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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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他也收到了这样一份“玩意儿”。“是吗？那您刚才怎么没跟袁厅长说呢？”邵长水问。“你噜苏啥。快看。”赵五六不想跟邵长水多解释。邵长水赶紧拿起那材料来看。它的大意跟那个光盘差不多，只不过，它是文字的。而文字虽然在形象直观上差点劲，但表意却要更为清晰明确直接。但它们总的意思，都是在说，劳爷在陶里根，并非似某些人声称的，是在搞什么“秘密调查”，而是拿着高薪，在“疯狂地享受生活”。
当然，他在那儿，在高薪的刺激下，也“疯狂”地工作着，疯狂地为拥有数亿资产的远东盛唐国际科贸集团公司的那个老总饶上都“卖命”，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为他建起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人事保卫工作制度和体系，调整了该系统数十人的工作岗位，却没让一个人下岗。他迅速取得了饶上都的绝对信任，但又绝对明智地拒绝了饶上都要把他提拔到副老总位置上的动议。他对饶上都说，一，我来集团公司的时间还短，我对公司的贡献和我操作公司的经验，都还不足以让我担当此要职。第二，我投身盛唐，只是要体会在另一种环境、另一种方式下活着的滋味，我想试着在这种环境这种方式下释放我在过去那种环境那种方式下释放不了的个人能量，同时，也想享受在过去那种环境和方式下，所不可能、也不敢去享受的种种生活乐趣。所以我不想让什么“副老总”似的“紧箍咒”束缚了自己。我刚从一种“紧箍咒”中脱出，不想再接受另一种“紧箍咒”。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三十岁，或者四十岁，那我哭着喊着也会把这“副老总”的权杖拿下。
我拼出十年二十年去“牺牲”，还能剩个十年八年的时间去享受。但我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本钱再让自己去做什么“牺牲”和“奉献”了。几十年来，我已经做了太多的“牺牲”，太多的“奉献”，却只得到太少的“享受”和“快乐”。在余剩的那点人生时光里，我要把“享受”提升到适当重要的位置上去计量；把“获得快乐”列为我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至于“副老总”，那就算了吧。于是他在“疯狂”工作之余，“疯狂”地享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中，你几乎可以在陶里根最豪华最时髦最昂贵最夸张的休闲娱乐场所里，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在每一个最豪华最热闹最深夜最没有节制最奇出怪样的私人派对里，也总能听到他圆润醇厚的男中音在那里欢快地不知疲倦地荡漾着。他不仅自己“疯狂”地享受，而且也充分施加他对集团公司上层所能施加的一切影响，去改善员工的业余生活，让他们也得到相应的“享受”。所以，在不长的时间段里，无论在陶里根，还是仅仅在盛唐公司内部，他都建立了极好的口碑和人缘关系，获得“疯老头”和“好老头”的双料美称。在陶里根，在盛唐公司，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结识他，并以能够结识他，跟他有所交往而引以为胜事幸事。“你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在陶里根，谁会去杀这样一个快乐的疯老头好老头呢？”
“一份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一个形象生动的录像光盘，几乎同时送到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办公桌上。人家也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行动着哩。而且，工作还真是做得够周全够到家，也够及时的了。应该派他们来当这个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等邵长水看完这份材料后，赵五六感慨道。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工作？”邵长水心里这时却只想着怎么落实刚才厅长的指示。
“你说呢？”赵五六反问道。
“我能说个啥？当然听领导的。”邵长水诚恳地答道。
“长水啊长水，你这人啥都好，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紧。处处设防，滴水不漏。这样不行啊……”赵五六长叹一声说道。
“我……我又咋的了……”邵长水微微红起脸，问道。
