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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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话没说完，他就以仿佛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吼了起来：“还用得着解识吗？我说了你搞阴谋诡计，说了你挑拨领导关系……一张发票在我这里没有签字，你就找孙副主任签字报销，这不是搞阴谋诡计是什么？不是挑拨领导关系是什么，我说错了吗！”王欣书记把那天在大会上说的话又当着两位书记的面重复了一遍。那架势简直就是在总场领导面前对一个犯罪分子的宣判。
我平常是个没什么捡拾的人，有时候连衣服鞋子也会找不到下落。所幸这一次那张发票没有被我弄丢，来分场办公室之前，在抽屉里找到了，现正捏在手里。要不然，我无凭无据，而他永远处在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怎么说怎么有理。而我——一介平民，人微言轻，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即便是说清了也无人信。但是现在，我手里攥着这一根救命稻草，不必多费口舌，只要把它亮出来，就可以煞住他那不可一世的气焰。
面对王欣的张狂，我无法保持冷静。他的宣判一停，我攥着那张发票的手颤抖着往桌上一拍，通的一声，手指松开，一张皱皱巴巴的纸条随着巴掌扇起的一阵风飘拂了几下，就稳稳当当地横躺在桌上。我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吼道：“你睁开眼看看，这是什么？”总场两位书记见我发了火，余生书记劝我冷静一点，如春书记拿起发票看，说：“这就是那张发票吗？老王你看看，怎么搞的嘛……”王欣接过发票瞟了一眼，脸色骤变，目光闪躲。他显然没有料到，事隔一个多月，金成这家伙还会保留着这么一张薄薄的小纸片。
他哑口无言地愣在那里。而我却还有一些话必须当着总场领导的面作一点表白。我说：“我们几个当事人天天都在你的眼皮底下，随便问谁一声，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事情就清清楚楚了。可是你一不了解二不调查，却乘我不在，突然在群众大会上对我破口大骂，你就不怕口臭牙碜？今天幸亏这张发票还在，否则，只能由你一口咬定，横批竖斥，哪有我申辩的余地！我金成人穷志不穷，一张几元钱的发票还赔得起。只是赔了钱还受冤，你王书记的良心就过得去吗？”
我说这番话，两位总场领导并不打断。余生书记不时地睨一眼呆若木鸡的王欣，嘴角露出一丝强忍犹露的笑。如春书记听着我的慷慨陈词，有时微微点头，好象是同情也好象是认可。当然他们不可能当着我的面批评王欣，也不可能当着王欣的面明确表示对我的支持。我能理解，他们要从全局出发，照顾王欣作为一级领导的威信。然而，两位领导还是给了我很大的面子。特别是林如春书记最后说的几句话，既为我消气，又帮王欣下台。我的话刚停，只见他习惯性地干咳两声，露出满脸笑容，俨然象一个和事佬似地说：“金成，算了啰，你是个知识分子，写剧本的人，宰相肚里能撑船。老王，你把金成这张发票签字报了算了，人家也是为了工作嘛。”
王欣只得拿起笔，在发票上签了“同意报销”四个字，然后写上了自己的大名。我本想拒绝，说一声我金成再穷也不会希罕这几元钱。但转念一想，有两位书记的现场磨合，该说的也基本上都说了，又何必得理不饶人呢？算了吧，今天留根线，日后好见面。再说人家是书记，我惹得起吗？于是拿了发票就走了。
不久，揭批四人帮的运动步步深入。深挖四人帮在各地的线上人物也紧锣密鼓。接着就轮到我们这些人“说清楚”了。先是学习有关文件进行宣传动员。我们的王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甚至用上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的政策警句。还号召群众要大胆检举揭发，打一场路线斗争的人民战争，让阶级敌人无处藏身。
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和过去一样，我第一个站起来，说清楚了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因为没有人检举新问题，也无人发表其他意见，王欣书记也说不出什么，我的“说清楚”很快在江背分场获得通过。
但是，文革期间，我一直在二分场，我的主要活动自然也在那里。我料想，早晚还得回那里去“说清楚”。果然没过几天，二分场就通知我回去参加“说清楚”大会。接到通知的那天下午，我提前吃了晚饭，步行了六七里，亮灯时分到了二分场。
