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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这就是我-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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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青的总结性发言,情理得体。东边女人也没有再说什么。这第一关算是基本上过了。可是,仅仅过了一个晚上,就出了枝节。
  第二天中午我刚从地里收工回来,分场革委会罗副主任笑嘻嘻地走到我身边,神神秘秘地问我:“老金,张明志在县里有什么关系呀?”
  我说:“什么关系也没有。”
  罗主任不以为然地说:“没有关系哪有这样的好事!”
  我说:“什么好事?”
  他说:“县里可能要调走张明志,这还不是天大的好事呀?”
  我满腹狐疑地问,“你怎么知道县里要调明志呢?”
  他说:“今天县里来了电话,点了张明志的名,说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我说:“县里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
  罗副主任说:“家庭出身,现实表现,身体状况……”
  我明白了,电话一定是东边女人的妹夫打来的。那天李青告诉我,东边女人有一个妹夫在县革委工作。东边女人最信赖这个妹夫。
  我问罗主任:“是你接的电话?”
  “是我接的。”
  “你怎样回话?”
  罗主任得意地说:“明志这么大年纪,难得这么好的机会,能调进县城我当然会鼎力相助。我在电话中说,明志政治条件好,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吃苦耐劳。只是身体不太好,有一只手还负过伤,只有四个手指头,在农场种田确有困难。请上级照顾他的身体,尽快调离农场。”
  我一听罗主任的好意推荐,心里叫苦不迭。我的罗主任哪,你的好心是扎扎实实帮了倒忙啊!
  我把情况向罗主任一说,罗主任也连声惊呼,糟糕糟糕,坏了坏了……。
  我估计东边女人下午必来回拒,就和明志向生产队请了假在家专候她的到来。我还要求罗主任下午不要走远,万一需要他出面说话,好随叫随到。
  约下午三点左右,东边女人真的风尘仆仆地来了。我早就站在路边等她。只见她行色匆匆,表情严肃。
  一见面,我就大声开了一句玩笑:“我们就知道今天下午你一定要来,所以恭候多时了。”
  她说:“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我说:“是你告诉我的。”
  她惊讶地说:“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了?”
  我们说着话进了李青家。和昨天一样各就各位落了坐。看来东边女人刚才那风风火火带来的紧张好象明显松弛了许多。
  我无所顾忌地接过东边女人的话说:“我不但知道你会来,我还知道你为什么来。”
  “你知道我来做什么?”
  “你是来说不同意的……你先别插话,我帮你全说出来吧――张明志身体不好,又只有四个手指头,种田又不行……同这种人结婚我还有什么依靠――我说的不错吧?”
  她心里想的全被我说出来了,而且我又是以描绘的语调一气呵出,她听得忍不住笑,其表情,既有意外之感又有惊奇之色。不知是一时语塞还是别有原因,当我说完最后一句,她只是笑而不语。
  接着我又以一种逗笑的语气把她的家底全兜出来:“你好厉害呀,跑到县革委会,要你妹夫打电话……高,高,你这一手实在是高!”她听到这里笑得身子都摇动起来。
  这时张明志也插了一句话:“我一世都冇生过什么病。”
  不知东边女人是无话找话还是仍心存疑虑,她说:“领导的话总不会是假的吧?”
