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谁知他两手一摊说：“前几天我老家一个亲戚来，说是儿子结婚钱紧，一百元全被他拿走了。”
我知道他今年已经出栏三头肥猪，每头都是二百多斤。栏里两头也已一百多一头，是留着过年杀的。除了家庭副业，光凭他两口子的工资收入，一年的积蓄也不下两三百元，……就算他的亲戚借走一百元，他也不可能没钱。我明白，他是怕我借钱容易还钱难！
我不甘心空手而回，继续低声下气地乞求，连哄带骗地纠缠：“老同学，人到难处才求人，你总不会一毛不拔吧？没有六十就五十，四十也行，我保证春节前后还你……”他被我缠得没有办法，终于随手从身上的皮包中抽出两张大团结，把我打发走了。
接着我又跑到李富家。这是我们平时来往较多的家乡人。本也是较富裕的人家。往日无关痛痒的往来，好象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今天上门要向人家借血割肉，情况就不同了。我笑脸陪了满屋子，好话说了几箩筐，换到的只是两张冰冷的脸和一席无情的话。
后来有人告诉我，第二天李富的老婆在队里与几个女人闲聊时说：“嘿，金成还想向我错钱，借的时候是嘻嘻笑，还的时候就会做鬼叫哩！我是歹人做在前，一分钱也没借给他……”
我能理解，人家的钱是用血汗换来的，岂能轻易给了他人。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人情为什么就这样薄如纸；有些人心为什么就这样冷如冰……。
这一晚，我在全分场跑了好几家，一共只借了六十元。最后在总场和果园场领导的支持下，借公款二百多元，才凑足了数，及时地寄回家中，成全了老二的婚事。
这是我在经济生活中的一段最艰难的岁月。我十分感激领导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也感谢为我慷慨解囊的朋友，是他们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及一件事，表达我对以林如春书记为首的南山党委的衷心感谢。一九八六年，南山党委决定由我一人编写南山垦殖场场志，这就给了我翻阅南山全部档案的权利。当我翻阅到一九七七年底的一次党委会议记录时，在决议栏中，我看到了一行这样的文字：
决议：金成同志家分两地，生活困难，补助二百五十元。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年终经济结算问题的党委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讨论全场各工副业单位供销人员因公外出的经济补贴等有关事项。在这样一次会议上，党委领导能想到我，并作出决议给我两百多元补助，而且这个数字是所有受益人员中最高的。如果当时我能得到这笔钱，这对我来说真如雪中送炭，我后来的还债也就不会那么辛苦了。然而不知是谁在从中作梗，最终我没有得到这笔钱。如果不是十年后我亲眼看到了这次会议记录，我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永远也不能领会党委领导对我的这份心意！也永远不会知道还有人竟如此欺上瞒下，暗下黑手。
正秀是个欠不得债的女人，一旦欠了人家的钱，她恨不得一个晚上就还清。那几年，我们一家四口，还要负担老娘，家又分居两地，儿子又体弱多病，就靠我每月二十七元，正秀十六元伍角钱渡日。每当发了工资，正秀就象攥着命根子，把这点钱抓在手里，留下基本生活费，再给我五元抽烟，其余全部还债。
那时想吃点肉就只有等畜牧队死了病猪或杀了老母猪，一角钱一斤的猪头肉，两角钱一斤的猪婆肉，才会砍两斤解馋。尽管如此，到一九七八年十月，还欠张有才二十元没有还上。看来仍要拖欠，因为这一年的十月，我的老三又出世了。
那时刚刚开始抓紧计划生育，我们本不想再生，正秀知道怀了孕，就到医院去做人流。但医生检查后说，正秀身体不好，做人流怕有危险，劝她生了这一个再做绝育手术。因此就有了十月出世的老三。
尚未满月，妻子就与其它育龄妇女一道上了手术台。这样一来，我又犯愁了。正秀刚分娩又结扎，不补充点营养怎么行？可钱从何来！现在连老母已是六口之家，老老少少要吃要喝；还要祈祷老天，保佑小家伙们平安无事，不要给我添烦增乱，若稍有不测，必然雪上加霜……。
借老同学的那二十元钱，本来借钱时我是说过，保证当年春节前后就还。可是现在已经拖了两个年头了，确是过意不去。今年家境又是如此，实在无钱还债，我只好厚着脸皮对老同学张有才说：“老同学，实在不好意思，你那二十元钱恐怕还要过一段时间……。”张有才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我就当他认可了，便匆匆离去。唉，站在人前脸红啊。
正秀的手术还算顺利，只要在医院住一个星期，拆了线就可以回家。
