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风云录-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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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生活也是考验。
　　罗炳辉是云南彝良人，原名叫罗德富，字宿星，1897年生，19岁从军，曾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和北伐战争，33岁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就是1929年。这一年的10月，他在吉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的6月被任命为红十二军军长。
　　谭震林政委补充道：“没菜吃可以上山挖野菜，下田逮泥鳅、摸田螺嘛。在我们家乡这个时候的野菜可好吃啰。只要把战士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大家想想，咱们参加革命后，那一天不在和困难作斗争？”经这两位首长一讲，大家的担心和疑虑就没有了。
　　谭震林，湖南攸县人，1902年出生，23岁参加革命，2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茶陵工农兵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四纵队政委。1930年6月升任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他为人耿直，办事认真。
　　他还强调各部队要进行教育，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违犯群众纪律。将令一出，各级闻风而动。他俩人布置好，就一同走出东固镇，沿着稻田地旁边的小河埂向前走着，河里的水不深，他俩老远就看见前面的小河里有人裤腿卷得老高正弯腰在河里摸东西，其中一个背后还背着个大斗笠，看不清是谁。俩人同时都琢磨开了，这是谁行动这么快？
　　罗炳辉、谭震林走近他们，看见河边放着的斗笠中装了不少田螺，一声不响地立在他们背后悄悄地观战，看看到底是谁。小河中的人聚精会神地在水中摸鱼，根本没有发现来人。突然，在水中摸鱼的那人站起来，高兴地叫道：“抓到一条鱼。”鱼在他手中乱蹦乱跳地挣扎着。
　　罗炳辉、谭震林同时惊讶地叫道：“老总。”
　　朱德满脸泥水，手里抓着足有一斤多重的鱼，开心地笑了。
　　谭震林既心疼又关切地说：“山里的水凉，小心生病。”
　　朱德的警卫员小王高兴地从水蹚中过来，从朱德手中接过鱼。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伸手将朱德从水中拉上岸。朱德却笑呵呵地说：“没那么娇气。”
　　罗炳辉说：“我们军刚开会布置下去，没想到总部首长，比我们想得早，行动得快。”
　　朱德指着东固镇说：“这么个弹丸之地，一下子来了好几万张口，粮、菜还不紧张？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更要体谅人民的困难！”
　　罗炳辉半批评半开玩笑地对小王说：“你这小鬼让老总下水，着了凉小心挨刮。”小王略带羞色，不由伸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朱德这才打量着他俩人问：“你们这是弄啥子去？”
　　罗炳辉回答说：“跟老总一样，搞生活自救去。”
　　朱德一听，脸上带着笑说：“生活自救？嗯，这个提法好！快去告诉毛总政委，号召全军开展一场生产自救活动。”
　　罗炳辉和谭震林俩人都有个雷厉风行的作风，马上就要去找毛总政委，被朱德叫住：“总政委不在镇里，早上山去了。”
　　毛泽东和他的警卫员吴吉清已是满载而归。他俩人满头是汗的从山上下来，看上去，吴吉清背后的布袋里装得鼓囊囊的。毛泽东又弯腰拔下几棵野菜拿在手上。他们俩人下了山坡，拐向乡间小道，边走边在路旁寻觅。
　　罗炳辉、谭震林俩人远远地看见从山上下来的毛泽东，不由加快了步子。毛泽东也看见了他俩人，立在路边，望着匆匆而来的罗炳辉和谭震林风趣地说：“二位大将，如此匆忙，有何贵干呐？”
　　罗炳辉、谭震林来到毛泽东面前。罗炳辉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行动太迟缓了，该向首长作检查呀！”
　　毛泽东看他两位那认真的样子，也一时摸不着头脑，疑惑地问：“你们俩人作何检查？十二军每次行军打仗、执行任务，从未落后呐。这次又随总部行动，动作迅速。有啥子可检查的？”
　　罗炳辉、谭震林见毛泽东挺认真，不由笑了起来。
　　毛泽东更是疑云满腹：“笑啥子。”毛泽东突然明白过来：“你们都想到了，很好嘛。一个好指挥员不仅仅是会打仗，更重要的是随机应变，克服困难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学会生存的军队，才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
