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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井冈风云录-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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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则认为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反日反蒋,是我们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鉴于目前的局势,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我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自动退却,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起到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之作用。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恰好刘参谋进来,向他们报告。
  “彭总从前线拍来电报。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博古一听,大为恼火,他不敢当面批评毛泽东,就借题发挥。
  “此建议,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依此建议,必定断送革命!”
  此言以出,谁还敢多言,结果不欢而散。
  十九路军的代表走了,带回去了一纸协议。由于临时中央还是左的一套,没有利用这一有利事件,坐失良机。
  在抚州北路军总司令部里,蒋介石住处的门前有棵桔子树。虽是初冬时节,果实挂满枝头,甚是好看。整个对苏区的“围剿”,正按着蒋介石的布置进展顺利。今天,他的心情特别好,穿了件深兰色长衫,立在树前观看桔子。
  顾祝同、蒋鼎文神色异常地进来。蒋介石一见他俩神色慌张,不由一怔,问道:“墨三、铭三,何事如此惊慌?”
  顾祝同:“校长,福建的蒋光鼐、蔡廷锴已派陈公培前去同共产党联系,准备联共倒戈。”
  蒋介石听后很震惊,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心急如焚,在院中踱了几个来回,突然咽回快到口边的话,又不停地走起来。
  顾、蒋望着这位显赫的领袖,不敢妄言。
  蒋介石停在他的两位将军面前:“淞沪私自开战,给了我一个难看。这次又要在背后插一刀,实为十恶不赦。你们要密切注意福建的动向,阻止他们的行动,绝不能再出现宁都第二十六路军类似的情况!每日多派飞机侦察,并轮番轰炸‘匪区’。”
  蒋介石回到住室,独自坐在那里,显得忧心忡忡。他一会儿拿起自编的《剿匪手本》看上几眼,一会儿又放下,兀自发呆。
  早饭后,蒋介石一个人在室内徘徊不止,口中哼着歌,一上午都是如此。他的侍卫长走到住室窗户外,透过窗见蒋介石在高唱,忙离去。不多时,侍卫长找来了侍从室主任,俩人来到窗前偷视。
  蒋介石想着福建发生的事,着实令他坐卧不安、食不甘味。此时,他举止失态。
  侍卫长小声讲:“先生发神经了。”
  侍从室主任:“走吧,小心挨克。”
  这时,宋美龄健步走进院内,俩人见后,忙站在一边:“夫人好。”
  宋美龄打过招呼,进了室内:“达令。”宋美龄娇滴滴地叫道。
  蒋介石醒悟过来:“喔、夫人。何时到的,怎么也没招呼一声?”
  宋美龄坐下撒娇地说:“我来看看你嘛。”
  蒋介石移过一个老式电扇,调得稍慢一些对准她吹风。
  翌日一早。蒋介石在花园式的住处,曲径通幽的道上散步,身后跟着侍卫长和侍从室主任。走了一段时间,蒋介石停下来。问:“有没有十九路军同‘赤匪’联系的情报?”