二分场与果园场原是同一分场，现在虽然分了家，但果园场的许多职工仍住在二分场，我的家也在那里。那天我风尘仆仆地进了家门，家里却是黑洞洞的。我叫了一声“正秀”，没人答应，拉亮电灯，只见正秀抱着儿子，蜷缩在后门口抹眼泪。
我走过去问：“怎么啦？”她掏出手帕，揩干脸上的泪水，向我哭诉起刚才在自家门前受到的屈辱—
农村很多家庭都会养鸭子，我家也养了两只。鸭子爱群体活动，每天早晨各家的鸭子放出来，它们很快就集合到一起，呷呷呷地欢叫着，争先恐后地蹿入水田，跳进池塘，觅食，嬉戏。这些家伙疯得很，常常出了门就不思归，直到很晚，不去赶它就不回来。所以每天傍晚就有人把鸭群从老远的地方追赶回来，围堵在分场前面那块空地上，各找各的捉回家。
今天正秀见左右邻舍都提了鸭子回家，也赶快跑出去找鸭子。自家的鸭子天天见惯了，一眼就认识。我们家那两只打小就在头上剪了毛做了记号。现在长大了，羽毛长长了，但刀剪的痕迹仍然可辨。她很快就找到自家那两只，拎着脖子，摸摸鸭背，看看标记，确认无误才提回家去。
刚到家门口，一个女人追了过来，嘴里喊着：“傅正秀，别走，这两只鸭子是我的。”
正秀说：“我做了记号的，不会错……”
那女人说：“我也是有记号的，我在它的脚上箍了铁丝。”可正秀明明看到鸭子的脚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不由正秀分说，那女人一把从她手上把鸭子夺了过去，嘴里还盛气凌人地喋喋不休：“别人的东西你也捉回家去，长眼睛了没有，下次再这样，对你不客气……”边说边提着鸭子扬长而去。正秀眼睁睁看着人家把自己的鸭子抢走，还被她当众羞辱了一番，自知势单力薄，只有躲进家里无声地流泪。
我听了妻子的诉说，心里涌上一阵波澜。俗话说“麻糍都挑软的吃”。那个女人，别人的鸭子她不敢去抢，而对正秀却是肆无忌惮……。我不敢多想，也不敢多说，更不敢乱动。此时我还必须丢开一切烦恼，作好准备，以正常的心态走进会场向二分场的干部群众“说清楚”。
会场还是在那个老食堂内。我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就主动进了会场，站在我应该站的地方，等待着主持人说一声“大会开始”。看来二分场高书记对这次大会并不十分重视。时间已过八点半，他就坐在原位上，连身体也没挪动一下，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只说了三个字：“开始吧。”我以为他还有话说，等了几秒钟，没见他有往下说话的意思。这时会场乱糟糟的，各种声音叽叽喳喳，连大会纪律他也不强调几句。
我知道高书记是个很正直的人。看来今天晚上更不会对我怎么样。我不敢让会议冷场。只好接上话茬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错误的。”我一开口，下面的嘈杂声小了些。“我在这里向二分场的贫下中农说一声对不起！我更要对李文民、周顺风、钱珠伢……等同志说一声对不起！如果当年不是我的宣传鼓动，十年前的那一团阴影就不会至今仍困扰着你们难以解脱；如果不是我的原因，十年来，你们就不会常常因此担惊受怕！你们是无辜的，一切责任都应由我来承担。请贫下中农原谅他们。如果你们还有意见的话，请惩罚我一个人吧……。”
前面我点名向他们说对不起的同志，当年都是跟着我参加了造反派的。他们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有的甚至一字不识。当年正是因为受了我的影响才误入歧途，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别同志确因一时糊涂做过错事，但是他们并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就回头了。
我已经听说了，在前几天的说清楚会上，他们都实事求是地说清了自己的问题，同时也说了当时是听了金成的宣传，受了金成的影响才参加造反派的。却没有一个人说是上了金成的当，受了金成的骗的。凡是涉及到我的问题，他们都说得有理有据有节，无丝毫夸张，更无不实之词。面对这样纯朴实在的他们，我就是鞠一百个躬，说一千句对不起也不为过。
接着我又把1967年6月18日前后我的全部言行再次重复了一遍。我说得很细，说得很慢，甚至把我所记得的一些细节也无遗漏地作了交待。我讲完之后，会场上无人发言。高书记便站起来扫视了一眼全场，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仍无异常反应。高书记就对我说：“老金，你先走一步，我们还有点事。
于是，我离开了会场回到家里。正秀问：“没人对你怎么样吧？”
