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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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这帮人——部分地无疑是由于对实际情况和事件的无知——散播错误的观点和毫无根据的谣言，做了很多损害我们德国人民的事。对于一位曾经那么长期属于我们科学院的人，我们当然期望他——不管他本人在政治上同情什么——站到我们国家的保卫者这一边，来反对那些恣意污蔑它的大量谎言。在那有点卑鄙无耻又有点荒谬可笑的诽谤中伤的日子里，特别由您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在国外本来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相反，您所作的见证却被敌人利用了，他们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而且也是德国人民的敌人。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和可痛心的失望，它无疑要使我们不得不同您分手，即使我们没有收到您的辞职书，我们也只好这样考虑。”1933年3月11日，由菲克尔和海曼联合签署了给爱因斯坦的第二封信：“科学院愿意指出：它1933年4月1日的声明，不仅是根据德国报纸上的报道，而且主要是根据外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的报纸上的报道，而爱因斯坦先生对这些报道并未加以否认，况且在这以前，科学院还得到了他那份兜售很广的向‘反对排犹主义同盟’发表的声明，在这篇声明里他悲叹德国已退化到远古时代的野蛮。再者，科学院断定爱因斯坦先生——据他自己的声明，他并未参加恶意诽谤宣传活动——至少没有抵制不公正的怀疑和诽谤，而按照科学院的意见，这正是他作为科学院的一个高级人员所应尽的义务。相反，爱因斯坦先生却偏偏在外国发表了那样的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出自一位有世界声望的人，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和滥用，而这些人不仅是德国现政府的敌人，也是全体德国人民的敌人。”
1933年4月12日，爱因斯坦对第一封信作了答复：“我收到了你们本月7日的信，对信里你们所表示的心情深为遗憾。
“关于事实方面，我只能答复如下：你们关于我的行为所讲的话，实际上不过是你们那篇早已发表了的声明的另一种形式，在那篇声明里，你们谴责我参加过反德国人民的恶意诽谤宣传活动。在前一封信里我已讲明，这种谴责只是一种污蔑。
“你们又说道，要是我能为‘德国人民’讲句把‘好话’，就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应当回答如下：要我去做像你们所建议的那种见证，就等于要我完全放弃我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这样的见证不会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是为德国人民讲好话；恰恰相反，它只会有利于这样一些人，这些人正在图谋损害那些曾经使德国人民在文明世界里赢得一席光荣位置的观点和原则。要是在目前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见证，我就是在促使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这只是间接的。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觉得我不得不退出科学院，而你们的信只证明了我这样做是多么正确。”
这些珍贵的资料表明，爱因斯坦在威胁人类和平的恶势力面前，是何等的坚定。他的毫不妥协性无疑极大的激怒了法西斯。
据战后档案资料来看，爱因斯坦1933年3月28日发表退出普鲁士科学院的声明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目前，德国的形势迫使我不得不辞去普鲁士科学院的职位。科学院曾把我从一切职业纠缠中解放出来，使我十几年来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我懂得应该怎样由衷地感谢科学院。我之所以舍不得离开你们，也正是因为我可以从你们那里不断获得鼓舞，还有我和你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十分珍视作为院士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所享受的一切。但是，目前的局势，使我无法忍受，而我的职务又使我摆脱不了与普鲁士政府的依赖关系。”），声明正文还没传到柏林，纳粹科学文化、国民教育部就已经责成科学院，要求普鲁士科学院对爱因斯坦给予惩戒性审查。
