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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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新婚大喜应该挑个良辰吉日，可我的婚事始于听天由命，那么就一切顺其自然吧。第二天我们就到公社领了结婚证（后来我偶尔看到一本旧历书，顺便查阅了一下，发现这一天恰好是一个最不宜婚嫁的日子，农村旧称“空房”日）。我们没有添一件新衣，没有置一件家俱，甚至床上连一床双人被也没有。
本来那年家里给我弹了一床双人被，一九六九年，一对比我还穷的青年新婚，没有被子，我就给了他们。现在我自己新婚就只有那床单人被了。反正天气不算冷，两人挤紧点，勉强可以过夜。只是那张单人床是后来换的，比原来的小多了，无法躺两人。我就请分场的一个木工在靠墙的那边打了两个木桩，上面搁一块木板，把床帮宽了几寸，挨着躺两人没问题。新房很快就全拾掇好了。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安在这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
除了队长和王结，我没有对任何人正式通报过。没想到下午还是有不少人前来贺喜，而且手上还捧着东西，上面用红纸写着“恭贺新婚之喜”一类的祝辞。有的送锅炉，有的赠碗筷，有的送水瓶茶缸，有的送砧板菜刀……我真感激人们善解人意，送的全是当日就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
看来还得郑重其事。我临时决定，晚上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请各位前来一聚，以谢众人。
我向队长借了几十元钱，赶紧买了点香烟糖果。为了给婚礼添光增彩，提高一点婚礼的品位，我还盛情邀请分场领导光临，并请分场副主任为我们主婚。
虽然没有下请柬，也没通知外地亲朋。简单的仪式，微薄的接待，婚礼同样热热闹闹，喜气洋洋。主婚人讲了一番祝福的话以后就该吃喜糖发香烟了。数量不多分完为止，难免有没拿到一颗喜糖一支喜烟的。但没有一人离场，也看不出有人不悦。婚礼继续进行。没有别的节目，大家伙硬要胡闹一阵。为了让大家尽兴，只有让他们使出一切刁钻怪招向我“发难”。但没一个能难住我，所有难题一一被我破解。只是要我介绍恋爱经验这一条把我给鲠住了。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恋过爱。
我还有什么恋爱经验可谈呢？我甚至连她的基本情况都不太清楚。例如他的文化程度，婚后我才知道，原来她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正秀本人并没有说假话，因为我从未问过她。只是她姐姐，也不能算是欺骗。有一次我问她，正秀读了几年书？她犹豫了一下说：“听是听说是初中毕业。”我说，有初中毕业足够了，我还没进过初中门呢。就这样，我对这个“初中毕业生”相信不疑。
婚后，当我知道她连小学一年级都没念完时，并不吃惊。读了书又怎么样？现在是没读书的姓无，读了书的姓资，没读书的治人，读了书的治于人。我还得感谢她姐姐，当时如果她照实说了，说不定还会坏了这桩美事呢！
正秀是个诚实人，婚后不久，许多事情都对我实话实说，毫不隐瞒。她曾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前几年她四处求医治病，可病情总是不见好转。父母就给她信起了迷信，曾请过一个叫田实的盲人给正秀算了一命。田实在模棱两可的祸福推断，似是而非的吉凶预测之后，竟说出了几句让正秀全家震惊的断言。
他说：“正秀二十岁这一关难过，如果闯过了这一关，就会平安无事。”他特别叮嘱正秀满二十岁的那一天一定要小心注意。
怎么小心，如何注意？他没有说。可正秀和她的父母却把这事记在心里。现在，正秀又告诉了我，我心里也就多了一点牵挂。
我原本是不信这当子事的，但田实说得如此玄乎而肯定，着实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悬念。正秀出生于一九五三年古历正月初三约晚上八、九点钟。也就是说一九七三年正月初三晚上满二十周岁。按我老家的风俗，我们新婚，第一个年一定要双双回家。这样，她的二十周岁生日正在我的堎下老家过。
这一年，我们古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家，从这一天起，我就一直把正月初三晚八至九点这个时刻牢记在心里。越接近这个时间，心里就越紧张。
正月初一早晨，我亲自书写并亲自张贴在门楣上的“开门大吉”横批被一阵风吹落下来，掉在我面前，我心里一惊，赶快不声不响地捡起来，又重新贴好。那几天只要哪里稍有一点异动，心里就产生一种怪怪的警觉。
