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六载-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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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均每天要走70里路，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走150里，那是什么滋味？我说你们没有，但我和桑廷良多少有这样的体会。
“文革”期间，国家队从北京拉练到保定，背着背包，每天行走40里路，花一届时间走完。一开始大家还有劲，但到了第四五天，便都腿软了，走不动了，我们还是搞足球的，平时又不缺锻炼，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条件比我们困难得多的红军，为什么能有毅力完成？我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压迫感，一种不得不走的紧迫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种压迫感，而事实上这种压迫感已经存在了，这也是对我们作风的一种考验。我们连续七场平局，我们都感到了这种压力，能否打好后面的比赛，不让上海的球迷、俱乐部和领导们失望，这便是目前给我们的压迫感。这次会开完了，大家的情绪好了一些，但气氛还是沉闷的，还是那七连平让大家心口堵得慌。
我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香港与快译通队进行亚俱杯第一轮第二场比赛。香港的天气又热又潮。由于第一阶段我们以7比1胜出，因此在9月4日的比赛中，只要不净输7球，便可出线。当然，我们队与快译通队比赛，要输7个球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与快译通队本来也不是7比1的实力。就是因为对手在场上情绪受影响，阵脚大乱，军心涣散，结果大比分惨败。如果我们松懈，对困难的准备不足，在足球场上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的。谨慎起见，我还是先派上主力阵容上场，下半时换上替补，最后我们以2比1赢，顺利进入下一轮。
下一轮的对手是上届冠军韩国天马一和队。
当时天马一和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重庆隆鑫队的主教练李章诛。这个队在1996年第二届亚洲超级杯赛上，主场5比3，客场1比0挫败了1995年亚洲优胜杯冠军、日本的平冢水手队，在亚非冠军对抗赛上，主场5比0狂胜非洲冠军南非的奥兰多海盗队，可谓真正的亚洲大哥大。这支队中还拥有6名新、老国家队球员，如前锋高正云，得分王申泰龙，中场名将李永真等，还有两名俄罗斯外援，分别担任自由中卫和门将，其中门将谢里切夫在韩国被称为最佳门神。据韩国足球界人士说，天马一和队能在韩国联赛取得如此好的战绩，其中三分之一的功劳应该归于谢里切夫。
韩国方面一开始对与中国的球队的比赛不屑一顾。因为在此之前，先后有辽宁队、大连万达队、山东泰山队和北京国安队等多支甲A队访问过，但每场比赛都输3个球以上。然而当天马一和队听说申花队曾经以7比1大胜香港快译通队后，也有点紧张起来了。他们四处打听申花队的情况，并让当时在韩国留学的吉林队教练、现在在巴西留学的申花少年队教练秋鸣帮忙搞些录像带。据秋鸣后来告诉我说，那时韩国的球队不太愿意与中国的球队比赛，认为与中国球队比赛得不到帮助。那次他们专门打电话给他，请他收集申花队的资料，可见他们对申花队的重视。
由于签证问题，我们4日在香港打完快译通队后，不能马上从香港直飞韩国，只能第二天飞回上海，6日一早飞韩国。由于比赛地不在汉城，到汉城后还转飞机，到人口只有10万的海边小城市束草。
束草机场靠海，乎日里雨多雾多，飞机经常不能准时起降。为此，韩国足协为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万一飞机飞不了，便坐汽车从汉城走陆路去束草，那就要走将近5小时的路程了。好在老天保佑，我们中午飞抵汉城时那里天气不错，飞机能够顺利降落。到旅馆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让队员睡了1小时，5点30分起床进行了一次训练，主要是恢复一下体力，然后练了一些第二天针对韩国比赛的防反战术。
