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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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标，在过程中总能学到些东西。我刚开始打球时，没人料想到我能打入NBA。我自己连想都没想过。但是，看看我现在。重要的不是对失败做好心理准备，而是不畏惧失败。
第三章 第一次的篮球
妈妈觉得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找个女朋友，出去约会，只要高兴，可以再换一任，一年换四任女朋友也无妨。总之能过上好日子。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的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少了，因为中国孩子更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其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很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伤痛；而他们还得出去另谋一份工作。当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呢？
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多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从未有过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助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从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我能想到的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7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12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见一个很有名的教练。那并不是她的主意，而是她的朋友跟她说她该这样做。我不知道自己去那里干什么，教练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对妈妈说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篮球手。他说我的屁股太大了，平衡也不好。当然他没有对我说，是对妈妈说的。那时候这位教练举了王治郅的例子，说他具备优秀篮球手的各项素质。王治郅的妈妈在国家队打球的时候，我妈妈还在青年队。教练告诉我妈妈，“王治郅会打得更好，他手大，腿长，能跑能跳。”
我在成长的时候对这些事一直都不知情。可是过了几年，我加入了东方青年队。那个教练不再提他当初的预言。又过了几年，我入选大鲨鱼一队，教练还是什么都没说。一年后，我去国家队试训，再后来，我去了NBA。这时那位教练开始到处说是他发现了我，说我小的时候，他每年都给我的学校捐钱。其实我听说他只有一年捐钱给学校，是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于是妈妈不高兴了，把她第一次领我去见教练时候说的话告诉了我。
妈妈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时并没有失望。如果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期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只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边上大学边惦记着作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觉得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找个女朋友，出去约会，只要高兴，可以再换一任，一年换四任女朋友也无妨。总之能过上好日子。
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社会地位是最高的。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能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
那时领导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打球。球打了只有两年，我的左膝就出现问题，被迫让右腿承受更多力量，这样六年后右腿也受了伤。29岁时我退役了，他们给我在上海港安排了一份工作，检查要停泊的船只。这样，我不用抡捶子了，而是盖盖批准章。我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为姚明的新人年来到美国。现在一年中一半时间在休斯顿，一半在上海，我最想念的就是我的工作。那可是一份有权力的工作，没有批准，船只不能靠岸，而你要是不想让它靠岸的话，总能够找到理由。
我得到那份工作很幸运。中国许多运动员退役后得从底层开始做起。他们通常没有任何技能，比其他早开始作一般工作的同龄人，落后太多了。任何体育项目都不会让你赚足够的钱，使你退役后无须工作。我们不希望姚明像那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想让他进体校。
我9岁的时候，第一次玩真的篮球，上了我所在区的少年体校。我4岁或5岁的时候，爸爸给过我一只玩具篮球，但我觉得不带劲，我更喜欢其他玩具。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带我去看过哈莱姆亲善篮球队（Harlem Globetrotters）。很好看，但我不是因为他们才想打篮球的。