  我说:“如果你还有怀疑,我去请罗主任来。‘领导的话总不是假的吧’,这可是你说的。你等等,我去找罗主任。”
  不一会我就把罗主任找来了。一进门他就连连道谦说:“哎呀,对不起,我差点误了你们的大事。我以为县里有人帮明志调动工作,我是好心想帮他一把。谁知帮了倒忙。我现在以领导的身份向你证明,张明志出身好,身体好,表现好……”
  罗主任的话终于使东边女人解除了最后的顾虑。
  按理,事情已办到这个份上,应该是差不多了。可是,上帝好象总是欺负苦命人。好端端的一个张明志,一直健健康康,从未得过大病,好容易才让东边女人相信了这一点。谁也没想到,第二天,他竟无缘无故地突然倒下了。
  那天,不冷不热,无风无雨,空气清新,气候宜人。队长安排我们俩的任务是犁田。大概是由于昨天的事情办得比较顺利,今天我们俩的心情都非常好。明志平时是个孤言寡语的人,今天却有说有笑。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干起活来劲头也足,效率也高。两个人,两头牛,两架犁,来回翻耕,穿梭如织,轮流吆喝,起伏挥鞭。不到中午,一口近四亩的大田耕得只剩边角的一块小洲。
  就在我们俩驱牛到田角打算耕完那块小洲就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只听明志哎哟一声,又见他两手摁着肚子,弯着腰站立不稳。我赶快吁住了牛,下了犁。这时明志已支撑不住,倒在泥水中。我急忙跑过去,把他扶起,弓着腰,背起他飞快地送往分场医务室。一阵查询之后,医师说他犯的是一种急症,须赶快送大医院救治。
  我很快拖来一部板车,抱来一床被子,再到分场借了一点钱,然后扶着他躺在车上。从未驾过车的我,这回当起了板车“司机”,拉着明志向就近的一所正规医院――田心医院狂奔。
  到了医院,医师说他要住院。我立即给他办了住院手续,然后扶他进了病房上了床。这时他仍呕吐不止,痛得直冒冷汗。我赶快拿来痰盂放在床头,又从门角拿了扫帚,把地上的秽物扫干净。接着又端来清水给他洗脸擦汗。一切安排妥当,我又跑到街上,找了一个二分场来镇上赶集的人,托他向队里请假,我要留下来服侍明志。说实在的,派别人来我不放心。
  我怨明志病得不是时候,真害怕在张明志还在病床上的时候,那个女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恨不得明志明天就出院,高高兴兴精精神神地等着东边女人,顺顺利利地把事情完完美美地办了!
  但是一连几天,明志的病情虽有好转,却总是不能出院。而且由于难进饮食,人显得又黑又瘦,这副模样。如何面对一个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初交女人?
  正在我忧心如焚的时候,李青就带着东边女人,还真的找到医院来了。当她们在病房门口突然出现时,我心里咯嘣一愣,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搪塞。倒是明志好象突然变得聪明了。他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满脸带笑地说了一句很自然很得体的话:“操,一辈子冇住过院,今天还躺在医院里了。”
  他这一开头,把我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我接过来说了一句不洋不土半俗半雅的话:“这是上帝要考验考验你们俩的爱情是真心还是假意。只有经得起考验的爱情,才能天长地久。”
  出乎意料的是女方并没有表现出由于明志的病态而产生动摇。这就说明她已经通报了所有的亲戚,并对亲戚们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发生大的意外,她的心意也许不会轻易变卦。
  但是我明白,这并不等于她对明志的病没往心里放。一个本来就对明志的身体不放心的女人,现在眼睁睁看着自己刚刚相识的男人在尚无更多的接触和了解的情况下就在医院相见,而且是病得这样狼狈,怎么可能不在她的心里留下一点阴影呢?如果说原来她的怀疑无有实据,而解除她的怀疑也只是凭我们一面之词。可现在张明志一副骨瘦如柴的病体就搁在医院的病榻上。这是活生生的事实,她原本淤结于心的顾虑岂会就此烟消云散?……但愿我的担心多余,不过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从事。
  东边女人坐在床头。她好象连明志得的什么病也没问一声,只是轻声问了一句:“你好些了吗?”
  明志回答:“好多了。”
  我知道,明志说了这三个字再不会吐出第四个字的。我接嘴说:“他本来就没什么大病,只是肠胃有点问题。住了几天,现在好多了,原打算明天回去。既然你们来了,那就提前一天出院吧”
  说到这里我望了一眼东边女人,见她无异常反应,我接着说:“今天正好当圩,我们一起到商店买点你喜欢的东西。只是没带布票,要不然扯几块布回去给你做几套衣服。”
  李青插话说:“布票我带了。”
  我说:“那就好。你们先坐一坐,我去结帐,等一会我们一起上街。”
  说完,我就出门去找主持医师,说明情况,要求提前出院。当我走进财务室时,突然想到,身上只有几十元钱,如果交了住院费,就没有了购物的钱。于是我把出院证明揣进口袋,打算先上街买东西,明天再来结帐。
  我们一行四人,把田心的商店走了个遍,在东边女人的默许下买了几块布料。
  我有意想把气氛调侃得活泼些。但我觉察到东边女人话语不多。买布的时候也不太主动。总是我和李青多次推荐这块布好,那块布好,她才勉强点头默认。我察颜观色,总觉得她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我琢磨着,必须在东边女人心里尚未开始“凉”之前,再给她加温,让事情空前地“热”起来。造成一种木已成舟的氛围,提升她思想的稳定性,扩大成功的保险系数。
  为了再探东边女人此时的心境,催化事情的进程,在回家的路上,我几乎是以肯定的语气开始张罗结婚的有关事宜。我先对明志和李青说(其实,更是对东边女人说):“今天就把布送到裁缝店,要师傅抓紧时间做好。明天我们分头行动,李青和明志去通报亲戚朋友,十六日是个好日子,还有三天,请他们十六日中午来喝喜酒。我明天就去上高买喜糖购喜物……。有明后两天时间准备,来得及。”接着我又对东边女人说:“明天你也要通知你的亲戚朋友到时来喝喜酒,吃喜糖。记住,还有三天。”
  东边女人听了我的分工,大概是一时来不及充分反应,只是有些迟疑地说:“这……这么快?”