我们佐在束草市一个风景区的旅馆里，周围环境安静，空气凉爽。房里没有电视，也不能打长途电话，这倒正好帮助我们恢复体力。晚餐时，一些队员提出要吃韩国烧烤。按照赛前饮食要求，赛前一天是不能进太多肉食的。但是由于连续比赛，旅途疲劳，加上天气炎热，消耗大，我就同意了。这种形式的烧烤，我们的队员和我都是第一次尝到。它是用一个大烧锅，里面放一点带水的调料，把已经拌好的牛肉放人，再加大白菜和粉丝一起煮，烧出来的牛肉非常香。味道特别好，与我们在上海的韩国料理店里吃的中肉烧烤，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刘军、毛毅军等人吃得很香，每人吃了近两斤，连说好吃。后来我们到上海，却找不到吃这种韩国烧烤的地方。
当时，我真担心队员们吃这么多，明天场上会跑不动。我说，你们少吃一点，不要撑得太饱，明天跑不动。队员们边吃边说，怪不得韩国球员这么能跑，原来他们一直吃这些啊。我说，好，那就明天看你们的了，与韩国球员比体力去。队员们开玩笑地说，我们才吃了一顿，怎么够啊？
对天马一和队的比赛，我针对当时国内足坛流行的恐韩症心理，根据对手的实力，我向队员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最好不要输球，平就是胜利；二，即使输球也要少输。如果我们能够客场逼平，到上海主场就好打了。
由于有1992年在吉隆坡失败的前车之鉴，我向队员们指出，首先要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不惧怕韩国队，如果有怕的思想，今天就完了。好在我们队中有拉德、佩雷斯和布雷等俄罗斯和法国球员，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恐韩”。有这些球员掺在里面，真能帮我们的队员壮胆。我问佩雷斯：你怕韩国队吗？他奇怪地反问：“怕谁？”我问拉德，他也是摇摇头，说不知应该怕谁。
我要求队员们敢于硬碰硬，把自己拼出来，那样的话，就会发现韩国人也不过如此。另外，在战术打法上我们要求统一，坚持打防反。我说，申花队与韩国天马一和队对垒，是两个国家最好的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与平时的商业比赛不同，是检验我们平时训练、管理和作战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验。我们要争取打好。即使输的话，也要为以后国家队打韩国队，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提供一次实战的经验。
自从我带申花队以来，我们先后三次与韩国队交过手，其中1995年1比0胜过金星队，也曾0比1和1比2小负大宇队和三星队。1996年我们在上海进行的亚洲室内足球锦标赛上，以5比3击败韩国队获得亚洲区出线权。与韩国队比赛多了，我也总结出一点道道，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要敢抢、敢逼、敢控、多跑。只有在场上不示弱，才能抑制住对手的凶狠。在确定上场的阵容上，我的指导思想是，谁玩命谁上场。
9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3点半，比赛在日本裁判的哨声中开始。观战的球迷约有6000多人，韩国足协秘书长和职业部的负责人都亲自抵达观战，可见对这场比赛的重视。最后比赛的结果是0比0，但从比赛的场面和两队的水平看，天马一和队明显高于我们申花队一筹。对方全场射门15次，角球18次，而我们射门12次，角球4次。这场比赛，我们的高佳大发神威，救了不少险球，最终顶住了对方的攻势；当然我们在反击的时候也创造不少机会，其中谢晖和祁宏各击中一次门技。对方上下半时有不少必进球的机会，其中不少单刀球，都被高佳化解了。
值得可喜是，下半时对方在我们抢逼围之下，反而显得体力不行了。申花队下半时射门7次，对方只有5次。下半时双方的场面差不多，我们还略好一些。
客场0比0逼和天马一和队，我在自己的总结时写道，最成功的在于中场的防守，中场的逼抢，尤其是佩雷斯和布雷的作用。他们俩一个打前腰，一个打左前卫，范志毅打后腰，刘军打右前卫，这4个人都能抢能拼。中场的封抢防守十分有效。我们打的是积极防守的战术，前锋是谢晖和祁宏，但祁宏也退回中场协助防守。据赛后桑廷良统计，祁宏全场跑动的距离达近1 米，起到了第一防线封堵作用。我们在这场球里拼得这么凶，连韩国方面都感到非常奇怪：中国的球队居然有这么好的体力？这就是我们对韩国队比赛的最大心得：对韩国队比赛，就是要以抢逼围对抢逼围，决不能有半点退缩。
9月8日我们返回上海，下午3点多到达虹桥机场。由于9月9日我们一早就要飞深圳，因此没有回江湾，而是住在了机场宾馆。下午在马路上慢跑恢复，准备10日与深圳队的比赛。
0比0平天马一和队后，国内反响很大。这是中国的俱乐部队第一次在韩国比赛而没有输球，而且是一场正式的比赛。但我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0日对深圳的甲A联赛，是我们能不能打破平球怪圈的比赛，这也是我们9天之内的第4场比赛。打好联赛，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从韩国凉爽的气候中来到炎热的深圳，大家感到闷热难当，这也是对我们球员作风的考验。这场比赛我们的球员确实很疲劳。中场休息时，大家的汗水如同雨水一样往下淌。有队员拿起一瓶水，一口气就全喝光了，脱水太厉害了。这时候说什么也没用。只有让大家坚持。最后。全队咬牙还是2比0拿下了，可是我们在比赛中还是损失了两员大将，祁宏和布雷受了伤。这两员大将在第一回合对天马一和队的比赛中发挥相当出色，但9月14日与韩国天马一和队第二回合的比赛，他们肯定是上不了场了。但不管怎么说，经历了可怕的七连平后，我们终于又开始赢球了。
