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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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评价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评价王立群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在上一期节目中王立群老师讲到，在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中，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几乎是全盘否定。当时的现实政治让人们更多地思考秦亡汉兴的原因，更多地总结秦始皇的过失。正是这种时代因素让人们来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贡献。而到了唐代，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了新的视角，他们从唐朝藩镇割据的危害中，开始肯定秦始皇的郡县制。所以王立群老师认为，汉唐两代的学者都从当时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秦始皇做出了适合时势的评价。而唐代以后，一直到民国，对秦始皇的评价并没有消歇，与汉唐相比，后期评价也有了异样的声音。那么在这一漫长时间跨度里，有关秦始皇的评价集中在哪几个问题上呢？已经讲解了这么多集的王立群老师，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人物的评价呢？对于秦始皇“千古一帝”的评价，王立群老师又有什么新的见解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你继续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千古一帝》。
其实，从宋代到民国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首先还是集中在 “焚诗书、坑术士”这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焚书坑儒”。就在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中间，我们要介绍几个重要的评论者。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南宋的一个大学者郑樵。郑樵是个大学问家，他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埋头著书。他写了一部史书叫《通志》，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郑樵的《通志》不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以人物为主、专写人物，也不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样按年代顺序来写。郑樵的《通志》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制度史——典章制度史，所以这部史书在学术界非常有名。郑樵在《通志》的《校雠略》部分写了两篇文章，叫《秦不绝儒学论》。这两篇文章中，郑樵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第一点看法，关于“坑术士”，郑樵认为秦始皇的“坑术士”是一时议论不合者，就是把那一个短时期内和他意见不合的人杀了。郑樵认为，秦始皇“秦时未尝废儒学”、“秦时未尝不用儒学与经学”。那就是说，秦始皇所谓的坑儒只是一时的冲动，他没有废儒学，也没有禁儒学。有什么依据呢？郑樵提了六点依据：第一，刘邦建汉以后他手下有一个有名的儒生，就是汉初的大儒陆贾，陆贾就是秦代的儒生，他还活着吧，如果是焚书坑儒的话，陆贾怎么能活得了？第二，刘邦手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叫郦食其，这个人曾经给刘邦出过很多计谋，最后就是他说服齐王投降的。这郦食其也是个大儒，他也是从秦代活到了汉初，他也没被杀吧？第三，给刘邦制定当皇帝朝仪的有一个叔孙通，这个人是秦朝的博士，他也没有被杀。第四，叔孙通手下还有一百多个弟子，都是跟着他学儒家学说的，也没有被杀。第五，秦二世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曾经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商议国家大政，你要说焚书坑儒，那么这三十多个博士从何而来啊？第六，项羽开始是被封为鲁王，他死以后，鲁地的老百姓就是不投降刘邦，最后刘邦是拿着项羽的人头去，证明项羽死了，这个时候鲁地的老百姓才投降的。郑樵根据这六点事实判断，说秦代既没有废儒学，也没有废儒生，而且这个儒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很大，这就是郑樵的观点。这篇文章不长，但这是自秦始皇死后，从汉代以来，第一次为坑术士事件翻案的文章，所以影响非常之大。这是郑樵说的第一点。