1933年3月30日，科学院在中央会议上宣读了爱因斯坦的辞职声明，科学院接受这一声明，并以为这桩公案就此了结了。可是，纳粹分子们并不想罢休。当天傍晚，纳粹政府给柏林科学院秘书、法学家海曼下了指令，而且措辞为“迫切希望”科学院对爱因斯坦事件公开表态。由于当时普朗克在国外，海曼擅自起草科学院声明，呈交纳粹头目，在报纸上发表出来。
1933年3月1日，也就是科学院声明发表的日子，正值“排犹日”。这一天，柏林的冲锋队暴徒占领了许多大学、研究所及医院。他们把犹太大学生、助教和教授撵出大门，使他们受尽凌辱和虐待，国家图书馆也被匪徒们闹翻了天，他们抢走了犹太读者的借书证。不许市民去犹太人开的店铺购买东西。正是在这些无耻之极的事件连续发生的背景下，德国最伟大的科学院开除了她享有盛名的院士。
海曼炮制的声明，当然不会得到全体院士的赞同，特别是劳厄当即表示反对。此外，劳厄还相信，物理数学学部不会有任何一个院士参与炮制这种声明。在他的倡议下，1933年4月6日，科学院召开中央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遗憾的是劳厄的抗议未能通过，大多数院士迫于无形的压力，违心表示赞同海曼的行动，甚至还对他“合时宜的行动”表示谢意。
1932年5月11日，科学院再次开会讨论所谓“爱因斯坦事件”，刚从国外归来的普朗克说了一番沉痛的话：“我要讲的，相信也是我的科学界同行和大多数德国物理学家的心里话：爱因斯坦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还是这样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科学院期间发表的文章，使本世纪的人们加深了对物理学的认识。它们的重要作用只有开普勒和牛顿的业绩才能与之媲美。我之所以要首先讲清这一点，为的是使我们的后代免于产生这样的错觉，以为爱因斯坦先生的科学界同行连他在科学上的重要地位也没有完全领悟。”
后来，年迈的普朗克一再说，“爱因斯坦事件”将会成为科学院历史上耻辱的一页。
爱因斯坦对绝大多数德国同行，尤其是对科学院的没有气节的表现，大失所望。1933年5月26日，他致函给劳厄说：倘若德国科学家对政治问题置若罔闻，德国的局势的去向将是，必然毫无抵抗地拱手将政权让给轻率分子。科学家在政治事件中持观望态度，表明他们缺乏责任感。爱因斯坦非但不收回他讲过的任何一句话，并且坚信他的所作所为对人类有益。
在1933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只是说：是一小撮病入膏肓、“盅惑人心”的匪徒欺骗和利用了政治上幼稚的公众；到了1945年以后，除个别例外，他对所有的“德国人”统统反感，以至对流亡避难、重返德国的挚友，像玻恩，他也感到不满。他认为，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留在德国的著名自然科学家，只有劳厄是最有骨气的，没有向希特勒投降。
这种过于极端的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爱因斯坦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迫害，更重要的是，爱因斯坦从来就强调，在社会灾难面前，知识分子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1933年夏天爱因斯坦是在勒科克度过的。9月初，比利时警察局宣称，爱因斯坦乘私人游艇去南美了。发布这一消息是故意迷惑可能有的纳粹间谍的钉梢。实际上，爱因斯坦启程去了英国，在诺福克下船后坐上一辆严密遮盖的轿式马车被带到自己的一位英国仰慕者的领地。在这儿，爱因斯坦住在一所僻静的用大圆木建筑的房子里，周围有武装骑兵队巡逻，为了不引人注意，巡逻队由姑娘们组成。
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使爱因斯坦不得不流落他乡，他多年对和平的期望又要破灭了。爱因斯坦不得不重新思考战争问题了。这一年，与爱因斯坦熟识的朋友回忆说：“在他身上仿佛有某种东西死去了。他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一面把自己的一绺绺白发缠在手指上，一面沉思默想地谈各种话题……他再也不笑了。”
★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还是逗留在比利时的时候，爱因斯坦接到一封信，是一位德国青年写来的。信中说，有两个比利时青年，佩戴着百分之二的徽章，拒绝服兵役而被捕了，所以请爱因斯坦出面向比利时政府交涉一下，释放被捕青年。
爱因斯坦不知该怎么办了。他是当时著名的和平主义者，那所谓“百分之二”就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即只要百分之二的人拒服兵役，就可避免战争。可眼前，希特勒的战争叫嚣已响彻云霄。难道让人们赤手空拳等待希特勒的武装到牙齿的冲锋队吗？
爱因斯坦还没想好怎么回信，又有一封没有留下地址的短信，送到他手上。
信中有短短几句话：
“亲爱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谈。“
这位第二小提琴手就是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她在出嫁前是巴伐利亚公主，和爱因斯坦有同乡之谊。多年来，王后陛下是爱因斯坦的好朋友。爱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时来，都要拜访她。这位王后喜欢音乐，爱拉小提琴，她觉得爱因斯坦拉得比自己棒，就谦称自己为“第二小提琴手。”