已是手术后的第三天了。正秀躺在床上，刀口尚未愈合，身子还不能自如动弹。医生刚才查了房出去了。这时，一个女人在病房外，大谈借钱之道，声音足以让正秀听得一清二楚：“借钱借钱，不管什么人都借不得。金成还是去年借我的钱，说是过年前还，过年前还，现在第二个年都快到了……”。
旁边有人问：“他借了你多少钱？”
那女人说：“二十元。”
正秀听得明白，那女人就是张有才的妻子。事后正秀对我说，她知道那是故意在逼债，当时想接嘴，但又忍住了，眼泪却止不住流在病床上……。出院后，场里发了十五元营养费，她一分钱也没用，又不知从哪里再弄了五元，凑足二十元，当天下午就送到了张有才老婆的手里。债，就这样还清了。
二弟成家后，三弟的婚事又提上了日程。我提出要老三到南山来，做点手艺，搞点副业，说不定什么时候有缘千里来相会，加上兄嫂在旁边为他费点心，总比在家里无人搭理好。正秀二话没说，点头同意。
一九七八年，老三很快来到南山。可我们一家四口（不久就是五口了）只有一间房子，无法再添床位。正秀就与张明志商量，安排老三在明志卧室搭铺。家里已是人满为患，为了给老三省钱，她仍安排老三在家里吃饭，而且不计费用。
一九八零年，我们全家从果园场搬到了南山中小学。中小学与场部、一分场及一些工副业单位同在南山坳地区。这里单位较多，人员集中，女孩子也不少。为了兄弟，正秀可算是个有心人。她除了委托人帮着物色对象，平时还特别留心周围的女孩子，只要见到合适的就向人打听了解。
一天正秀去南山坳办事，经过塑料厂门口，看到一名女工与老三年龄相仿，看起来还班配。她就向旁边的一个熟人打听这个女孩有无对象，姓名年龄，父母是谁？当得知这个女孩尚未婚配时，正秀便当机立断，委托熟人向这位女工和她的家人打探她愿不愿意找对象，告诉她男方就是金成的弟弟。女方的父母与我很熟，其父与我还是多年的老朋友，对我很了解。听说是我的弟弟，当时就同意了三分，说既是金成的弟弟，说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女方与老三见面后，她虽然有些犹豫，但经我们夫妻的尽力搓合，老三的奋力追求，旁人的大力协助，终于在短时间内就万事齐备。可是临近结婚时，老三连一件家具也没有，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人造革大提包里。制家具和买家具短时间内又有困难。新娘子进门，几件新衣总得要有地方放。又是正秀先想到了这件事。也只有她有权这样说：“到我那里去挑，只要有合意的，只管扛去。”
其实我们家哪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只有一个挂衣厨是头年我的老同学欧阳普仁送我几段大杉料新做的，才有资格充当新房之物。有一件总比没有好，老三抬了过去，欢欢喜喜圆了新房。
她这个嫂子也算是当得还可以，不知弟弟弟媳们是否了解和感受到了大嫂的这一番心意？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五锦江激流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跃跃欲试总想写点什么，以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翌年初，宜春地区林业局按照国家农牧渔业部的统一部署，决定组织一次全区农垦系统文艺大汇演，并下文通知各农林场作好准备派代表队参加。于是我开始构思独幕戏曲《锦江激流》。不久就写出了脚本，几经修改后送党委审查，并获得批准。我立即请人谱了曲，分配好了角色，很快就进入了排练场。排了约二十天左右，舞台架子已具雏型。试演那天，我再次请党委全班人马来江背分场观看审查。看完演出后，各方对演出，特别是对剧本的反应是肯定的。
写这个小戏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同类题材作品只有大型话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和独幕戏；再没见过其他同类题材的作品。因此，《锦江激流》从较新的角度，以独幕戏曲的形式，较早地反映了革命人民与四人帮之间的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剧本是以当年我们修建水轮泵站为背景构思的。一九六八年冬，锦江上一条拦河大坝正在紧张施工中。全工地几千干部民工在原县委委员现任工地总指挥高峰的带领下，战严寒，抢时间，决心赶在春汛到来之前合龙竣工。因为如果春汛暴发之前不能合龙封江，春汛一到江水暴涨，湍急的洪水就有可能冲倒围堰危及石坝，造成前功尽弃、劳民伤财的严重后果。
四人帮的追随者、县革委会副主任、工地副总指挥池道，一直与高峰貌合神离。在满嘴革命词藻的掩盖下，隐藏着他的险恶用心。在工程进入决胜的关键时刻，他趁高峰外出的机会，再次赤膊上阵，一方面打着“抓革命”的旗号，强令停工召开大会，别有用心地批判“唯生产力论”，妄图拖延工期，等待春讯早发；一方面指使其爪牙暗中破坏，在围堰险处暗做手脚，千方百计制造工程事故，然后嫁祸于高峰。意在捏造出一个“迷信唯生产力论”而最终自食其果的“反面”典型，达到打倒高峰，取悦上司的可耻目的。