我说：“我金成的一切作为，上可对青天，下可对干群。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说了一会儿话，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有人敲门。我拉亮灯，打开门，只见那个女人手提两只鸭子站在门口说：“对不起，是我搞错了，这两只是你们家的，我那两只晚上回来了。”
原来，她家那两只鸭子傍晚赶上岸的时候与其它的鸭子冲散了，离了群，直到很晚才自己寻回家来。那女人散会回家时发现鸭笼旁伏着两只鸭子。不用说，是自己家的，就伸手把笼里的那两只捉了出来，把自己的关了进去。这才有了眼的这一幕。
我接过鸭子，说了声：“谢谢，麻烦你送来。”我这一声谢谢完全是诚心的。如果她瞒下鸭子宰了吃了，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谢的是她的良心尚存。
政治问题说清楚了，我如释重负。但愿十年恩怨就此了结。
第二天清晨，我领着两位懂点木工活的朋友回江背分场去。请木工去做什么呢？我请木工当然有请木工的道理。
我们宣传队的田段中有一棵脚盆那么粗的大樟树，树干高大，枝叶茂盛，不仅盖着三四分地不能耕种，还影响附近庄稼的生长。今年双抢前，报分场批准，宣传队把樟树锯倒、搬掉了。这样既可让周围的水稻增产，又可扩大几分田面积。可是那个大树兜仍霸在田中间无人问津。江背分场四面环山，砍柴十分方便，硬柴茅柴满山都是，谁会有肉不吃，而要费那么大劲去啃一块骨头呢？我向总场要求派来常驻宣传队的分场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周副主任对我说：“老金，你反正要打柴回家，那个树蔸，如果你吃得这个苦就去挖了，能劈两三担柴呢。”
我琢磨着，樟树是上好的燃料，况且树蔸离村不远，早晚都可去挖。就说：“既然没人要那我就要了。”就这样，我利用早晚时间，中午也不休息连续干了好几天。每天汗水淋淋，腰酸背痛，两手磨得满是血泡，才把树蔸挖出土。然后请了几个人帮忙把它挪到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准备休息两天后再挥刀抡斧，把它变成可入炉灶的干柴。
由于工程太大，总抽不出时间动工。一天周副主任和一位老工人问我：“老金，那个树蔸你是打算取点别的用途，还是做柴烧？”
我说：“我缺的是柴。”
周主任说：“烧了可惜了。这样好不好，我们拿两担柴向你换好么？”
有这样的好事我当然同意。一个这么大的老树蔸，要劈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谈何容易！非光着膀子干它个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能用它换两担干柴担回家，既轻松又合算。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们既没给我柴，也没有动手去拾掇树蔸。
有一天，周主任突然又对我说：“老金，那个树蔸太麻烦了。其实也取不到什么料，最多只能取一块砧板。大费劲了，没意思。还是你自己去处理吧。”
树蔸过了一个夏天，干得铁紧铁紧的，劈起来更费劲费时。因此我也起了一点念头，先锯下一块砧板，剩下的慢慢再来收拾。所以这次回家就带了两个朋友到江背分场帮我锯树蔸。
到了江背分场，带他们在食堂吃了早饭，我们三人就扛上斧锯，正要出门。就在这时，王欣书记一阵风似地赶了过来，堵在门口，脸上还带着几分很不寻常的笑颜，嘴里却吐出一道阴阳怪气的勒令：“那个树蔸不能动，分场要用！”
这突如其来的禁令，搞得我晕头转向。我茫然地问：“分场要做什么？”王欣提高嗓门，锋芒毕露地说：“分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不能动！”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他分明又是在玩弄权术，欺人太甚！我心里明白，此事我非他的对手。但我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仍愤愤不平地说：“你亲眼所见我辛辛苦苦干了四五天，那时你怎么不吭一声说分场要呢？周主任要拿柴与我换，你也是知道的，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树蔸在外面风吹日晒了几个月，你怎么不说一声分场要呢？现在我请了人来处理，你就突然说分场要，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眼一瞪，手一扬，更加疯狂地说：“我说不准动就是不准你动！我说分场要就是分场要――就是这个意思！”显然，他对我的深仇大恨就是要在此时此事发泄。
此时的王欣，就象一只红眼公鸡，摆出了一副强者为王的架势。我知道，在他眼中我不过是老虎嘴边的一只羔羊，生吞活剥全在他转念之间！