今天王后邀请爱因斯坦不是谈音乐，而是谈国家大事。王后的丈夫与爱因斯坦同名，也叫阿尔伯特。20年前，阿尔伯特国王曾坚决抵抗过德国的入侵。现在比利时再次面对强邻咄咄逼人的好战叫嚣，他正在考虑对策。国王向爱因斯坦说明了希特勒对比利时的威胁，以及比利时必要的备战状况。国王的意图很明显，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爱因斯坦是否对绝对的和平主义重新思考一下……
此时的爱因斯坦已不需国王的教育和开导了，柏林大街上的火与血、希特勒狂妄的战争叫嚣、残酷的集中营……难道还不是最好的教材吗？这世界上的人，并不都像他自己那样心地纯洁而又善良；这世界上的事，也并不是都能用好心肠来解决的。对于希特勒这种以毁灭文明为己任的恶人，只能用恶办法。野兽扑到你身上，要咬断你的喉咙，你能同它讲什么和平吗？
1933年7月14日，爱因斯坦正式给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了他对于和平主义的重要改变，以及对于两个比利时青年拒服兵役案件的态度。
信件内容如下：陛下：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问题，经常出现在我的心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远超过在我面前的这一特殊案件。
我已经表明，尽管我同反战运动有密切关系，我将不干预此事，其理由是：1。在由德国的事变所造成的目前的险恶情况下，比利时的武装力量只能看作是防御手段，而不是侵略工具。
而且现在，这种防御力量时刻都是迫切需要的。
2。如果有谁要干预这案件，他就不配享受你们国家的款待。
但是我还是想冒昧地再讲几句。凡是因为宗教信仰和道义信念而不得不拒绝服兵役的人，都不应该当作罪犯来处理。至于他们这种拒服兵役，究竟是出于深挚的信念，还是并无那么高尚的动机，对于这个问题，也不应当允许任何人随意裁决。
在我看来，有一个比较严肃和比较有效的办法，可用来考验和利用这些人。应当给他们有机会选择更加繁重和更加危险的工作来代替服兵役。如果他们的信仰是足够深挚的，他们就会选择这种行动；而这种人也许永远不会很多。我想到下面这些工作是可以代替服兵役的：矿山的某些劳动，船上给锅炉加煤工作，在医院的传染病房或者精神病院的某些病房里作护理，以及其他各种类似性质的服役。
凡是自愿接受这种不给报酬的义务服役的人，总是具备出乎寻常的品德，确实应当受到重视，不仅是承认他是一个良心拒服兵役者。无疑地，他不应被当作罪犯。
如果比利时制定了这样一种法律，或者只要确立这样一种社会风尚，它就会成为走向真正人道主义的巨大进步。
致以诚挚的敬意！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3年7月14日1933年7月20日，爱因斯坦给那位替比利时青年说情的德国青年写了回信，这封信是爱因斯坦和平主义发生重大转变的产物。他在信中说：“我要告诉您的，会使您大吃一惊。一直到最近，我们在欧洲的人还能认为个人反战足以构成对军国主义的一种有效反击。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在欧洲的心脏有一个强大的德国，它显然正以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推进战争，这给拉丁国家，尤其是比利时和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迫使它们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比利时来说，它是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不致于滥用它的武装部队；可是它迫切需要它的部队来誓死保卫它自己的生存。
试设想一下，如果比利时被今天的德国占领了，事情会比1914年坏得多，而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已经是够糟的了。因此我必须坦白地告诉您：如果我是比利时人，在目前情况下，我不会拒绝服兵役，相反地，我会高高兴兴地参加这种服役，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我就是为拯救欧洲的文明效了劳。
“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以前所坚持的原则。我的最大希望莫过于在不远的将来，拒绝服兵役重新成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有效方法。
“请您的朋友们注意这封信，尤其是目前在监狱里的那两位。”
这封公开信，在欧美两洲引起了许多和平主义者的抗议。这些人还在沉睡之中，做着美丽的和平梦。他们谴责爱因斯坦背叛和平主义的原则。“良心拒服兵役者同盟保卫委员会”法国秘书由此写给爱因斯坦一封侮辱性的信。1933年8月28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几年以前，在给阿达马教授的信中，我以下面这样一些话来替拒绝服兵役作辩护：”我承认对于非洲某些黑人部落说来，拒绝战争会引起最严重的危险；但对于欧洲的文明国家，那就完全不同了。……
