛快。
　　九月五日晚，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江青正在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她，毛泽东病危，火速返京。夜十一时，江青这才离开了大寨。
　　毛泽东是在八月下旬病情加重的。八月二十八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九月七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当时的情景：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
　　“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罗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一九七六年，长达四十一年。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本来，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生前坚决反对她继任党的主席，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九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九月八日，清早七时，江青忽地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她请工人吃文冠果。这种产于北方的木瓜，又叫“文官果”。江青特意解释道，请大家吃“文冠果”，意味着“文官夺权”。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槁，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槁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终于得以顺利举行。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睽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技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死于任内。庇隆夫人以一身黑出席追悼会，并继承了庇隆总统的最高权力。江青以她特殊的形象，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荧光屏上。不过，她的“戏”，已临近最后一幕了……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