  我寸步不让地说:“你们都老大不小了,早办晚办都是办,晚办不如早办。就这么定,好吗?”
  东边女人没说“是”也没说“不”。
  李青赶快推波助澜地说:“对,对,晚办不如早办,这种好事越早越好,反正是要办的,办了两头放心。”
  说着话,不知不觉就进了家门。明志又打开箱子拿出几块毛料塞到东边女人手里,说:“这几块布一起拿去做了。”
  我故意大声地说:“呵呵,明志还有这一手啊!”
  明志和李青领着东边女人到缝纫店去了。这一回我没有陪同前往,跟来跟去实在怕惹喧宾夺主之嫌。我也想休息一会儿,就坐在床上,与前来看热闹的人说几句闲话。
  可是我屁股还没坐稳,就见她们拉拉扯扯地又回来了。东边女人要往外走,李青拉着她的手往里拽,明志哭丧着脸跟在后面。我见情况不妙,急忙走过去问:“怎么回事?”
  原来,她们拿着布去裁缝店,店门口站着两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说:“明志真有福气,四五十岁了还找一个这么年轻的老婆。”另一个说:“嘿嘿……老夫少妻,吃肉吃鸡。”这是什么话啊,分明是不怀好意下烂药!
  我一听,火冒三丈,怒吼道:“放他妈的狗屁,是明志挑了屎给他吃,还是挖了他家的祖坟?要这样烂肝烂肺烂舌根!”我拉着东边女人,继续吼道:“走!去看看是哪个乌龟王八蛋,我要当面看看他安的什么狼心狗肺,为什么要这样害人……我要操他八辈子祖宗……!”
  东边女人见我怒气冲天,反倒劝我说:“你莫发这么大的火……”
  这时就有几个女人围着她开导起来:“别耳根软,听人家一说就认真……交不尽的人,堵不住的嘴……哪个人不说人?哪个人不被人说……乱打乱话的人就是没安好心,你千万不能往心里放……去把衣服做了,不要三心二意……”七嘴八舌的劝说往她耳朵里灌,接着又七手八脚地把她往裁缝店里拉。
  东边女人的心有些软了,半推半就又进了裁缝店。
  这么大一件事,被人家一句话就差点搅黄了。虽然东边女人总算让裁缝师傅量了尺码收了布,但明显地看得出来,她的心情是复杂的。
  这时如果明志能乖巧一点,对她说上几句顺心的话。哪怕是一个眼神,一点微笑……,就有可能使她的心里舒坦一点,使局势开朗一点。但是明志什么话也没说,什么表示也没有,只是象一个机器人似的在后面跟来跟去。
  我想决不能让东边女人带着不悦的情绪回家。我使出浑身解数想逗她一笑。可她仍是笑得那么勉强,那么叫人不放心。从裁缝店出来,我想留她进屋坐一会儿,借机安抚一下她的情绪。可她说要回去喂猪喂鸡,不肯多待。我只得在她上路时强调一句:“记住十六日,一切按计划进行。”她没有吭声,只回头望了一下。我想,她没有说“不”应该是问题不大吧?
  第二天清早,我借了分场那部新自行车,一上车就双脚生风向县城飞奔。一路上心里总有些不踏实。到了县城找熟人买了一点糖果香烟之类的东西就急急忙忙往回赶。
  可我热汗淋淋回到二分场还没下车,就有人在远处大声说:“殷间,你白费劲了,明志老婆走掉了!”
  李青和明志听到我回来了,就象被霜打焉了的菜秧,耷拉着脑袋,语无伦次地说:“把布拿回来往床上一放就走了,拖都拖不住……”
  我气急败坏地骂道:“真没用,你们锁也要把她锁住等我回来。”
  我居然说出了这样一句屁话!一个大活人又岂能让你锁住,即使锁住了人,谁又能锁住她的心?
