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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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俄罗斯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们说1000美元的队员也有，就是到过中国的泽尼特二队。
这支队里确实也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租借一年月工资可以压到600至1000美元。我想，这些年轻球员到上海训练一下，培养一下，或许能源上用场，但是真要带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骂“大兴货”，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发现其中一个队员还算可以，据说快被选进俄罗斯国家青年队，工资我也压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谈。他的条件特别多，如一月报销多少电话费，还有探亲等等。一听条件太多，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你这么年轻，租借一年工资每月给你600到1000美元，条件还这么多，不行。我又问，还有别的队吗？他们说还有，那便是斯密那惧乐部。
斯密那俱乐部老板是个体户，借人家基地搞了个队，见我去他特别高兴，认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队有一场比赛，在雪地里进行。那一天气候是零下10度。经过这场雪地赛，一下子看中了3个：一个是莎莎，踢过泽尼特职业队，当时是斯密那队的队长；一个是守门员库茨，当时看上去守得还可以；第三个是瓦洛佳。他那次没有上场，我只是碰碰运气，看了录像后选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觉也不错。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就签约了。莎莎月工资是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为我是个光杆司令，签约时队伍也是子虚乌有，但跟别人签合同总得有个俱乐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贸然起了个“东方俱乐部”。当时想得是，上海在东方，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引进就是胜利，我终于引进了，这也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上的三个人对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莎莎和瓦洛佳为我在甲A联赛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第二年夺得联赛冠军起了基石作用；而库茨第一次来队里守门，却令我尝到执教生涯中最惨的失败——1比6败给广州太阳神队。
6。竞然成了申花队的主教练
回国之后，便开始为我的“东方队”做筹备工作。王后军的一队当时有二十多个球员，他挑剩下的球员加上原来杨震江的二队，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虑队伍的组合和训练时，事情又有了变化。
体委金主任打来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悄悄地说：“情况可能又有变化。”具体情况他也没有说。正好我要向龚副市长汇报外援情况以及工作计划，便赶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龚副市长。
龚副市长对我说，教练人选上可能要打乱，既然是职业队，教练也不能一成不变，原定的王后军与你各带一、二队的设想，看来要修改了。
原来，德国阿克发公司赞助上海足球队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续。上海一队今后的路将怎么走，便成了问题。那时上海足坛正值改革的前夜，听说中纺机（中国纺织机械厂）、东方（广播事业局）、申花集团都有心加人，后来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线。这一段时间的变化，是“所有制”的变化。最后领导拍板决定由申花搞一队。
申花集团过去也赞助过上海队，当他们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线后，便提出，打破过去使用教练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教练员。我听说，苏永舜、曾雪麟、方纫秋、王后军和我都是候选人。
球队要变了，教练要换了，什么都变了，也什么都没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乱了，签好的外援的命运将怎样？想到这里，我糊涂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从“02”到上海队，到“东方”，接着再去俄罗斯招外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梦里被一种无法知觉的力量牵引着，这场梦对我是福是祸，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如今所有的计划又都乱了。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不久，形势渐渐明朗，申花将接手上海队井负责全面“组阁”。经过多方面研究，他们决定在我和王后军之间进行选择。俱乐部先找了王后军。
王后军很早就开始研究足球俱乐部这个问题了，在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还有自己一套比较全面的计划。后来听别人说，在那次谈话中，王后军大谈他对俱乐部体制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王后军作为主教练将如何组队问题，因此，好像这次谈话有点话不投机，不太成功。谈话结束后，黄浦区的沈立恭副区长没有表态，只是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对俱乐部方面的态度，王后军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听到这话后，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后来，从沈立恭那里听说，王后军呆呆地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没有起身，沈立恭只能陪他坐了半个小时。
王后军曾经带领由申花赞助的上海队夺过联赛亚军，足协杯冠军，对申花做过贡献，至于后来与申花分手，与阿克发合作，这里面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几天后，郁知非从美国回来，他和沈立恭找我谈话。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装，看上去精神饱满。当时，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顾忌。如果他们看上我让我担任申花主教练，那我不会放弃，如果不行的话，就去搞02。郁知非开口便问：“如果你当主教练，将如何工作？”
我说，我离开国家队到上海来，主要是想搞02的。自从吉隆坡失败后我就想搞个少儿足球惧乐部，抓一些小孩。后来上海的领导曾要我搞上海队和东方队。如果要我挑的话，我是想搞02队，我没有想到会让我摘申花队，这是我的实话。前一段我去俄罗斯招外援，也是为东方队的。但不管搞什么队，不管是体工队还是俱乐部队，我带队的方针都是一样的，就是狠抓作风。我从在国奥队和国二队抓作风讲起，讲到我们目前中国的球员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管理不好，训练就不行。训练不好，就出不了成绩，即使是外国俱乐部队，管理也是严的，训练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么队，业余的、职业的，我认为这两条都是法宝，一条也不能松。当时让我到上海来搞上海队，龚副市长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改变上海队“软脚蟹”的作风。