郑樵说的第二点看法就是关于“焚诗书”。郑樵认为“焚诗书”跟秦始皇无关，他说这个责任在谁呢？一个在萧何，一个在项羽。刘邦入关以后，萧何跑到秦朝的宫殿中到处搜索，他要找什么东西呢？就是天下的地图，结果都把它拿走了。连同拿走的还有各地的人口记载、赋税征收的数量等，萧何把这些东西拿走了，而真正秦朝宫廷的经书都没有拿。萧何拿走这些东西是为了将来刘邦当了王以后可以知道天下有多少户口，然后按户口来征税；萧何最关心的是怎么征税，所以有关户口和税收的书他拿走了，其它的书不要。之后，项羽又来了，他一把火把秦朝宫殿一烧，书也烧了。所以郑樵认为，其实对中国古代典籍损害最大的人是萧何跟项羽，跟秦始皇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郑樵作为南宋的大学者提出的一个说法。他说先秦的经书最后是怎么消失的呢？是“学者自亡之耳”。这书不是秦始皇烧掉的，实际上是学者自己把它毁灭掉的，郑樵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汉代人为先秦的典籍注解，如经书上五个字，注解的文字能达到两万多字，你为了读懂那五个字，得把那两万多字看完，古人对此作了“皓首穷经”的比喻。什么叫“皓首穷经”？就是头发白了，才把这本经书读完了。比如说读《史记》，从小读到头发白了才把它读完；读《论语》读了一辈子，才把《论语》读通了。古人认为，能通一经就很不容易了。郑樵就以这种烦琐的学习态度勉励人们，非把经书读完不可。郑樵的这些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引发了后人强烈的思想震动，等于是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翻案制造舆论，后人就对这个问题开始讨论起来。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郑樵的人是明代人。明人孙承恩写了一篇文章叫《秦儒》，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驳斥郑樵。他说，不错，陆贾、郦食其都是秦儒，确实活到汉初为刘邦服务了；叔孙通是秦国的待诏博士，这也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三个儒生在秦代都没有受到重用啊。没有受到重用跟废了有什么区别呢？你总不能说“焚书坑儒”一定要把天下的儒生都杀绝，那才叫“坑儒”吧。这是孙承恩驳斥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秦二世确实是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讨论国家大政，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秦朝宫廷的博士很杂，有的博士叫“占梦博士”，是专给皇帝解梦的，皇帝做了个梦，就召个博士来解。何况这三十多个博士并不一定都是纯儒啊。孙承恩驳斥了郑樵的观点，这两个人就隔代交锋了。宋代跟明代跨度已经很长，但并不妨碍这两种思潮的论战交锋。这个交锋依我看来孙承恩说得可能更客观一点。郑樵的说法呢，他的意义只在于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历史不能离得太近，距离太近的时候就没办法评论了。历史一定要拉开距离，拉开一段时空，这就是郑樵评价的意义所在。
＇画外音＇ 从后人对“焚书坑儒”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焚书坑儒”成为秦始皇身上无法洗去的污点，始终逃脱不了人们对他的诟病。“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他提出应该根据古制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老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书也限期交出烧毁，这就是“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5年，有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四百六十余人被全部坑杀。针对“焚书坑儒”，王立群老师认为后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其中不乏大家。那么，后世的人们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呢？王立群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些大家的观点呢？
郑樵以后，清代人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家，小家我们就不提了，只讲大家。清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朱彝尊，这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说焚书坑儒这个事你们不要责怪秦始皇，那是秦始皇被逼得无奈了。因为秦代是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他不能允许法制之外的一些言论存在。从战国到秦代这一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做“处士横议”。什么是“处士横议”呢？就是一些民间的读书人，他们读了书以后对朝政可以指手画脚地评价，这个评价在战国时期当时是很普遍的。秦始皇兼并天下成功以后，对这个现象开始他还是容忍的，到了后来他越来越不能容忍了。就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借着淳于越要求秦始皇分封子弟的问题，李欺提建议焚诗书，就引发了这场大劫难。秦始皇认为当时焚这些书是为了统一。朱彝尊则认为，秦始皇要坑杀的是“乱道之儒”而不是“圣人之徒”，他也替秦始皇辩护。朱彝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焚书坑儒啊，是那些乱发议论的处士把秦始皇逼到了墙角，秦始皇没有办法了，最后才走这个极端的。要说谁焚书，那不是秦始皇焚书，而是那些处士焚的书。这个话就是公然为秦始皇开脱罪责了。