有些事情总是有防无大错。正月初三这一天，我更是小心谨慎。特别是吃过晚饭以后，总觉得关键时刻到了，但又想不出更好的防范措施。我就要正秀到下屋一个辈份很高的人家，找几个妹子打扑克，并特别交待她不过十点不能回来。想用这种办法来避开那个凶险的时刻。
晚饭后，她唤了几个女孩子到下屋打牌去了。我在家里一不看书，二不干活，规规矩矩地坐在凳上，安安静静地等待那个神秘时刻的到来。
八点钟过了，九点钟过了，十点钟过了。我侧耳细听，下屋打牌的热闹声依然不断，这就说明一切正常，平安无事。我心里在庆幸平安的同时，也带着几分对那个盲人田实的藐视——区区一个乡村盲人岂能推断生死祸福，纯属欺人之谈。
十点半，刚刚顺利过了二十大关的她，轻轻哼着“大海船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首当时最流行的歌，高高兴兴回到家里。时间很晚，见她平安回来，大家就放心地准备睡觉。我和正秀上了床，宽了衣，吹熄油灯，相拥而卧。
我们躺下不足五分钟，就觉得情况有些异常：正秀全身开始发抖，不一会抖动幅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抖得那张破床都晃动起来，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接着她双手紧握拳头，牙齿咬得咯咯响。我伸手在她鼻孔下一试，好象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连摇带叫几声“正秀正秀！”她毫无反应。我吓慌了，赶快叫醒我妈点亮油灯，只见正秀面无血色，口吐白沫，双脚并拢伸直，全身似是在逐渐僵硬变凉。
见此情形，我与母亲都没了主意。已是深夜又是雨天，外面一片漆黑，医院又在三四里之外。再说这般光景，去请医师或送医院已是来不及了。母亲本也懂得一些治病救人的常识，此时我问她怎么办，母亲也只是无声地摇头叹息流泪。
情急中我想起了村里有一个早几年从外面回来定居的老人，我们平时叫他柏宗叔。据说他年轻时练过武术，懂一点推拉接照。我对母亲说是不是请柏宗叔来看一看？母亲摧我赶快去请。
柏宗叔的屋就在我家附近。不一会我就把老人请来了。他一进门见情势危急，立即动手，在所有的关节和主要穴位处，这里推拿一阵那里掐捏几下……忙碌半天，毫无反应。我急得汗流夹背，母亲愁得锁眉傻眼。柏宗叔做完全部动作，累得全身湿透。他住了手站直了腰，舒了一口粗气，微微摇了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天啦！我作了什么孽啊，为什么把所有的不幸都泼到我的头上！我流着泪压着悲，向柏宗叔哀求：“柏宗叔啊，你一定要救救她啊！”
柏宗叔低头想了一会儿，从包中找出一根好象很久未曾用过的钢针，长约一寸有余，粗如五号铁丝，他说：“这是最后一手，如再无效，我就无能为力了。”
只见他左手拇指掐住仁中，右手紧捉钢钉，略作运气之后，往穴位正中使劲一戳！随着钢针插入穴位，只听正秀微弱地发出“哎哟”一声，身子蠕动了一下。柏宗叔拔出钢钉，双手用力挤压下钉处，直到冒出一泡乌血。柏宗叔一直凝重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他松了一口气说：“总算转过来了……没事了。”
正秀咬紧的牙慢慢张开了，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动了，僵直的身体慢慢舒缓了，胸脯的起伏也灰复正常了。不到十分钟她居然坐了起来，就象刚睡醒似的，揉揉眼，打了个哈欠，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第二天清早，我赶到医院请了一位在当地算是有点名气的医师来给正秀看病。他左看右看，又用听诊器左听右听，然后又详详细细地问这问那，怎么也发现不了正秀有什么病。医师最后说：“她没病”。
然而，医师还是有些不放心，把我拉到一个僻静处问：“你了解你的妻子吗？”
我说：“不太了解。”
他说：“你老婆可能以前得过癔病（我们家乡一带叫‘猪婆疯’）。”
我说：“从来没听说过。”
后来我问过她家里人，都说正秀病倒是病过，可从来没得过什么猪婆疯。
此后，正秀的身体一直很正常，当年的十月就生下了我的大女儿慧，两年后又生了儿子刚，一九七八年再生下我们的老三霞。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姐弟先后都考取了大学，都成了正正规规的大学生，如今都已成家立业。虽然我与妻子常有碰撞，但儿女们的奋发长进也算拉近了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补偿了父辈的一些缺憾。我与正秀结婚已三十多年，她的肾炎病从未复发过。其间，为防万一，我经常摧她到医院检查。每次的化验结果都属正常。现在她的身体依然结实硬朗。