所幸高峰及时赶回工地，他以敏锐的目光及时识破了池道的阴谋，并与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下，终于抓住了黑手，掌握了罪证。在铁证如山面前，池道不得不低头认罪。以高峰为首的广大干部群众，最终取得了革命生产的双胜利。
此时，汇演时间渐渐迫近。按规定所有自创节目还要送地县两级审查。
在本场试演后的第二天，我先给县委宣传部送去了一个本子。没想到竟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第二天下午就派了两位专业人员专程赶到南山江背分场。两位同志一致认为，本子基础较好，并提出与我共同修改，争取把本子推出去。
我说：“只是时间紧迫，送地区审查的最后期限已近，还要复写翻印，恐来不及。”
两位同志干劲十足地说：“那我们就抓紧时间，连夜突击。”
他们真不含糊，说干就干。并要我准备油灯，以保证停电后可以继续工作。两位同志推辞敲句，斟情酌节，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搞了整整一个通宵，对文字和情节作了一些很好的修改。其中，最大的一处改动是，将池道原县革委副主任的身份改为某地区林业局革委会副主任。两位同志向我说明，这一改动是为了让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的池道给高峰更大的压力，使矛盾更为尖锐，使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加高大，而且戏也更有看头。我没有对这一修改表示异议，也没有作更多的思考，就安排人刻写复印。
汇演是地区林业局组织的，参演节目的审查自然要过这最后一关。修改后的剧本我立即交总场派人送地区林业局过目。其余发给各位演员，重新背台词赶排练。此时距汇演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地区林业局负责审查节目的恰好是一位副主任，此时林业局革委会又恰好只有一个副主任，而剧本中的池道也恰好是一个林业局副主任。那位副主任看完剧本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这不就是在写我吗？”
虽然在人物介绍中，地区前加了一个“某”字，冠名是某地区林业局革委会副主任，可在当事人看来，什么某不某，不就是地区林业局副主任么？地区林业局副主任不就是我一个么？难道我是四人帮？于是，这位副主任大笔一挥，怒气冲冲地在剧本的头页上批示：此剧与事实不符，不能上演，建议在当地也不能上演。
一梭子弹，把剧本毙了个尸骨无存。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南山垦殖场本来一贯与地区林业局关系甚好，领导之间一直往来不断。可此后，据说地区林业局的领导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来南山，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所幸的是南山党委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让我悬着的一颗心很快放了下来。只是我的妻子从此再不让我写什么了，说那是自找麻烦，自担风险，自讨苦吃。
《锦江激流》被枪毙后，汇演的节目还得继续准备。我偏爱戏剧，还是决定赶写一个小戏。
一九七二年，我曾随县创作组一同赴湖南的文家市和江西的铜鼓一带考察过秋收起义的史实。对革命老前辈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有所了解。因此，我想写一个反映这一伟大革命实践的独幕剧。我夜以继日地构思，争分夺秒地疾书，初稿很快进入尾声。可是不幸的是剧本被妻子发现，她把文稿撕得粉碎，一把火烧了……。我无意责怪妻子，只能心情沮丧地向党委如实汇报。
这样，重新写已来不及了，只有把不大合乎时宜的老戏《红方》拉出去凑数。演出后也受到好评。其余自创的几个节目全都获得创作奖或表演奖。其中女声表演唱《我在农场安了家》还被评审组选为参加赴省汇演的重点节目之一。
第九章曲径通幽之六世态炎凉
地区汇演之后，我感到很累，真想好好地休息几天。可那时的我哪有这份福气，家里烧柴没有了，必须赶快打了送回去；下半年沙子销路好，河边的存沙已不多，必须抓紧时间挑沙上岸，以免断货；眼下又有传闻，四人帮打倒了，但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还在，我们这些曾走过弯路错路的人都要向组织向群众“说清楚”。各种压力仍让我喘不过气来。