我们下面还要举一个大学者，这个人叫刘大櫆。刘大櫆的名气也大得很，他是清代桐城派的前期代表作家（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绵延两百多年）。刘大櫆专门写了篇文章叫《焚书辩》，文章中这样讲，他说“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就是“六经”不是秦始皇烧的，是汉代把它搞得失传的。“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刘大櫆的说法跟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清代学者的说法不谋而合，他认为焚书的罪不在秦始皇，在项羽，是项羽一把火烧了。而项羽之所以能烧，还得再拉上一个人——萧何，他光顾着把那些税收的书拿走了，其它的书不要，那项羽不就烧了吗？再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还有一个大人物，这个人物大家就更熟悉了——康有为，没有人不知道康有为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这本书中，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说法，他说，“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说秦始皇焚书，六经没有因此而灭；说秦始皇确实坑儒，但是儒也没有因此而被灭绝。康有为也认为秦始皇不是灭绝六经的罪魁祸首，而是另有他人。我刚才引出的这么多清代著名学者的说法，大家记住记不住都不关键，关键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备受人们指责的事就是“焚书坑儒”，而这件事在汉代和唐代都被批评得尤为厉害，到了宋代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就是为焚书坑儒进行翻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
＇画外音＇ 尽管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一生中不光彩的记录，但王立群老师认为秦始皇也有他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他开创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在中央建立对皇帝负责的，以“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建立对中央负责的郡县制度，这个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不断完善并被继承下来。那么，对于秦始皇首创的制度，人们又是怎样评价的呢？王立群老师对此又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后代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实际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焚书坑儒，一个是郡县制和封建制（分封制），这两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这里我们也介绍几个学者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叫王夫之，很多人都知道王夫之，他写过一本书叫《读通鉴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出来了一个观点，他这样讲，“夫封建制不可复也。势也。”他说，封建制在秦代不能够再重复了，是因为“势也”，这个“势”就是大趋势。说历史的趋势决定秦始皇只能搞郡县不能搞分封。我们这里先说明，这个“封建”指的是“封土建国”。他说，这个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王夫之说得很简单，只说“势也”，没有讲为什么它是个历史大趋势。我可以替王夫之做一点解释，其实搞封建制最集中的应当是周代，西周、东周都实行的是封建制。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就是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他把土地和人民封给他手下的宗室和功臣这两类人，还有先朝的后裔，这些人就成了诸侯了。这些诸侯封土建国以后又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他手下的人，这就是卿和大夫，所以西周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开始分的时候，由于周天子力量比较强，他可以号令天下。再加上分封的这些诸侯很多因为血缘关系很近，在当初开始封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属关系越来越远。血缘关系逐渐地远了以后，诸侯国有的经营得好，它强了；有的经营得不好，它弱了，强的和弱的之间就不平衡了，于是以强凌弱不可避免。这些诸侯国之间不再是凭血缘说话了，最后是凭实力说话。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国力特强的诸侯王，他们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要维持天下的秩序，这就是霸主，也就是春秋五霸。但是，随着霸业的交替，诸侯国又不断地出现分化，有的崛起，有的没落，这样又会形成一些新的强国，这些新的强国形成以后要吞并它国，这就是所谓的兼并。兼并的结果只剩下几个大国，这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这几个大国再互相角逐，最后的一个强国把其它的国家都吞并了，这就是天下发展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经过了上千年历史的演义，是没有人能扭转得了的。当最后这一国兼并了天下以后，它面临着的一个选择是，要么重蹈覆辙再分封，然后再争霸、再兼并。你要不想再重蹈那个覆辙，那就废分封而行郡县。所以封建制跟郡县制作比较，封建制没落。郡县制的产生也是个历史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也是不能改变的。