“你……”赵五六只说了个“你”字，就再没往下说。赵五六自己是一个绝对忠实于上级的“下属”，他也希望自己的下属对自己能“言听计从”；但他并不希望下属对自己一味盲从。这也不是因为他头脑里真的有多少“民主观念”，而是由于工作性质和经历决定的。刑事侦查这营生，可以说，不管是谁，一开始接手一个案子，都是两眼一抹黑。绝对不会因为谁警衔上的豆豆比谁多，谁的行政职务比谁高，谁就一定比谁有多少先见之明。任何一个案子的侦破都需要集体努力。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疏忽大意，懈怠麻痹，都有可能使几十、甚至几百个同志在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几年中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大案要案看起来都破得十分“偶然”。岂不知这“偶然之间”，正是这个集体的许多“不起眼的人”，在许多“不起眼的时刻”，做了许多“不起眼的努力”，才会产生这“偶然的决定性的一瞬间”。所以，他总是要求在他手下工作的每一个侦查员、每一个科、队长都把自己当成总队的主要领导，都能积极主动地负起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他允许、也提倡他们大声地当面说出各自的想法，甚至跟他争吵。他最烦的就是手下的人对他说：“您说呗，您是领导。您说啥我就干啥呗。”这种时候，他往往会给一句这样的回答：“我让你去吃屎，你吃吗？”
今天他没这么“刺儿”邵长水。他得给邵长水稍稍留点面子。
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和厅领导的相关指示，赵五六从总队和市局刑侦支队抽调了五位同志，让他们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准时赶到他办公室，正式成立劳东林车祸案的“复核小组”。与此同时，他又从省警校刑侦系和下边市县刑侦大队抽调了三位同志，让他们在同一时间赶到省城龙湾路八十八号报到。抽调这三位同志来“帮工”的公开理由是“抢救性地协助省公安系统退休老同志整写回忆录和业务工作经验总结”。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让他们来给邵长水当助手，根据袁厅长口述的十六字方针：“调整部署、加强力量、缜密侦破、加快进度”来专攻“劳东林致死”案。
为什么要成立两个组？为什么一个放在明处，另一个却要加上那么些“伪装”，放在暗处进行？原因很简单。赵五六这回是汲取了上一回专案组最后不得不被迫撤消的教训，是要拿明的那个，来保护（掩护）暗的这个。换一句话也可以这么说，是拿明的那个来吸引所有仇视者阴谋者捣乱者破坏者的视线和火力，以便能让暗的那个能相对从容地去完成“安放炸药”的任务，最后能“炸开”那道遮挡在事实真相面前的“顽固屏障”。
龙湾路八十八号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曾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所谓的“点儿”，从大面上来说，你可以理解为“工作场所”，或“接待处”。至于安全部门的人在这“点儿”上到底干些什么，那就不是你我应该去细问的。据说，龙湾路的这个“点儿”，曾经是用来关押和审讯被捕获的“敌特间谍”的。它当时的作用跟公安系统的“看守所”差不多。当然，它跟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看守所”就太不一样了。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看守所迹近于“监狱”，但龙湾路八十八号却完全就是个花园别墅，一个有点老式，有点过时了的花园别墅。只是有一道比较高的围墙，但又没有设置高压电网。有一度，院子附近的路口上曾醒目地矗立着这样一块告示牌：“军事驻地五百米内不准停车”。但很快，这样的告示牌也被撤消了。它因此变得越发的悄没声息。院子不大，老树却不少。院子里始终静悄悄的。紧闭着的黑铁门，很少见到它开启。即便有车出入，往往也要等到后半夜时分。这使它在周边居民心中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后来由于种种外头人不可能知道的原因，“点儿”从这儿撤走了，它空关了好长一段时间。“但见风暗泣，不闻人叹息”。什么时候又交由省公安系统接管的，那外人就更不清楚了。甚至有人说，这里曾长期“软禁”过“四人帮”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干将。也有人说这里曾集中了一批我国最优秀的导弹专家。让老美和台独分子“胆战心惊”的东风三号导弹就是在这院里设计论证的等等等等。这些，你就只能听一耳朵而已，不能完全当真了。
通知邵长水去龙湾路八十八号报到的同时，还通知他把家搬了。
“搬家？有那必要吗？”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但脸面上还是微笑着问道。
“多问啥嘛。照着办吧。”赵总队挥挥手，说道。
什么叫有必要？什么叫没必要？劳东林就是突然间被人“撞”死的。下一回他们会撞谁？谁能预测得到？这叫“防患于未然”。现在是不让说“阶级斗争”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汹涌的大潮之下，在初级阶段这一切都还不那么规范的特定条件下，“钱”和“利”的斗争，会不会有日趋激烈的趋势？让我们屏住呼吸，走着瞧。十分钟后，慧芬略有些慌张地打电话来问邵长水：“厅里开来两辆大卡车，还来了一帮子人，呼呼啦啦地说是要给我们家挪挪地儿。这是咋回子事嘛，整得鸡飞狗跳猫上墙的！”邵长水答道：“听着，我也是才知道这档子事。别哆嗦。也别咋呼。马上按厅里的安排去做。豆豆到家了吗？好，我马上安排人去接豆豆。你管好蛋蛋就行了。”豆豆蛋蛋是他女儿儿子的小名儿。