在中国，9岁的孩子可以去区里的两种学校——普通小学或者少年体校。入选少体校不需要展示某项体育专长，只要你父母高或壮，或者测试说你会长得高大或强壮，少体校就会邀你加入。我父母都很高，而且打到很高水平，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少体校邀请的。刚开始父母不希望我去，不过最终还是让我去了，希望我在学校的体育系统打球，然后念大学，而不是加入职业联赛。听起来似乎矛盾，但如果你在少体校打过篮球的话，上大学的机会更大，高考时可以加分。我听说美国高中也是这样，如果学习成绩不好，搞体育对大学录取也没什么帮助。除非你是个特别好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就比好成绩管用得多。
所以父母让我上初级少体校——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对上大学有帮助。
区少体校为9到12岁孩子而办，与普通学校没有什么不同。市少体校招收全市这个年龄段、领导确信能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市少体校设施、教练、训练场地都更好。我本可以去的，但爸妈不想让我去。
第四章 篮球与人品
方凤娣：（姚明母亲）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
我12岁的时候，八一火箭队写信给我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想去哪儿打球。我本可以加入八一队的，但妈妈还是不想让我去。她仍希望我留在家，念上海的大学。八一火箭队招收球员方面的优势，是他们赢得最初的五次CBA锦标赛的重要原因。但现在形势不同了，至少是因为有了上海大鲨鱼队，八一火箭队不再独占这种优势。90年代中期，当甲级队伍日渐庞大时，上海队与其它地方队一样，只有本地球员。现在大鲨鱼声名在外，上海又是个现代化大城市，其球队很有吸引力。加入东方青年队的球员，如果最后不够好打不上职业篮球，队里会让他念一所好的高中或是大学。大鲨鱼有这样的本事，不是每个球队都办得到的。所以现在许多家庭都希望儿子去大鲨鱼。
对我父母而言，让我加入东方青年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时青年队的教练是爸妈的朋友，他竭力劝说他们让我打球，并保证说不会浪费我的时间。如果我不想入大鲨鱼或者认为不够好的话，他会帮忙把我弄进一所好大学。凡事我喜欢循序渐进，不愿跨跃式前进，所以我对没上大学这件事还是蛮失落的。其实我是北京一所大学的荣誉学生，尽管一天课都没上过。我还是希望进大学，也许我退役后去吧，去学国际商务关系，或者类似的专业。
当我被邀请加入东方青年队的时候，并没有考虑这些。达到这个水平已经是很高荣誉了，那也是进入国家队的唯一途径。我还不敢奢望去NBA打球，但一直梦想进入国家队。一个原因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名人是李宁，1984年奥运会体操比赛上，他赢得六枚奖牌——三金二银一铜。在我孩提时代，真正的荣誉是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比如说赢得奥运奖牌，或者成为伟大的军事领袖。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在与别国的体育竞技上还远远不够。中国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在国外取得成功，就是巨大成就。
爸妈帮助我成为一个好的球手，尽管那不是他们的初衷。我在青年队的时候，打球很软。我不去罚球圈，只想从外围投无阻挡篮，作后仰式跳投、拉杆投假动作。但那是不行的，我是中锋，如果我不走内线，其他人不能找到无阻挡点投篮。
我记得15岁时，有一次和父母一起看大鲨鱼打球。那时我还在青年队，而大鲨鱼也还是乙级队，那场的对手是北京鸭，中锋叫单涛，几年后巴特尔加入北京鸭后两人并称双塔。那是在圣安东尼奥的双塔大卫·罗宾逊和蒂姆·邓肯成名之前，休斯顿火箭双塔哈基姆·奥拉朱旺和拉尔夫·桑普森成名之后。看来我们需要些新的绰号给队中的双巨人。回到单涛，他比巴特尔略高，有一个3秒区内篮筐两侧靠近底线处的动作，用他的肘。他会转身举起球，伸出肘部，防守队员不得不退开，不然胸部或者脸就会被单涛的肘部击到。单涛因此赢得更多的空间来做跳跃钩射投篮，不被阻挡。
我妈拉着我的手说：“看到没有，知道自己‘软’吧？”
我说：“是，我看见了。”
“以后试着那样做。”她说。当妈妈说你“软”时，你自然会听。这以后我开始逼近罚球圈。
爸爸也教了我很重要一招，所以我不会长时间持球，也不喜欢别人在罚球圈里那样做。爸爸说拿球时如果没有机会投篮，传球后就要快速移动，因为防守者会盯着球看至少一会，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在那两秒种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移动到更有利的位置。这是一小点，但非常重要。我一直那样做，现在还那样。
方凤娣：（姚明母亲）姚明他们赢了2003年亚洲锦标赛冠军，获得2004年奥运会资格时，姚明被问到对锦标赛冠军的感受。他说，他帮助许多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队员实现了梦想。他还提到前任国家队教练王非，一年前王非因为中国队在亚运会输给了韩国而蒙羞。姚明说，王非教他的很多东西，他年少的时候不能领会，但来到NBA后发现这些很管用，他很感激王非在此前给他打开了一个世界。我听了很感动，我很骄傲姚明常想着他人，有团队精神，很敏感。他一直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从不忘记帮助过他的人。
有人认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造就了许多宠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我们叫他们“小皇帝”。我们不是说儿子不是我们的宝贝，但我们觉得要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正直的、受到良好教育、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非常重要。姚明今天的样子是许多因素的综合——他的个性，我和他父亲的成长道路和经历。我们家非常平等。我们像别的父母一样深爱自己的孩子，但很难说我们做了些什么，因为姚明一直就是一个那样可爱的孩子。他的个性，从小到大，从没有做什么事情而让我们狠狠地责骂他。