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对此好像兴趣很浓，我便接着谈开了。我说，如果我抓申花队，最主要的是改变“软脚蟹”作风。我的作风你们都知道，我抓作风，体现在“抢”字上。中国足球最大问题就是站着踢球，不抢，缺乏对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的特长是培养人才。我从国奥队开始，89年甲A联赛第一年的冠军就是我们国二队，而我们国二队都是由甲B球员组成：守门员李志高是江苏队的，右后卫冯志刚是武汉队的，中卫范志毅是上海青年队的，左后卫孙博伟是四川队的，中卫徐弘是大连队的，前腰是北京队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员，在当时都是出自甲B的球队。甲B的年轻球员经过我的训练组合，能拿冠军，当时的足坛霸主辽宁队就是赢不了我们，加了6分也赢不了我们，说明什么呢？说明球员都是差不多，只要组合好，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就能出成绩。
在我谈的过程中，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很有味。我心想，这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从他们听我谈话时的表情，到沈副区长亲自送我到饭店大门口的举动来看，我知道我们的谈话是成功的。
十几天后，也就是12月5日，郁知非和沈立恭副区长又找我谈话。沈副区长说：“经过反复商量，多次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由你来担任申花队的主教练。”他还特别指出：“你所讲的抓作风，抓管理，抓训练质量的思路与我们一致。我们对你过去也了解，相信你能把队伍搞好。”
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又一次竞争获胜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经历过一次国家队主教练的竞争，我胜了。但吉隆坡失败后，我又被无声无息地“撸”了。现在，又有机会为自己正名了！
在轻松地谈完组队目标和思路后，我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02怎么办？”“我在俄罗斯定的三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说：“你已经被我们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听了心里不太痛快。我说我到上海来，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们的谈话中我也说了，02是我的事业，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弃。讲到这里，双方言语有些激烈，气氛也开始不对了。沈副区长很有经验，他忙打圆场：“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俱乐部的事情，02的事我们以后再说，我想会给你解决的。”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接着再问，我在俄罗斯定的3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又说，这3个人是为东方队请的，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队里需要不需要他们，要由俱乐部考虑后决定。郁知非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3个外援是与东方队签约，而不是与申花队签约的。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和这种说法感到不快，毕竟他们是我找来的，我与申花队签约后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我脸上流露出的不高兴的表情被沈副区长看出后，他忙说今天我们只定主教练，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解决。
这次谈话，留下的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这个人有点急性子，在“面试”之后，已经感觉到主教练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开始着手做准备工作。我把成耀东叫到住处了解情况。成耀东是我在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他对我经过“面试”并很有可能担任上海一队（申花队）主教练的情况还不知道，他以为王后军的上海一队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来挑。
我想知道队员的情况，但又不能明说我要接申花队，便试探着问他，如果你是王后军，你会怎么挑法？成耀东是很有头脑的队员，他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开始他不好意思讲。我说，以你对队里的了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这么一说，成耀东便把老、中、青队员都给我排了队。他排了三个年龄档次约28人。老队员中林志桦、郑彦、李龙海、王钢等被提了助理教练，还有唐全顺、蔡建林等；中间一层年龄的球员有成耀东、范志毅、李晓、鞠李瑾、邱京巍、吴兵等；年轻的有朱琪、申恩、毛毅军、朱炯、贾春华等。他很客观地分析了每个球员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场上有作用，但对队伍建设作用不大，有的场上作用一般，但对周围队员很有影响力。
这一次谈话对我接管申花，组建队伍有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后来成耀东也一直很得意地对我说：“徐指导，你刚来时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惧乐部在虹桥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副市长龚学乎、体委主任金永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中国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业直接负责的，脱离体委的职业足球惧乐部。
开会前我到会场休息室时，龚学乎与郁知非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在休息厅里郁知非一见我就说：“根宝，听说队里乱了，好多者队员都不干了。”我很冷静也很自信地说，郁总你放心，既然机制是新的，教练是新的，队伍有点动荡，队员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队伍抓好。市委副书记陈良宇说：“这次大家推举你当主教练，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过去你在国二队的打法，我的儿子特别地欣赏，当知道惧乐部定下你后他也说选得对，上海就需要你这样的教练。”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良宇同志。
成立大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大家对这个新兴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充满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为申花队主教练，也上台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职业队主教练面对公众讲话。我事先作了准备。我的讲话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讲了三点：第一，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感觉到压力很大，尽管我当过国家队、国二队教练，但上海队压力不比国家队压力小，尤其是球队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队伍搞好，因为我有多年带队的经验；第三，我的目标是使球队的精神面貌要改变，要树立新的队风，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标是1994年联赛前六名。如果打不进前六我就自我炒鱿鱼。讲到这里，会场内有人发出笑声。也许他们在想，根宝又在说大话了。