　　罗炳辉饶有兴趣地翻弄着吴吉清背后的袋子。见里面野菜的品种很多，还有野竹笋。
　　毛泽东指着野竹笋说：“这东西炒辣子，好吃的很哩。我小时候，常到山上挖竹笋。”正说着总部通讯员马全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报告总政委，郭参谋长通知，请首长回去。”
　　毛泽东预料到敌情可能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同罗炳辉、谭震林匆匆分手，急冲冲走回总部。
　　原来是在南昌行营坐镇指挥的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派特务潜入苏区搞扰乱和暗杀活动。刚接到报告，有一些积极分子和干部被暗杀。毛泽东听完汇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立即部署反渗透工作。然而，在红军战士忍受饥饿，隐蔽待命，伺机歼敌的同时，最高决策者还在为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争论不休。为了统一意见，又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吸收各军军长、政委参加了会议。
　　项英坐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是会议的当然主持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叶剑英也在座。经过充分地讨论，基本上达成共识。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最后发言。大意是：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次会议的讨论，就如何打退敌人的“围剿”问题，认识基本趋向一致。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思想，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他认为“分兵退敌”到苏区外去打不可取。退出中央苏区，转移到四川去，这更不可取。我们还是老办法“诱敌深入”，在苏区打！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进攻我们的军事力量数量多，但有许多弱点：一是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存在着指挥上的不统一；二是地形不熟，运输困难。我们虽然处于劣势，但我们有三个有利的条件，第一红军好，上下团结，情绪高；第二群众好，拥护红军，支援红军；第三地势好，我们可以利用熟悉的地形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思想认识统一后，还有一个先打哪一路敌人的问题，大家也有认识上的分歧。有的要先打蔡廷锴部，也有的要先打朱绍良部。他的意见是先打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他们战斗力不强，地形不熟，胆怯心虚。我军可在运动中打它一部，而后向东扫去，直指福建的建宁。
　　毛泽东的讲话引来了一阵鼓掌声。任弼时、王稼祥带头鼓掌。项英见状，也不得不随着众人迎合地拍几下巴掌。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朱德就召集总部人员研究分析敌情。
　　“根据种种迹象来看，敌人也在耍花招。是要‘以静制动’，引我们上钩。我们不能上这个当，要设法调动敌人。”毛泽东讲到关键时，把胸前的衣服敞开，一手卡腰，一手击在桌面上。
　　朱德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又补充道：“对！迫使敌人就范。”
　　毛泽东还有一种担心，反复告诫大家：“机会总是有的。
　　但同志们在大山里等了好多天，可能会出现急躁情绪，告诉大家，情况转机往往是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突然，传来了雷声，毛泽东、朱德等不约而同地望着门外。
　　外面下起了雨，愈下愈大。周以栗不无担心地说：“这场雨，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但，也给敌人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这时，大家都望着门外的滂沱大雨，谁也不说话。密集的雨点形成了道道水幕。门外的高山在烟雨中时隐时现。
　　雨水冲刷着道路，形成了一道道沟。河水也在暴涨，许多木桥被冲垮。有的山体还出现了滑坡，堵塞了道路。
　　16。富田战斗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一直得不到江西进剿红军的大捷消息，常来电督促在南昌行营坐镇的何应钦。何应钦也为抓不住红军的踪影而大伤脑筋。他望着手中蒋介石拍来的督促进剿电报，正举棋不定。他的高参望着他作难的样子，欲言又止。