  事情黄到了这个份上,我仍不死心,我仍在想辙,希望找到一个能让事情起死回生的妙计良方。
  我突然想起了东边女人的妹夫,眼前顿时出现一线希望。既然她信赖她的妹夫,我就把她这个妹夫请出来,如果他肯出面撮合,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我马上去找李青打听此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
  第二天一早我又驱车直奔县城,找到了东边女人的妹夫。我对他细说了事情经过,要求他出面成全。他听了我的讲述,显然也为我们的诚心所打动,并以同样的诚意表明他的态度:“既然大家都这么费心,我下午就陪你回家一趟。”
  我说:“真是太麻烦你了。那我骑车先走,我们到东边车站会合,不见不散。”
  可是,当我们下午赶到东边女人家里时,已不见了东边女人的踪影。邻居说:“今天一早她就拣了几件衣服走了。”
  我问:“你知道她到哪去了吗?”
  邻居说不知道。事情肯定没戏了。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无情的西厢记怎能不唱砸呢?
  第六章我不憎恨女人之三不要怨恨你的母亲
  导读﹒偶感(九)
  爸爸的感情生活是不幸的。可是他说,在他的生活中,曾有一个比他小十多岁的女人更不幸。为了爸爸,她曾与命运抗争,与母亲较劲。然而她毕竟太单纯太弱小,最终还是带着对她母亲的怨恨,对我父亲的思念,恋恋不舍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一九九六年,当爸爸得知这一噩耗,她已辞世多时。爸爸只能空对她的阴魂在沉重的默哀中规劝一声:兴国,不要怨恨你的母亲!因为爱,因为无奈老人家才那样做的呀!
  待后请看——六、我不憎恨女人之三、不要怨恨你的母亲。
  听说女人的心是水性杨花,荡漾飘浮,不可捉摸。一九七零年前后,两个女人在我身边的表现着实让我目瞪口呆。一个是花季少女,情态诱人却无果而终;一个是春日少妇,行为放荡而令人生畏。从此,我的心几乎凉到了冰点。我再没有勇气去追求异性。我仿佛患了恐异症,害怕落入女人设置的桃色陷阱。
  偏偏在这个时候,偏偏又有一个女人,不声不响地闯入了我的生活。
  每天晚饭后,我喜欢在宿舍里看看书或唱唱歌。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每天这个时候总有一个女孩,或在门口站一会儿,或在床上坐一会儿,不说一句话,不露一点笑,不声不响地来,默默无言地去。我也并不在意她的来去,最多是歌不停口眼不离书地点一下头。表示我知道她的存在。
  后来又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她来了也不坐也不站,看见床上有脏衣服臭袜子就不声不响地拿走,洗好,凉干,破了的补好了,折得熨熨贴贴地送回来,一声不响地放在我的床上。有时一声不响地坐一会儿,有时放下衣服就一声不响地离去。每次她送衣服来我都会说一声“谢谢”,可她仍是一声不响,只是有时回头一笑。
  这个女孩叫黄兴国,年龄至少比我小十二岁,家庭出身与我相同。原本她也有一个幸福的家。父亲虽出身不好,却是国家干部。五十年代初,学校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老区建设,分配在江西省兴国县工作。一九五三年与家乡田心村一个地主的女儿,名叫胡桂花的结了婚,生有一女二男。
  女孩是老大,借老革命根据地之光取名“兴国”。一家五口虽说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度日,有母亲胡桂花的勤俭持家巧划算,全家和偕团聚,生活虽然清苦,却也顺心。
  但人有旦夕祸福。当兴国尚且年幼,两个弟弟还在摇篮襁褓中的时候,她的父亲突然病故了。父亲的英年早逝,给这个孤儿寡母的四口之家带来的是无尽的灾难。而最大的难关就是生活无着。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儿女们回到老家田心村。
  父方母方均为外部阶级,回到老家又能怎么样呢!为了生计,母亲只好拖着几个儿女与南山垦殖场二分场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工人再次结婚。这样全家就搬到了场里,不久,母亲又生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由于家境艰难,兴国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从此年幼的她就过早地担起了这六口之家的家务重担,挑水做饭洗衣打柴,样样都干。
  这个父母双黑的家,从回乡的那天起,四邻八舍就没人正眼瞧过他们。她们一回家,村干部就把这个外来户划入了阶级异己的另册,剥夺了她们一家抬头做人的权利。后来进了场,尽管继父在旧社会是个苦大仇深的贫苦人。但场里并没有把她(他)们一家与继父同样对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家老少就象断了线的风筝,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苦熬。甚至连累那个本是腰挺根正的继父也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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