“自从我作了这个声明之后，我的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欧洲的情况改变了——它已经发展得很像非洲的情况了。只要德国坚持重新武装，并且系统地教训德国公民准备一场复仇战争，西欧各国不幸地就只好依赖军事的防御。的确，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它是审慎的，它们就不应当不武装起来而坐等别人攻击。……它们必须作好充分准备。
“由于我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心底里厌恶暴力和军国主义，我说上面这些话是很不乐意的，但我不能对现实熟视无睹。
“如果您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可以使现在还是自由的各个国家能够保卫住他们自己，我当然愿意洗耳恭听。至于我，除非目前的危险局面被克服了，我想不出在军事准备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明白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一点。”
爱因斯坦的思想转变了，和平的幻梦已经破灭。他挺身而出，告诉人民，只要法西斯主义统治着德国，就不会有和平。在这生死关头，只有准备战斗，才有可能求生。希特勒已经在德国宣布，他的纳粹帝国将生存一千年。这个罪恶的“千年帝国”，只有用剑才能把它砍掉，用火把它摧毁。1934年11月，美国芝加哥《政治》一个名叫阿林生的人，写了一篇批评爱因斯坦改变和平主义者立场的文章，题为《爱因斯坦，请你为欧洲和平发言》，爱因斯坦写了题为《和平主义的重新审查》一文，从现实角度呼吁人们丢掉幻想，准备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作殊死的战斗。
文章发表在1935年《政治》月刊1月号上：“阿林生先生以一种有礼貌的方式，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公开表述某些我觉得应当让大家知道的见解。
“阿林生先生的指责，扼要而坦率地说来，是像这样的：”一两年以前你公开劝人家拒服兵役。而现在——尽管国际情况变得出乎意料的坏而且也更加尖锐——你却默不作声，更糟糕的是，你甚至撤消了你以前的声明。这是不是因为你的理解力，或者你的勇气，或者可能两者一起，在最近几年事变的压力下受到了挫折？如果不是，那么请毫不迟疑地向我们表明，你仍然是我们正直的兄弟。‘“下面是我的回答。我深信这样的原则：只有组织超国家的仲裁法庭才能真正解决和平问题。这种组织与目前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同，这个组织在它的权限范围之内拥有强制执行裁决的手段，它是一个具有常备军事设施和警察部队的国际法庭。这种信念，在戴维斯勋爵写的《力量》一书里有卓越的陈述，凡是严肃认真地关心这个人类基本问题的人，我都向他大力推荐这本书。
“从这一基本信念出发，凡是我认为能使人类更加接近超国家组织这一目标的任何方法，我都赞成。一直到几年前，具有勇敢和自我牺牲的人拒绝从军，就曾经是这样的一种办法，但是已不能再把它当作行动的方针来推荐了，至少对欧洲各国是如此。只要一些大国存在着具有类似性质的民主政府，只要这些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把它的将来计划建立在军事侵略政策之上，那么相当大量的公民拒服兵役，就很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府乐意赞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进行国际仲裁。而且，拒绝服兵役容易使舆论受到真正和平主义的教育，并且使强迫服兵役的非伦理的和不道德的性质明显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拒服兵役构成了一种建设性的措施。
“可是今天，应当认识到，某些强国已使它们的公民不可能采取独立的政治立场。这些国家，通过到处插手的军事组织，利用被它们奴役的报纸和集中控制的无线电广播，以及系统的教育，来散布虚假的消息，宣扬侵略的外交政策，把人民引向歧途。在那些国家里，拒服兵役对于那些有足够勇气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就意味着殉难和死亡。另一方面，在那些仍然尊重公民政治权利的国家里，拒服兵役很可能会削弱文明世界中的健康的那一部分对侵略的抵抗能力。因此，今天，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是会支持拒服兵役这一方针的，至少在处于特别危险的欧洲不能这样做。在目前情况下，我不相信消极抵抗是一种建设性的政策，即使它是以最英勇的方式来进行的。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手段，尽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