至今我还常会思考这个“正月初三”的问题。对盲人的话我怎么也找不到可信的根据，但我敢肯定，事情本身必有某种缘由。每当想到这件事时，我就会觉得它有可能与我的不轨行为有关。假如我也象她的前夫那样循规蹈矩，就不会有她的怀孕和生育，正月初三的奇迹就有可能不会出现。也就是说，奇迹的发生，正是她怀孕导至的体质剧烈变化的一种反应，而这一剧变的时间又正巧撞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所以我想，她的病体康复，可能是草药与怀孕的综合功效。这是我的外行话，不知是否有些道理？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
导读﹒偶感（十一）
如果人都能心正无邪，明察秋毫，就会少有许多不该发生的故事，少有许多冤假错案。然而，新婚的爸爸为了一次文艺会演——他分明是在执行顶头上司的嘱托，分明是在小心谨慎地办事。可还是有人揪住一条莫须有的小辫，狠狠地举起了闷棍……！爸爸能承受这突然的一击吗？
待后请看——八、谁能告诉我之一、相煎何太急！
第八章谁能告诉我之一相煎何太急
故事再回到新婚最初的日子。
不管怎么样，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心里多少会有一些快乐。更为开心的是，那段时间又正值为参加县里汇演排练节目。这是我的特别爱好，新婚伊始，每天鼓乐欢鸣，轻歌漫舞，难得一时惬意。双喜临门，我理当竭一技之长，拿出几个象样的节目到县城舞台展示。
这次文艺盛会是县革委会宣传组下文，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十周年而举办的。文件要求每个公社（场镇）至少要派一个代表队参加。为了搞好这次汇演，文件还点名从各地抽调部分业余作者，文艺骨干提前到县文化站报到，协助主管部门搞好这次汇演。我是被点名提前赴县的人员之一。
二分场艾书记很重视这次文艺汇演，一接到通知就要我尽早准备，争取在我去县里报到之前把节目排练好。
我们排练多日后，江背分场也敲锣打鼓动了起来。不几天，总场党委就作出决定，由江背分场宣传队代表全场赴县参演。这样，二分场宣传队就处于尴尬的境地。我问艾书记：“我们还排不排练？”艾书记说：“排，不参加汇演就在我们自己分场演。”
汇演日期临近，我必须按时到县里报到。临走时，艾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说：“老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到县里找有关领导反映一下，我们排练了这么长时间，能不能让我们宣传队也去参加。”
我到县里后，首先向文化站江主任汇报了南山的情况，并转告艾书记的意见：“能否让二分场宣传队也来参加这次汇演？”江主任听了很是赞成，并立即向宣传组领导作了汇报。宣传组领导也很支持，当即指示江主任要亲自到南山去落实此事。
第二天，江主任就带着我和另一位姓李的业余作者一同赶到南山。几经周折，我们在三分场田头找到了刚调来南山不几天的林如春书记、韩重文主任和老领导毕。
来到分场办公室，江主任首先寒暄了一番，说南山领导很重视文艺宣传工作，组织了几个宣传队排练节目积极筹备参加会演，并代表县里表示感谢。他接着说县里欢迎南山两个宣传队都去参加。
领导毕当即反对，说：“江背分场参加县里汇演这是党委决定的，不能更改。”江主任是个直性子，他听了毕场长的话不以为然，态度鲜明地就把县领导端了出来。说他本人就是受领导委托专程前来落实此事的。希望毕场长给他一个台阶，好向领导有个交待。江主任把话说到这个分上，毕场长仍不让步……。一位从不涉足文艺宣传的领导，为什么因这样一件并非原则的小事与县上较劲？当时我有点难解其意。
林书记大概碍于初来乍到，开始一直只是听着，而不轻易开口。他听了分岐双方的意见后，及时结束了沉默，恰到好处地提出一个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说“不”的最佳方案。他说：“上级如此重视，派专人莅临指导，这是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他呷了一口茶接着说：“我的意见是两个队都参加，但俩个宣传队的演员不全部参加，也就是说各抽调部分主要演员，集中排练。这样既能节省人力，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又能提高节目质量。江主任，你看怎么样？”
林书记的归纳熔双方意见于一炉，取长补短，各得其所，自成优势。江主任当即表示双手赞成。当然，毕场长也难有微辞。事情就算定了。
这样，人员要重新组合，节目要重新安排，时间又迫在眉睫，工作就必然十分紧张。于是，我被留了下来，负责抽调演员，赶排节目。