  侍从室主任:“先生,没有。”
  蒋介石吩咐他们:“一有这方面的情况,要立即送我。”
  侍从室主任:“是!先生。”
  蒋介石边走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他们不同共产党发生联系,一切都好解决。一旦共产党插手此事,那将变得复杂化,就难办了。”
  他们在院内散步,宋美龄在屋内却从床下搜出一个小菜坛,上面有“宁波”字样,脸色不由大变,她又在床下搜寻,又搜出一坛,她气恼的提起两个小罐,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命地摔在屋正中。
  蒋介石散步回来,刚好碰上。罐内的东西和破碎的瓦皮溅起弄脏了他的衣服。蒋介石刚要发火,当他看清被摔碎的是他家中原配夫人毛氏送来的宁波小菜时,倒先软了三分。
  “夫人。”
  宋美龄气怒地“哼”了一声,扭身一边。
  蒋介石走过去,又轻声叫道:“夫人。”
  宋美龄杏眼圆睁:“你,你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想着别的。你……”她一屁股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竟自哭了起来。
  宋美龄,原籍海南文昌,1897年生于上海。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大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为妻;二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哥哥宋子文,1927年后,曾就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外交部部长。宋氏家族,是一个十分显赫的家族。
  1907年的宋美龄年仅10岁,就同二姐宋庆龄一同到美国新泽西州萨米特就学,后来又到麻省卫尔斯莱女子学院就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她在美国一呆就是十年,1917年回国。
  蒋介石随着地位不断地提高,其名声也愈来愈显赫。1927年她和蒋介石的结合,可以说是她大姐宋蔼龄的杰作,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结合。
  蒋介石对宋美龄早已倾心,只是没有机会。蒋介石不仅看中了宋美龄的美貌、才识,更看中了她的出身、地位。从“宁汉之争”中的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拉拢冯玉祥利用宋子文就可以看出端倪,他蒋介石要想登上领导者的最高宝座,非得有宋氏家族的支持不可。宋蔼龄独具慧眼,她觉得蒋介石就是中国的“拿破仑”。她也想把她的小妹妹嫁给“拿破仑”式的人物蒋介石。可是,这位微露峥嵘的“拿破仑”,早已有了三房妻室。前妻毛氏,在老家的溪口,他早已休掉,不足为虑;第二房妻子姚氏,也划入另册,也不须多虑;只是现在的妻子陈洁如,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早在1926年的8月间,宋蔼龄邀请蒋介石夫妇到她家参加宴会,就是一种试探。当时在宴会上作陪的有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她一眼就看出宋蔼龄的用意。她曾警告过陈洁如,要她小心。
  要顺利地实施这一计划,得排除三个障碍:一是世俗观念。当时蒋介石的名声并不好听。这个似乎还不算太大。第二个障碍阻力较大。首先要排除宋母倪桂珍的阻力。她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把宋母送到日本,减少压力。宋庆龄反对尤为强烈,宋子文也是从中作梗。但是,她(他)俩人毕竟是姐妹关系,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宋蔼龄就给他们打“迂回战”。在1927年5月5日,经过宋蔼龄的精心安排,宋美龄和蒋介石到镇江作十日游,以此来加深他俩人之间的感情。
  宋庆龄是坚决反蒋的,由于武汉政府的垮台,她不得不搬到上海的法租界寓所里。蒋介石的特务一直在监视、跟踪、威胁。宋蔼龄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让宋庆龄出国旅游,脱离险境。宋庆龄迫于内外压力,只好在8月28日秘密离开上海,去苏联访问。
  宋庆龄一走,宋子文成了孤掌难鸣。为了解决这一个最后障碍,宋蔼龄搬出了宋子文的恩师谭延辏プ鏊墓ぷ鳌L费雨'果不负她望,马到成功。第二个障碍也是最大的障碍。都被宋蔼龄一一化解了。这第三个障碍,蒋介石拿出五万美元,要陈洁如到美国就学;姚氏以一栋二层小洋楼,被安置在苏州;毛福梅由蒋介石的娘舅出面,也顺利谈妥。
  蒋介石在宋蔼龄使出浑身解数,扫除一个个障碍后,于12月1日,在上海的西摩路宋府和大华饭店,分两处举行了宗教婚礼和世俗婚礼。从这一日开始,宋美龄就走向了“中国第一夫人”的道路。
  今年,是她和蒋介石结婚的第六年。蒋介石比她大整整10岁。他也处处敬畏她三分。宋美龄一撒娇、发怒,他就百倍体贴,好言劝说。他正要劝说,一旁的电话铃响了。
  当他知道了事件的原委后,脸色变得铁青。宋美龄见蒋介石面色突变,也知道出了大事情,就止住哭泣。
  蒋介石一迈进北路军总司令部,就对顾祝同讲:“福建的十九路军出了大的变故。蒋光鼐和蔡廷锴另立了政府,要迅速抽调兵力平息‘福建事变’!你马上把熊式辉、陈诚叫来,商量一个稳妥的解决办法。”