事实上，有人认为姚明太乖了。举个例子，幼儿园的家长会上，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姚明太理想主义，太乖了。她说，“你得教他生存的本事。”因为他的个子，姚明一直有某种大哥哥心态。班级出游乘巴士，他会让座。在学校擦窗户，他会主动要求去做。也许因为他一直比别人高大，他相信他应该多做些事。他乐于助人，似乎因为高，就有这样的义务。
老师担心别人占他便宜。我对老师说，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其他方式带大姚明，我们自己就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
青年队的家长会上，领导们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儿子不要养成什么坏习惯。我知道职业队的球员喝酒、抽烟、赌博、泡妞。姚明离开家的时候只有13岁，他没有任何坏习惯，非常值得称赞。
我真的没机会宠坏姚明——我理解的宠坏是指忽视严重的品格缺陷。姚明从没有那些问题，他不泡酒吧，不会利用自己的高大得到什么或者欺负别人。
妈妈说我小时候多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或者她不愿意说。我10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游戏机房，很快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但没有钱。所以我偷了妈妈的钱，她两年里都没发现。一开始我只拿1块钱，1块钱可以打3次。然后我拿1块5，再是2块，慢慢地越拿越多，最后一次拿了100块。这下妈妈发现了，那以后爸妈开始每月给我零花钱。我猜想是他们认为我打游戏不算什么过错。总的来说，我的父母没有中国大部分父母那么严厉。
中国父母都命令孩子放学后学这学那——音乐、绘画、跳舞。孩子们没有选择的自由，父母说了算。我妈从不强迫我做此类的事，她让我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她只要求我不要做坏事，或者用错误的方式做事。但对于学校日常的功课，他们态度就不同了。我不做功课的话，爸爸会打我。妈妈也逼我在家里阅读和学习学校未教的东西。要照她的话做其实也不难，因为我对历史和地理本来就有兴趣。我渴望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很久以前发生的事。
即使我去了体校打球，父母从不对我说：“你一定要拿第一”，“你一定要得冠军”或者“你一定要做到最好”。有些孩子对父母说：“我得了好分数。我考试考了95分。”而父母则问：“为什么没有得100分呢？”或者“你们班第一名是谁？”如果孩子说谁谁谁分数更高，父母就说：“你一定要打败他们。”
我父母从不这么说。只有一次，我考了不及格，他们才说了我。然后我还挨了一顿打。
所以我到现在和父母住在一起都不为难。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很放松，不必担心他们说我做错了这事那事，应该这样或那样打球。当我回家关上门时，我知道自己是安全的，我会得到安宁。
在中国，父母说，“你要这样做。”在美国，似乎父母给孩子许多选择，让他们自己作决定。我们来美国前我父母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并不存心学美国父母，他们本身就是那样的。从我的切身经历，我可以说我父母选择的教育方式是最好的。
我住的第一个家是上海一套很小的公寓，跟爸爸妈妈及外祖父同住。外祖父99年过世了，是我第一次打奥运的前一年。爷爷奶奶住得不远，每个周日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他们。我和他们聊天，看电视。大多数时间我看他们和邻居打麻将。
7岁时我生了一场病，我的肾有问题得吃药。但他们给错了药，我病得更厉害了。药物产生副作用，我的左耳聋了。开始我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电话响。爸爸拿起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他把话筒给我，让我跟她说话。那时我总是把听筒放在左耳的，我问爸爸为什么妈妈不说话。
就这样我发现自己左耳听不见了，之前没发现什么异常。到今天，我也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只是我和别人坐下谈话时，我让他们坐在我的右侧。打比赛时，教练或队友说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转过头听他们说话。也许我真正学会的第一个英语单词是“Eh？”这个词在任何语言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第五章 鞋
“姚明穿一双18号的鞋，是从女子国家队中锋郑海霞那里弄来的。于是当天我就着手解决鞋的问题，我不能等到第二天去办公室让耐克中国区总经理追问我：把那双阿迪达斯从姚明脚上永远地脱掉，要花多长时间？”
第一次有人跟我谈起去美国的事是在1996年，我16岁的时候，不过是说去读大学，而不是打NBA。那时我在东方青年队为期1年的训练营中。我13岁半正式进入青年队，但青年队比赛很少，每年都像是在一个漫长的训练营里。我想尽快打入东方大鲨鱼队，这样就可以得到一双很好的篮球鞋。我没有自己尺寸的鞋穿，那时也没有签约的鞋商，所以章明基从美国给我寄鞋来。
章明基在上海的家离我家只有十五分钟的路，但我两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就搬去了美国威斯康星州，我们没见过面。他当时在美国上学。有个我俩都认识的人，请他帮我在美国找适合我穿的鞋，带回中国来。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你想来美国打球吗？也许可以在大学打。”我真的不想去，我只想在CBA打球，入国家队——那是我当时的梦想，另外跟王治郅作队友。但我妈妈的一个朋友认为去美国对我更好，因为那时上海队还是乙级队，篮球水平并不高，“好吧，去见见他吧。”我妈说，“没关系，跟他随便聊聊好了。”
我们就去了章明基家，他妈妈在威斯康星大学工作，章明基就在那读书。那天我第一次上网，章明基让我看威斯康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