　　何应钦在想，20万人马，西起赣江，东到福建的建宁，东西联营八百里，像梳头的篦子一般，由北向南推进，怎么会连个影子也发现不了呢？他对少将高参说：“电告各路军，相机紧缩包围圈。”
　　在陂下的王金钰总指挥部里，他严肃地站在门口，望着门外不停的大雨和房檐下如注的落水。他接到了南昌行营催促进剿的电报，心中在埋怨老天不作美，下起来就没个完。
　　在富田的公秉藩，也接到了南昌行营进剿的电报，也在为不停的大雨发愁。这时，他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打来了电话。告诉他，他们旅的哨兵抓获红军的一个排长，据初步交待，朱、毛、彭、黄正在东固，并有七八个军的兵力在此集中。
　　公秉藩听后一阵暗喜，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建功立业，树各路军之先声，在此一举。冲动的热度还不到几秒钟，他又一想，带着满腹地疑虑问道：“他是怎么跑出来的？”
　　王懋德旅长在电话里解释说：“据他讲，他是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关押，乘监视疏忽之机逃出来投城的。”
　　公秉藩历来疑心甚重，半信半疑地问：“不会是苦肉计吧？”
　　王懋德又告诉他：“听他口气不像。”
　　公秉藩似信非信地对他说：“你们要看好他，别让他跑了。
　　要严加审讯。“王懋德要他放心。公秉藩放下耳机，暗想道：”东固离富田，近在咫尺，我们的侦察队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再说，红军明知国军在这一带有重兵把守，他们怎能把自己至于死地呢？难道是“置死地而后生”？“接着他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不可能。“不管怎样，他得把这一消息报告南昌行营。他快步走出师部来到后院大功率的电台室，电台人员见师长亲自来电台室，知道事关重大，一个个忙立身站好等待吩咐。
　　公秉藩一进来就焦急地说：“赶快向南昌发报。”
　　电台发报员坐下手摸电键等待他的口述。
　　公秉藩思考一下，说：“南昌：我师抓获一名共军军官，据云共军集结于东固地区，请示派飞机侦察。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5月8日于富田。”
　　南昌的何应钦接到公秉藩的电报，也是将信将疑。东固离富田这么近，就在国军的眼皮底下，他想毛泽东、朱德绝不会冒这个险。如果说是少数人还可信，几万之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管怎样，侦察了再说。于是飞机从南昌陆续起飞，到东固地区反复侦察。
　　这时，东固地区上空，已经烟消云散。标有晴天白日旗的侦察机在大山的上空低空盘旋飞行。飞机的机翼下是：群山起伏，苍茫辽阔；青松翠竹，白云漂浮。飞行员向下鸟瞰大山：山是静静的山，树林是静静的树林，无有一丝异常。
　　飞机下面的山林中，在树荫的笼罩下，正集结着红军的千军万马，有的在开动员会，有的围成一个圆圈，在兴致勃勃地做游戏，有的在学习，有的在讨论。
　　飞机从头顶上空飞过，红军战士不受任何影响，照常进行着自己的事情。
　　飞机连续侦察了两天，没有发现目标。在富田的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到了5月11日，还未接到南昌的复电。疑虑颇重的公秉藩带领他的属下，登上了富田东南面的山顶上，用望远镜观察东固方向的群山。他仔细观察了一阵子，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放下望远镜，仍不放心地目视着那个方向。提起东固，就让地心有余悸，上次同张辉瓒在浓雾中火拚，张辉瓒部被歼，幸亏他逃得快，没有遭到全军覆没的厄运。这次他慎重多了。他的属下提醒他下山。公秉藩似乎还不放心，临走还回过头来再望一眼。他边走边说：“进入红区愈深，困难愈甚。”他的手下也附和地说：“这里的老百姓都被共产党赤化了。”
　　公秉藩心情沉重地说：“所过之地，看不见人，无人为向导。房屋一空如洗，没粮、没有锅、碗、瓢、勺。实在进退两难。”有人说：“游击队到处放枪，还捕杀掉队的弟兄。”公秉藩再没有言语，闷着头走下山。山下的马夫已为他们备好马。他们跨上战马，驰回师部。公秉藩刚到师部门口，收发报员手拿电报迎出来。
　　“师座，南昌急电。”
　　公秉藩让他念电报，他就大声念道：“二十八师：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部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南昌何应钦5月11日公秉藩这下放了心，毫不犹豫地对参谋长吩咐道：“通知团以上军官，到师部开会！”
　　毛泽东、朱德等利用战前的空隙来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朱云卿参谋长。朱云卿一手拉住朱德的手，十分动容。朱德要他安心好好养病，朱云卿则认为自己这病算不了大病，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他应该到前线去，却躺在了病床上，心里很是不安。