王夫之把这个争论的焦点问题说得很透，当年秦始皇在世时就因为封建制和郡县制这个焦点之争，惹得他要一把火烧书。王夫之还提了一个看法，他说这个郡县制代替封建制还有一个好处，封建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封建制你把诸侯王封了后，他世世代代就是诸侯王，这就叫世袭制，世袭制就是终身制。这个终身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贵以承贵，贱以承贱”。意思是说，你的祖先是贵族，那么你的后代世世代代就是贵族；你的祖先是平民，那么你的后代世世代代就是平民，老百姓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如果把封建制废了，就能实行科举制，实行了科举制，那些寒门子弟就可以通过考试上来了。这就是王夫之的看法。清代另一个大学者叫顾炎武，顾炎武写过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叫《郡县论》，专门讨论郡县制的问题。文章提到了两点。：第一，他说封建制演变成郡县制是一个过程；第二，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的必然。顾炎武还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你看，在两千多年以来，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中以顾炎武的说法最为深刻。他说实行封建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周天子的权力越来越小，诸侯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封建制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其专”，就是专权的在下面。郡县制相反，它的权力都在上边，都在皇帝那个地方。所以，顾炎武的观点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他能看出两种制度各有利弊。这就是说，关于郡县制和封建制之争，其中的问题顾炎武已经看得很深刻了。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个学者，叫袁枚。袁枚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善于经营的文人。他怎么干的呢？他有两手绝活：第一，他退休回到南京以后，在他家里修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宅子，是南京当时最有名的园林。然后所有到南京去的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要去参观，因为那是个景点。这些人来了以后，袁枚好吃好喝招待，最后这些人一般都要慷慨解囊，赠予点钱。这是袁枚生财的第一个办法。第二，袁枚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他当过皇帝的秘书，名气很大，所以很多人都想请他给写个碑文、墓志铭什么的。袁枚当然来者不拒，但是有一条，要拿银子来。袁枚给人家写了很多这种文字。所以他就靠这又赚了一大笔钱。袁枚作为一个大才子，他对郡县制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郡县制跟封建制相比较，封建制有利于出思想家，你看那些诸子百家都出现在周朝的封建制下。封建制天子管诸侯，诸侯管卿、大夫，中间有很多管不到的地方，比较自由，所以孔子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啊都出来了。等到郡县制一实行，秦始皇搞思想统一，就什么子也出不来了。为什么呢？管死了。袁枚认为郡县制不利于出思想家。另外，他认为封建制有利于选贤，因为封建制封了那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肯定有贤和不贤的，而老百姓就喜欢那个贤明的诸侯。你看，商汤原来只是一个诸侯，因为他贤明，最后他就取代了夏桀；周武王也是一个诸侯，因为他贤明，最后取代了商纣王。所以在封建制底下，老百姓选贤君、选明君的自由度比较大，你一搞成郡县，老百姓就不能选了。天下就一个皇帝，你还选谁啊？没法选。袁枚认为郡县制还有一个毛病，郡县制的郡守和县令不是皇帝派的吗？派到那个地方是“数岁而一迁或半岁而一易”，几年一个任期，或者是几年换一次，或者是半年换一次，有的还没熟悉情况就调走了，这不利于为老百姓做好事。诸侯王就不同了，你把他封到那里，那里一辈子就属于他，他就会兢兢业业去治理。当然，袁枚这个说法也有问题，要是这个诸侯王很残暴，他还是终身制，那老百姓不是苦死了吗？而郡县制假如碰上一个不太好的郡守和县令，几年以后他也许走了，他走了老百姓还有出头之日啊。你要弄个封建制，这个诸侯王很坏，他不到死不交权，或者他儿子再继位，他儿子比老子还坏，那老百姓还怎么过日子？所以，袁枚的说法还是有点片面性。但从以上这些举例可以看出来，在明清这个时候，一批思想家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考虑远远超过了汉代人和唐代人，他们对此作出了好或者不好的简单评价。
民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叫梁启超。我们刚才介绍了康有为，现在我们再看梁启超。梁启超在1920年写过一篇《战国载记》，他对郡县制也有一番评价，他对天下的统一是这样说的：“天下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纷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以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之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