  陈诚、熊式辉很快就赶到了北路军司令部。蒋介石同顾祝同他们秘密策划了几天,决定调遣蒋鼎文率领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从赣东入闽西北;调遣张治中指挥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进到闽北的建瓯地区,驻守闽北的刘和鼎的五十六师也划归张治中指挥;调遣卫立煌率领邢震南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刘戡的八十三师,王仲廉的八十九师,由赣东南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地区。动用十个师的兵力,围剿十九路军。
  “福建事变”的第七天,蒋介石在顾祝同的陪同下,到了南城的三、九师驻地。他对两个师的官兵说:“十九路军是叛逆,在福州另立政府,公开违背总理遗嘱,并更换了民国的旗帜。这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此次出师讨逆,乃为实现总理的三民主义,为抗日而讨逆,为剿匪而讨逆。”
  蒋介石旋即从南城回到抚州,对准备出师的十师、三十六师、八十三师、八十九师,又发表了镇压“福建事变”的讲话。不久,他亲自飞到了建瓯前线,指挥作战。又调遣两个装备精良的炮兵团开赴到前线,同时调遣海军到福州海面封锁港口,还调来了大批的轰炸机,对福州地区实行狂轰滥炸。
  1934年2月初,不到两个月的“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了。蔡廷锴只好孤身离开部队去了香港,他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化整为零,一大批师、旅、团长被迫离开部队。
  第三部 血沃红土(七)
  17。肖劲光受审
  八角亭,位于抚河东岸,浒弯以南,距离抚州几十公里。
  八角亭战斗,是肖劲光和寻淮州的第七军团北进时同敌人相遇,是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由于敌人占绝对优势,红三军团前去增援又受阻,红七军团阵地被敌人突破,于11月12日仓忙撤出战场。
  博古、李德俩人听到八角亭战斗失败的坏消息,在独立房子中焦虑不安地徘徊。张闻天坐在一边,无动于衷,显得是那样的平静。
  博古那颗跳动不安的心,经过激烈的思考后,对他们说:“浒湾八角亭战斗的失败,是肖劲光指挥不当,作战不力所至。
  他肖劲光上次在黎川不战自退,他就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代表,要把他押上军事法庭!“
  按理说,这种北进到敌人碉堡间隙中作战的战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恰恰这场战略的决策者,不去认识这个问题,反而责怪执行者。再说,寻淮州是军团长,是军事指挥官。而肖劲光是政委。他们不去追究寻淮州,而追究肖劲光,也是对上一次黎川失守的追究。这里面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肖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这是一个没有说明、也不能说明的问题。
  这时的张闻天,似乎对这次反“围剿”的策略,若明若暗的有些异样的说不清的感觉。他对肖劲光不尽了解。在当时,就向他不了解毛泽东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到苏区不重视毛泽东,但并没有特别仇视和有意打击的心理。对肖劲光也是一样。他望着激动、烦躁、气怒的博古,突然又产生了一种以往所没有的感觉。他在内心自问,到苏区后,不管是亲眼所见,还是听他人所说,红军每战必胜,如今又是为什么?此时,他有点“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理。
  博古停止了徘徊,望着毫无表情的张闻天欲言又止。继而,他又转向李德,李德极为赞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审判肖劲光。彭德怀三军团增援不力,也应负责任。”
  此时的博古还不想树敌太多,想了想心有余悸地说:“彭德怀增援迟缓,贻误了战机,是应负责任的。目前,想动他也不能动他。”
  李德生硬地问:“为何?”
  博古自有他自己的道理:“他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目前,很多人对中央局的路线还不十分理解,此时再把彭德怀牵进去,怕是麻烦太多。”
  项英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慢悠悠地插话说:“肖劲光在黎川不放一枪率部匆忙撤走,这是过时的游击战的回潮。丢失一个县城事小,游击战回潮是大。八角亭战斗失败,不严厉惩处,后患无穷。”
  李德把手一劈:“开军事法庭,审判肖劲光!”
  肖劲光就这样受审了。
  瑞金的临时军事裁判庭召开公审大会。大会严肃、紧张。
  台下是旁听的几百名红军战士、干部和地方群众。
  肖劲光被两名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押进审判庭。会场立时响起了口号:“反对逃跑主义!”
  “肖劲光是军队的‘罗明路线’代理人!”