其实，我的问题早就反反复复说清了，翻箱倒柜查清了，不知道这次“说清楚”又有什么新要求。唉，当年失足一步，至今已是十年。十年来，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神经紧张。这挥之不去的晦气，何日才是个头呢？
反正运动还没正式开始，多想也没用，还是集中精力把队里的生产问题，家里的生活问题先解决再说。那段时间，我与男女队员一道，每天早出晚归抢挑河沙。很快河岸上就出现了几座金字塔似的沙堆。
有一天，队员们个个汗流浃背，坐在河边短暂休息。突然有一个队员问我：
“金成，上次游泳（县文化馆分管群艺的负责人）来帮我们排节目，在外面吃饭的那张发票你报了吗？”
我说：“没有。”
我刚说这两个字，就见队员们面面相觑，无人言声了。
我觉得事有蹊跷，追问道：“怎么了？那张发票现在还搁在我抽屉里呢，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好象有什么话欲言又止？”他（她）们见我着急的样子，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
一个月以前，节目排练最紧张的时候，县里各主管部门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有一天县文化馆又派游泳老师亲临南山指导……游老师是个业务能力很强、工作认真负责的领导，经他指导的节目，面貌焕然一新，水平必上档次。人家从县里来，为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招待一下，我心里过意不去（当时排练场选在南山坳总场礼堂的舞台上）。中午，我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交给负责排练的小周说：“小周，你带游老师到饭店去炒点菜，喝点酒，回头把发票给我。”
就是这么一张不足五元钱的发票，事后我请分场党支部书记王欣签字报销。王书记说饮食发票不能报。我什么也没说，收起发票，心平气和地走了。我理解领导的难处，吃酒吃饭的发票不能报是有规定的。
几天之后，游老师又来了。那天我不在家，中午是小周掏钱带游老师到饭店用餐。他所开的发票第二天由分场孙副主任签字报销了。我没有因此就拿自己的发票去请孙主任签字。我知道，一把手没有同意的事，再借机去找二把手，这种行为是不适当的。
但是，有一天我因公外出去了，正巧就在这一天，分场召开职工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这位王欣书记竟突然破口大骂起金成来。说金成是个专搞阴谋诡计的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革命领导干部，幕后指挥打砸抢。现在仍然不思改悔，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挑拨领导关系，破坏革命团结。一张吃喝发票在我这里报销不了就欺骗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
听队员们的描述，王书记那无限上纲的口吻，杀气腾腾的气势，非十冤九仇者不至于此。王欣书记为什么对我如此冒火？是我冲撞过他吗？没有，从来没有。是他把小周报销的那张发票错以为是我的，因误会而动怒吗？也不象。如果是一般的误会，孙副主任、小周、还有我，天天都在分场，天天都见面，随便向谁打听一下，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何以趁我不在时对我突然发难呢？我实在不能理解，于是大脑马上就进入那种多年形成的敏感的推测：十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把某些人的某些功能冲涮得转轨变型，对人对事容易偏激、粗狂。现在十年风雨后又传来一点尾声，在有些人的眼里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场新的群众运动的开始，因此适时地显示其革命的斗争性和领导者的权威性就理所当然。看来，我还得作好准备，迎接这冬去春来的最后一阵换季风。
我心里虽然被无端的诽谤所激怒，但我仍极力保持情绪的冷静。我想当面对王书记把事情说清楚是必要的。中午，我在办公室找到了王欣书记，正好总场林如春书记和余生副书记也在场。一进门，我心平气和地说：“……王书记，我是你的下级，我有缺点错误请你当面批评，我不是个目无领导的人。那天晚上你在职工大会上说的那件事，我想向你解识一下……。”
我话没说完，他就以仿佛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吼了起来：“还用得着解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