面对气势汹汹步步紧逼的王欣，尽管我明白鸡蛋岂能碰石头的道理，进退维谷的我仍忍不住“豁出去”的冲动，竟无所畏惧地怒喝一声：“我今天就要锯蔸，我就不信犯了法！”
他当然不会被我的愤怒所左右。大概是觉得与我纠缠有失身份，便不屑地丢下一句极具威慑力的话：“你敢锯蔸，后果自负！”就昂首阔步而去。
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我激愤难平地对两位木工说：“走，锯蔸去！”
两位师傅站着不动，劝说道：“算了，为一个树蔸搞得这么僵不值得。自古以来，只有民让官，哪有官让民，你就退一步吧。”
师傅的话象一瓢凉水，在我烈焰熊熊的时候，当头一浇，让我清醒了许多。是呀，人家是当官的，又是打着“公”字旗，永远占着上风，他能摆出一百条大公无私的理由来证明他的正确合法与合理。而我一个赤脚光背的农工，又是为私，走到哪儿也是人矮七级，理屈三分。特别是目前身落低处，刚刚“说清楚”就与领导对抗，随便扣上一顶什么帽子，我又能向谁鸣冤叫屈呢！风物常宜放眼量，委屈，不平，凌辱……算了吧！
一年后，宣传队解散，那个树蔸仍躺在那里被虫钻蚁咬。一九七八年我调离江背分场。两年后有人告诉我，我走后，那个树蔸分场根本就无人过问，有勤快者，工前饭后，今天你劈几块，明天他削几片，树蔸就这样粉身碎骨葬身各家灶堂――这就是王欣说的分场需要！
再补充一段与本段故事主题无关却与王欣书记有关的话。一九八二年至八三年，我在南山中心小学毕业班当班主任并任教语文。王欣的一个小孩正巧在我班上。我发现那孩子很聪明，我也知道他是王欣的宝贝。如果我以与王欣书记同样的心态来回应他，情况会怎么样？如果当年他知道我也有出头之日，而且成了他孩子的老师，他还会在我的头上拉屎撒尿吗？
但是我没有与他一般见识。在我与他的孩子相处的日子里，我给了他最充分的慈父般的爱，用这种爱引导他一步步登上小学知识的殿堂；我给了他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最崇高的责任感，用这种责任感提升他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哺育他全方位的健康成长……。我在他身上花的精力，给他的特殊关照甚至比其他的小孩子还多，因为我早已治愈了他的父亲在我心里留下的创伤。我只想把一个客观条件较好的小孩培养成才。
我的心血与孩子的努力没有白费，在一次全县毕业班综合知识竞赛中他以较大优势获得农村组第一名！在小升初的全县统考中，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重点中学――县城二中少年班。当然，我的作用或许只是百分之一，就凭这个之一，我就可以在王欣面前拍着胸脯说：我对得起他，也对得起他的后人！
然而，尽管如此，不知是王欣信不过我还是他的心理障碍尚未消除，也可能是他另有依靠而拒绝我的帮助——在我看来，他的第二个孩子本该上大学而远离了大学，我心里至今仍感惋惜。
王欣的这个孩子比第一个还强。从小就是南山地区有名的神童。他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简单解释许多生活现象，心算许多同龄小孩不能解答的数学题目。但是，再聪明的孩子也需要好的家庭调养和学校教育，甚至还需要老师或家长的某些特殊呵护。因为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如果在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教育链条的某一环不能适应小孩子的个性和学习习惯，就有可能使孩子接收知识和消化知识的整个系统断层、脱节、乱序，甚至积极性受挫，智商被淹，造成学习的滑坡。此时就象牛车上坡，在牛不堪重负、深感吃力、举步紊乱的时候，如果有人及时的推它一把，或引它一阵，甚至恰到好处地挥上一鞭，就有可能帮它奋蹄一跃，冲上坡顶，然后就能轻松平稳地顺路而去……。否则就有可能人仰马翻，从此丧失奋发的勇气和信心。
这孩子五岁刚过就接受小学教育。他在父母身边，在本场熟悉的老师指导下，学习成绩优秀，小升初也以高分录取在上高二中少年班。
可离开父母后，来到一所陌生的学校，接受陌生老师的教育。也许是小孩子还嫌稚嫩，一时难以适应，致使初中三年学习平平，中考没上重点线，只录取在一所农村中学。
农村中学用的教材是乙种本，比县城中学的略浅。因此高考要出好成绩就有些困难。所以有许多子女只考取农村中学的家长就千方百计把子女往县城中学挤。
这一年我正好由南山中学调入县城一中，但尚未搬家。暑假我回南山时，在南山坳碰上王欣妻子，她老远就叫：“金校长，金校长……。”我回头见是她，就迎上去握手寒喧。她抓着我的手说：“哎呀，金校长，那年我的小孩在你班上，硬是拿箩筐去挑奖品。现在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