9月14日对韩国队的第二场比赛，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由于我们0比0逼和韩国冠军队，韩国足坛一片恐慌，一些韩国媒体还报道中国球队“并没有恐韩一说”，他们承认，这场比赛将影响晚些时候进行的中韩对抗赛，说“到那时韩国国家队将遇到中国队更严厉的挑战”。我也没有想到。一场平局会引来这么多的议论和影响，大家都希望我们能改变历史，打败韩国队。根据当时队里的士气，以及打破平局怪圈后高涨的信心，这场比赛的准备会根本用不着我动员。我只是说，改写历史的机会在人生中是不多的，现在机会到了手中，就看能不能把握了。
最终，我们没有把握住机会，尽管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机会。这场比赛我们打得非常好，没有首轮比赛0比0时那么地被动。但是在最后3分钟，我们还是没有顶住，给对方顶进了一个球。
虽然我们被淘汰了，但是就像报上所说的：“申花队尽管没有改写历史，但是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我们这次是平视韩国队，以我们自己的战术对待韩国队，而不是过去围着对方转，给自己增强了信心。”
比赛后，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对申花队在这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斗志非常欣赏。据亚足联发布的10月号文件称，上海申花队与天马一和队的较量，是第二轮最紧张，也最扣人心弦的比赛，他们代表了亚洲职业化最高水准。维拉潘还说，去年亚惧杯赛，中国首届职业联赛冠军大连万达队没有参加，令人遗憾。因为东亚的其他两个足球强国韩国和日本都参加了。这一次上海能够参加，对亚洲足球有着促进的作用。同时，亚足联人士对中花队在赛程上没有协调好表示不理解，因为上海申花队在2周内要打5场，而韩国队为踢好亚惧杯，特意将联赛放到后面。
中国足协秘书长王俊生和职业部部长马克坚也飞到上海观看比赛。赛后王俊生对我们说，这场攻坚战体现了中国足球正开始形成新的精神面貌，宣告了与恐韩症的决裂，看到了职业化以来我们的成绩和进步。这场球打到这份上，其实谁赢都有可能，申花队只是机会没有把握好。
亚俱杯对韩国队的比赛，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全队的斗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一鼓作气，9月18日主场2比0胜广州太阳神，22日，主场又1比0胜吉林队。在这次三周9场比赛中，我们连续作战，取得了4胜2平1负的战绩。这的确是不错的，值得骄傲的战绩。更重要的是，队伍经受了连续作战的考验，在意志力上经受了锻炼。
11。一种预感，我该走了
亚俱杯我们经历了考验，但在联赛上，尤其是在七连平后，我们与万达队的差距已经拉大到9分，名次退到第三。后面还有8轮比赛，理论上还有拿冠军的可能，但根据万达队当时的实力和我们的情况，我们要想再拿冠军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了。俱乐部也放出风声；今年完成前三名就可以了。
拿冠军的可能性大概是没有了，但我不能让万达队舒舒服服拿冠军，我要求队员能咬住多久就多久。
七连平后，我们终于打破了平局的怪圈，取得三连胜。接着我们又赢松日队、赢广东宏远队，到这时我们已经是稳坐第二了，与大连万达队也只差5分。在最后两轮比赛中，如果我们主场赢了大连万达队，万达队客场平或者输四川全兴队，而我们最后赢北京国安队，我们还有可能拿第一。当然，这个前提首先是拿下大连万达队。
我们主场对大连万达队，得势不得分，佩雷斯和徐晖刚开场就发生争执，被主裁判一齐罚下。佩雷斯被罚对我们的影响，远远大于徐晖之于万达队。这场比赛最终打成0比0，1996年冠军与我们无缘，而万达队则在我们的主场，庆祝获得甲A联赛冠军。一年前就在此地，我们庆祝首次夺得冠军。看着万达队教练球员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的心里不太好受。
1996年我最出名的不是抢逼围，而是七连平。七连平不但球迷不满意，俱乐部领导也不会满意的。就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有关部门请来了3名外国教练，他们来自比利时、保加利亚和乌拉圭，到上海来共同会诊上海申花队。尽管李毓毅副主任对上海的媒体一再说，他们请专家来仅仅是会诊，没有换教练的意思，但我心里已经清楚，这是换教练的信号。我对自己说，这也许是我在申花最后一年的工作了。