首先，选调演员就是一件难事。都是爱蹦爱跳爱唱的少男少女，又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排练。天天在南山拿锄头修地球，谁不想到县城去风光几天呢？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我只能按总场规定的人数择优录用。择优了的高高兴兴，没择到的气冲斗牛。有几个女孩子还闹到总场领导那里告我的状，说：“他金成凭什么只选别人不选我，我哪里比人家差？”有的还哭哭啼啼，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闹得总场不得安宁。
本来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却闹得如此不可开交，这是我深感意外的。我原来估计没取上的会有意见，但只要领导做点说服解释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尽管我的所有工作都做得谨小慎微，不曾有过任何过失。但多年的风风雨雨养成了我一种政治过敏症。当我获知有人在总场大闹时，就禁不住有些提心吊胆，继而萌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该不会节外生枝，又给我招惹什么灾祸吧？
倒霉的人怕什么就有什么。第二天，毕场长就来到了宣传队的集中排练地江背分场。他一见我就语冷色厉地说：“老金，你卷被子回去。先到场部去一下，林书记有事找你。”看他的表情，听他的语气，我知道大事不好，情况严重。我只能猜测一定与这次汇演有关。但怎么也想不出“不好”的所以然，“严重”在哪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天我刚走，毕场长就集中宣传队全体队员开会。他首先宣布金成开除出宣传队，同时宣布解散二分场宣传队。理由是二分场宣传队被金成这样的坏人篡夺了领导权，成了被阶级敌人利用的工具。接着就大骂金成之流搞宣传队的目的就是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削尖脑袋往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钻。然后就一竹篙打一船：“你们搞什么宣传，还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你们唱歌跳舞，能唱出谷来？跳出米来？唱个屁，跳个屁！你们就是好吃懒做，变着法子找快活……。”一阵雷霆之怒，唬得在坐的所有人没一个敢出大气。
我扛着一床破被，夹着几件换洗衣服来到总场，在党委办公室找到林如春书记。我说：“林书记，你找我？”
林书记打量着我说：“你就是金成吗？”
我说：“是……”
我刚说一个是字，林书记的脸色陡然一沉，接着就用一种威严的口吻说：“想不到南山垦殖场还有你这样一个人物！党委决定了的事情，你上串下跳要推翻党委的决定，企图牵着党委的鼻子走。这就是阶级斗争！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接着，林书记就从我的反动家庭出身，数落到糟糕的现实表现；再从文化大革命的斑斑劣迹，数落到不可饶恕的三反罪行……。这段话虽不长，却把我勾勒成了一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魔鬼式的大坏蛋。
我心里明白，这决不是林书记的语言。一个刚来不满十天，连“金成”这个名字都是刚从别人口中才得知的新领导，怎么可能把一个普通工人的“政治历史”，“劣迹罪行”如数家珍？对于林书记的复述――我只能把林‘书记的这段话用“复述”二字代言之，我静静地听着，这不仅仅是出于对一位新领导的尊重，更想看一看那个居心叵测的人到底给我泼了多少脏水。
林书记说完，我本想逐一申辩，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于是我换了一个角度说：“林书记，如果不是别人告诉你，你连南山有没有‘金成’这个人都不知道。显然书记刚才对我的评判全是别人的语言。我知道这个人是谁，就是毕可风！……。”我在这里说得很直率，但我尽量压抑自己的愤怒，说话的语气还是比较平缓和理智。
林书记不至可否地说：“他对你有成见？”
“我不知道，我好象从来也没得罪过他。”
“那他为什么对你这样？”
林书记的话很平实，没有半点官腔。我想，在书记面前，我不应有什么顾虑和保留，该说的就要向书记表个清楚明白。于是，我接过书记的提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但我知道他想怎么样。看架势，他是想利用你林书记初来，情况不熟，借这次文艺汇演的一点枝节问题，无限上纲，再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搞臭。但我不怕，香的搞不臭，臭的说不成香。林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