大会后还开了新闻发布会。好多记者问我，“你签合同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合同可签。“听说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资？”我说这个只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对这些有何看法？”我说我目前在申花当主教练，我是打工的，我是为老板打工的，现在一切都听老板的。
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职业惧乐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尽管当时成立的是职业惧乐部，但是在操作上却没有接职业俱乐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码一点，应该是合同在前，履约在后。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工资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给我“定”的。当时我以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见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是非常的初级。
当天会议结束后郁知非告诉我，体委已经通知队员，明天上午9点钟到江湾基地报到。此时，我的教练班子也准备妥当，桑廷良和顾兆年当我的助理教练。在确定我为申花队主教练之前，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我和桑廷良、顾兆年已经碰过几次头。我向他们透露过我有可能搞中花队，并告诉他们，如果我当中花队主教练，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桑廷良了解球队，顾兆年积极肯干，我对这个班子很满意。
他们向我透露了队伍里的思想状况：一，一些老队员有想法，说根宝上台后不用他们，怕被淘汰；二，年轻的队员思想有波动，因为当时队伍已经有29名球员，一些年轻队员有点泄气；三，听说徐教练管得太紧；四，俱乐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当时阿克发队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队也不过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我对他们说：一，我们不要怕乱，要乱就让它乱个透，我们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惧乐部提出改善训练和住宿条件；三，与队员多谈心；四，把食堂、医务、管理人员配备整齐。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是全队报到的时间，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7。风雨中开始
在回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到江湾基地去过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而这次是以主教练的身分进入江湾基地的。我早早地来到了江湾，在各处转了转。球员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间，赃兮兮的蚊帐横七竖八地搭着，房间里又乱又脏，地上满是垃圾，甚至烟头。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江湾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毕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这个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为这个城市足球队的主教练。来到队里的会议室，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球员们。
9点半到了，陆陆续续来报到的球员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原定11点钟开全队会议，在会上我与王后军进行交接。但是过了11点，仍然还有小部分球员没有到。这样一个开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还是忍住了。对大家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
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报到。这支队伍纪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风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一些迟到的球员向我诉说理由，有的说是堵车，有的说不知道几点报到。我没有说什么。心想，要尽可能地冷静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布开始开会。
王后军先讲话，他说上海队原名上海阿克发队，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上海申花队，他的教练工作也结束了，由根宝来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王后军讲完后由我讲话。我开口便给大家提了几个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讲普通话，这从我开始做起、第二，从现在开始，上海阿克发队变成了上海申花队，我是主教练，桑廷良、顾兆年是我的助理教练；第三，队伍刚成立，事情有很多，队员也有各种想法，这都是正常的。外面传说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问题可找我们教练谈。第四，队员中有伤不能练习的，以后向顾兆年提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一天两练，上午身体训练，下午分队比赛；第五，今天规定是9点30分报到，但准时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现在，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到，可能有的球员在家里没有通知到，现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点30分报到。
开完会我们马上去训练。天正下着雨，我问队员过去下雨天在哪里练？
队员说在体育馆里。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就在雨里练。
说完，我就让大家回房间准备，马上下楼进场地！
那天，雨下得比较大。桑廷良对我说：“怎么开会也不多说说，提提要求，就这样拉出去练了？”我说，我的要求都在场上，空话不说。这天大家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还是练得不错。说实在的，没有制订正式的训练计划，第一场练习狠难练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艰苦的训练来给大家一个认识，我们从现在开始已是职业队了，职业队就是庞该与过去不一样。这场雨不得正好。训练结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刚打完比赛。我不知道球员们对这第一堂训练课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应该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这一天，几个老队员如张卫华、唐全顺、林志桦、郑彦等没有到。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球员没有报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队员们从心底里对我有抵触情绪，或是对我这个“外来人”来点“下马威”、“杀威棒”之类的把戏。于是，我决定不等了。时间一到，马上开始训练，我依然像过去在国二队和国奥队一样地要求。在场上大声地喊着，催促着球员们努力地去争球。
训练完，我又开了个短会。我说，昨天9点30分有不少人没有到，今天9点30分又有许多人没有到。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