  “……”
  台上端坐着保卫局局长邓发。书记员宣读控告书:“肖劲光,男,31岁,湖南长沙人,捕前系红七军团政委,曾担任闽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933年9月28日,在强大敌人的进攻面前,视敌如虎,放弃抵抗,不战而退,将苏区北大门黎川城,双手奉献给敌人。1933年11月12日,在八角亭战斗中伤亡惨重,丧失阵地,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为严肃党纪、军纪……”
  肖劲光忍无可忍,大声道:“我不服!你们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台下有人领着呼口号:“肖劲光是机会主义!”
  、“打倒机会主义!”
  、“肖劲光是怕死鬼!”
  这是有人为了壮大声势,事先有意安排的。
  肖劲光不理会口号声,继续说:“众所周知,我手上的兵一部分调往东方军入闽随三军团作战,一部调往硝石配合一军团行动,我手上仅有七十余人的教导队。敌人进攻黎川是三个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我是在敌人差不多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撤出的。这有什么错?”
  台下人员听到真相后,心里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滋味。因此,再也没有人高呼口号,倒显得鸦雀无声,大部分人脸上反而出现了同情的表情。
  肖劲光仍据理争辩:“八角亭战斗,伤亡是大,死伤一千多个好同志。我不是铁石心肠,怎么能不伤心。可为什么死伤这么多?大家问过为什么吗?敌我强弱悬殊,弹药不足,打阵地战拚实力,拚消耗,我们能拚住敌人吗?敌人有敌人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可我们的优势得不到发挥嘛!”
  结果,审判大会不欢而散。
  毛泽东知道那边在审判肖劲光,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本来他要据理力争,静静一想,他没有去那样做,反而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研究起战局来了。他面前展开着一张绘制的敌我态势地图。地图上,在苏区四周标满了碉堡和封锁线。他凝视着地图,满脸严肃,眉头紧锁。
  贺子珍进来见状又悄悄退下,不忍心打扰他。
  毛泽东已听出贺子珍的脚步声,叫了一声:“子珍。”
  贺子珍闻声转身反回来。
  毛泽东的注意力仍在地图上,头也没回地说:“子珍,你代我去看看肖劲光同志,目前他的处境不好,去安慰他一下。”
  肖劲光被关押起来了。关押的地方,是一间小屋,四壁空空,墙角处铺着稻草,稻草上放着一条他多年使用的旧毛毯。他从法庭被押回来,就一直坐在稻草上,静静地想问题,门开处,贺子珍满面愁容地进来。肖劲光见后一惊,忙站起身来。
  贺子珍小声告诉他:“主席让我专门来看看您。”
  肖劲光非常动容:“谢谢毛主席,谢谢毛主席。你们处境也不好,还关心我……”他不由热泪盈眶。
  贺子珍还告诉他:“主席说‘你应该撤退,做得对!对你的处罚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你保重身体,稼祥同志也支持你。”肖劲光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审判肖劲光大会后,邓发受临时中央的委托,到野战医院找到还在治病的王稼祥,传达了博古、项英和李德的意见。
  王稼祥气愤地望着桌上对肖劲光的判决书。
  邓发立在一边,说:“王副主席:博古、项英同志,还有李德同志,都希望你能在判决书上签字。”
  王稼祥愤怒了:“这个字我不能签!审判一个高级干部,视同儿戏,谁想签就签好了!”
  王稼祥气怒地在病房里走动着,突然停在邓发面前大声说:“前方战士在欲血奋战,我们却在后方打内战,成何体统!”
  王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不在审判书上签字,审判书就不产生法律效果。周恩来和朱德也不同意他们这样做,加上还有其他领导的强烈反对,肖劲光仅仅判了几个月的徒刑。
  这时的蒋介石正忙于平息“福建事变”,临时中央也正在这个时候,1934年1月15日,在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博古、陈云、张闻天分别作了报告。18日,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为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为十一人政治局委员的最后一名。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为政治局常委。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打破蒋介石军事“围剿”的意见和策略,再一次的被否决,把左的错误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闻天虽然在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排在第二位,他也像王稼祥那样,开始对当时的政策有了冷静的反思,在言论和行动上和博古总差那么半拍。博古也开始对他有了看法,想出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来1月22日,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红军。朱德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实际上军事指挥大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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