　　毛泽东安慰他：“既来之，则安之。国民党的军队一时消灭不完的，今后有你打的仗。”
　　毛泽东、朱德看望朱云卿后，回到东固坳上的红军总部。
　　这一天正好是5月15日，红军的电台在实施监听中，突然收到一个很强的信号。
　　战士们在议论：“二十八师的电台功率真大。”
　　“把它给弄过来就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同上海的中央联系。”
　　突然，电台出现了明码联络。王铮头戴耳机一阵紧张，示意大家要静，并飞快地作记录。电台中出现了如下对话：师部电台，功率大，声音大：“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电台（吉安是二十八师留守处）：“到哪里去？”
　　师部电台：“去东固。”
　　王铮取下耳机，拿起抄收电文，一阵风地跑了出去。
　　毛泽东、朱德、郭化若等聚在一起正在商讨敌情，王铮高兴的忘记了喊报告，一下子闯进来。由于激动，口里叫着：“电报、电报……”毛泽东接过看后喜形于色，电报传到朱德手里，看后说：“功夫果然不负有心人，终于等到了。”
　　毛泽东也兴奋地说：“这个牛角我们终于穿通了！参谋长，你派人把十二军军长找来，为了保密我要当面交待。同时，对各军的作战行动命令，以书面形式，派专人送达。”
　　郭化若走后，毛泽东、朱德进一步研究了作战方案的细节。
　　朱德要求红三军团加上三十五师为左路军，担任迂回包抄任务，经红树头、固陂圩向富田迂回进攻；红三军为中路军，沿东固中洞大道向桥头江方向攻击前进；红四军、六十四师和十二军一部为右路军；四军担任第一梯队，十二军担任第二梯队，分两路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正面迎击敌人。十二军原来担任钳制郭华宗的四十三师和总预备队的任务即行撤销。
　　“报告。”
　　“进来。”朱德听出是罗炳辉的声音。
　　罗炳辉一进来，朱德就对他下达了作战任务。
　　这时，郭化若已选调了几名职务较高的年轻干部，都牵马立在总部门外等待受领任务。郭化若将人员分为三组，每组二人，并交给每组一份用牛皮纸封好的作战命令，临行又给他们提出了要求。
　　三组六骑人马，接受任务后，一起离开总部完成各自的任务去了。
　　不一会，毛泽东走出总部，叫上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上了战马，消失在天地一色的夜幕里。
　　毛泽东和警卫员来到红三军军部。红三军军部设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的农舍里。此时，黄公略正在灯下趴在地图上寻找进军的捷径路线。
　　“黄军长，一切都布置好了吗？”毛泽东和他的两个警卫员来到门口，一进门就看见聚精会神的黄公略，问了一声。
　　黄公略听出毛泽东熟悉的声音，虽对毛泽东的到来感到十分意外，却爽快地回答道：“一切都布置好了，就是如何尽快赶到伏击地点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呵！我们想到一块了，看来你是要准备出奇兵呀！”
　　黄公略被毛泽东一夸奖，不好意思地笑笑。
　　毛泽东严肃地说：“为了保证这次行动，只有少数人知道。
　　我们面对的对手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他不同于张辉瓒。总部的作战命令是先吃掉公秉藩的二十八师和王金钰的四十七师。你们军的任务就是对付上次溜掉了的二十八师。要赶在敌人的前面，就得抢先占领将军帽！“
　　黄公略正在此为难地说：“从地图上看，没有小路可通将军帽。”
　　毛泽东诙谐地说：“如果地图上有，早就被敌人控制了。
　　我们就是从没有中去找有。“
　　黄公略大悟：“找小道？有谁能知道呢？”
　　毛泽东微笑地看着他：“我们有的是群众，可以去调查一下吗。”
　　黄公略也是个急性子，说干就干。静静的山夜，朦胧的月光下，小山村一片模糊。毛泽东、黄公略和警卫员吴吉清、陈昌奉来到村口一户人家。吴吉清向前敲门。
　　“谁？”屋里传出一个老人的问话声。
　　黄公略答道：“孙老爹，是我！黄公略。”
　　屋里的灯亮了，门“吱”地一声打开，孙老爹披衣出现在门口。看上去他年近六旬以上，额头的纹理刀刻的一般，证明了他饱经风霜的一生，不过精神很好，身子骨也很硬朗。他热情地把四位让进屋。
　　屋内东西不多，倒也干净。
　　“随便坐吧。”孙老爹热情地招呼他们，自己先坐下，问：“深夜找我老汉，想必有要紧事吧？是不是要找一条小道，上将军帽？”
　　黄公略大为惊奇：“孙老爹，你真是料事如神呀！”
　　孙老爹自谦地说：“什么神不神的，咱们的毛委员，那才叫神呐。我估摸着，要抄‘刮民党’的后路，只有抄小道上将军帽。”
　　毛泽东同黄公略无声地对视一下，不慌不忙地问：“孙老爹，上将军帽有没有小道可走？”
　　孙老爹这才注意到毛泽东，抬起头打量着这位身材高大的人，觉得既面熟又面生。他转向黄公略问：“这位是……”黄公略笑着说：“他就是大家常叫的毛委员呀！”
　　“毛委员？就是那个……”孙老爹揉了揉双眼，仔细打量毛泽东：“就是歌里唱的那个毛委员？”说着他不由得哼了起来：“朱、毛会师在井冈，革命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