我绝没有因为外国教练的到来威胁我的饭碗而影响工作。我心里只有一条，一定要把今年的任务完成好，这是硬道理。
外国教练执教申花队，已经成为申花队明年工作的现实。这个问题当时全队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最清楚，其他教练还没有认识到，队员更不清楚。
当然，1996年对我来说，确实是问题最多的一年。七连平后，新闻媒体不断批评我只知抢逼围，没有技术。甚至说，申花队要再上一层楼，必须请高层次的教练。就像郁知非在我辞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申花队要坚持枪逼围，又要补充新的内容。我心里清楚，追求激情与理智的完美是非常困难的，往往变成四不像，当年国奥队即是如此。1994年中花队一段成绩不好，1996年七连平都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深深体现到，要想得到完美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了。但是，再难也要去追求，我决不会后悔。申花俱乐部最终还是决定请外国教练了。
整个赛事结束后，我下一段的工作已经明朗化了。俱乐部想用外国教练替代我，让比利时、保加利亚和乌拉圭的教练来会诊，也是对他们能力的考察。后来我到松日队还获知，德国教练维也纳在下课后也曾被请到上海，俱乐部对他进行了半天的面试。看得出，请外国教练的方针已定，只是操作上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我们稳获第二名以后，体委金永昌主任、李毓毅副主任约我到他们办公室谈话。李毓毅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我反问道：“下一阶段领导有什么安排吗？”李毓毅说：“用外国教练基本上定下来了，这你也知道了。我们想，在用外国教练的情况下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这三年来我在上海的工作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上海领导和你们体委的支持、帮助，对此，我表示感谢。尽管我不是上海市体委的人，我的关系还在国家体委，但是我是上海人。俱乐部考虑到要换外国教练，其实我也早已知道，前一阶段就有预感。职业球队换教练是正常现象，我不会因此而影响任何工作，外国职业俱乐部的教练也是这样的。这也是对中国教练的真正考验，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金主任说，你有这样的认识真是很好的。他说，从上海市领导、俱乐部到我们体委，都希望你还能够留在上海工作。第一，具体职务上要么给你在俱乐部挂个名，如俱乐部副总经理；第二，你可以在队里挂个总教练，工资待遇不变；第三，如果你不愿意跟队，你就带上海市全运队。
我说，如果真的请了外国教练，我再跟队不是很合适，怕影响主教练的工作。我挂申花头衔，光拿钱不干事，也不合适。我可以摘全运会队伍，但我不亲自带，让一个年轻教练带。李毓毅说，你如果搞全运会，钱可能就没有俱乐部那么多了，当然我们可以给你弥补一点，我说钱不是主要的。金永昌主任最后说：“根宝，我们相信你，你选择一下。”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这次谈话的气氛相当融洽。当我离开时，我心里已经初步定下，我要离开申花队去带全运会队伍，我可以当主管，但不亲自带队。
联赛最后一场我们是客场对北京国安队。我到国家体委训练局向当时的局长李富荣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征求了一下对我今后去向问题的看法，他说，留上海带全运队也挺好，如果其他俱乐部要你去的话，也可以。
这时，我可能离开申花队的消息外面已经有了风声，国安队、松日队闻讯来与我接洽。我便给李毓毅打了电话，把李富荣的两点意见说了，还说现在有两个队要我去，我们上次的方案是不是可重新考虑一下？
李毓毅连夜给李富荣打电话，让他做通我的工作，让我留在上海。第二天李富荣找我，说李主任昨天晚上给他打来电话了，让我不要为难他，他也是上海人。我说，你们的意思我都知道，大主意我会拿的。
打完国安队比赛回到上海后，李毓毅与金主任第二次找我谈话，还是希望我不要到外地去，留在上海工作。从他们的谈话意思我感觉到，申花队想找外教，但还没有合适人选。让我搞全运队，其实也是让我当预备队，万一外国教练不行时让我再顶上。这其实也就是后来安杰依的角色。
我依然没有说同意或者不同意，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