十二 共和国骄子
夜幕刚刚降临，大屯区李家堡街道办事处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就跟开了锅似的喧腾起来。甩卖各种日用杂货的地摊儿像夏天雨后林子里那些疯长的蘑菇，霎时间便占满了小街两边所有的空地。摊主们各自点着一盏电石灯，照亮各自面前那一小片地面。这种富有原始魅力的火苗，在由人流造成的空气波动中，幽明地闪烁着晃动着，成了这“圪瘩”一大景观。
大屯区是省城著名的重工业区。省内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几家重型机械厂、轴承厂和汽轮机厂又全集中在李家堡。全省最高的烟囱、最宏伟的厂房、吨位最大的锻压机、体积最庞大的龙门刨和龙门吊、单炉容积最大的电炉、全国名气最响年龄最大的劳动模范群体……也全都出在这儿。街区里，不时有古老的蒸汽车头拉着炽热的钢锭、生铁块、焦炭和各种型号的线材、板材，在浓烟的伴随下，啸叫着穿梭往来；再加上老有三十多吨的大卡车拉着矿石和各种辅料从你身旁震颤而过。在这儿，你根本无法分清，哪个是街区，哪个是厂区。或者应该这么说：街区就在厂区里，厂区包容了整个街区。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从下面这一句话，你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多年来，人说，只要俺李家堡“一着凉”，全省当年的生产计划肯定就要“感冒发烧”，以至全国某些方面的经济指标因此也会“哆嗦几下”。为此，每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中，肯定都会有“李家堡人”。在那个年代里，从上到下，似乎都习惯了这样一种看法：没有“李家堡人”的参与，什么样的大会，都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他们忽视了这里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李家堡的辉煌是仗着“国家订货”和“国家包销”支撑着的。一旦“国家”撤出，“市场”进入，“国家”不再为你“包产包销”，几十年来隐在这些“天之骄子”深处的体制性弊病，便突显无遗。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它们必须瘦身，必须改制，必须低下自己“曾经高傲的头颅”，一切从零（更多的还得从负数）开始……船大难调头啊。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开始下岗，数以千计的干部得重新寻找生计。要知道这儿有许多家庭，三代人都在一个厂子里谋生。全家老小几十张嘴都指着一口大锅给淘换吃喝。一旦这个厂子这口大锅陷入“转制转产”或停产熄火的阵痛中，对这一类家庭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和“颠覆性”的。煌煌“李家堡”一时间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的“黯淡”和“冷清”了……
邵长水每一回走进这条李家堡小街，每一回看到那些夜色中蹲在自己的地摊前“卑怯”地吆喝着那点小生意的“工人弟兄”，他心里都会止不住地涌起一股股酸热。他知道这些人，几年前，头上很可能都还闪耀着“七级老师傅”、“科长”、“段长”、“车间技术员”或“工会小组长”、“先进生产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的光环，为了不至于发生“所有人和大船一起沉没”的险象，他们无奈地悲壮地被要求先期跳离大船，让自己沉浮在“海”中自行谋生。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因此有可能游到某个小岛上，抓住一片阳光和绿阴，重建自己的“多彩人生”；有的呢，兴许就可能遭受没顶之灾了……
邵长水今天是根据劳爷在“密件”里所提供的那份名单，来寻找一个叫寿泰求的人的。赵五六给他的任务是找到这份名单上所有的人，搞清他们和劳爷的关系，并进一步闹明白劳爷到底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的“背景情况”，以及他这几个月在陶里根到底“忙活了些啥”？赵五六虽然在厅长跟前替劳东林说了不少好话，但对于他脱光了身子躺在一个陌生女子面前的场景，也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贴切的解释，并希望从中找到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邵长水和他那个三人小组围绕着这份名单，为完成这任务，已经忙碌了十来天了。
在复核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研究确定下一步的侦破方向时，邵长水和赵总队曾发生过矛盾。邵长水当然不会去跟赵总队吵架干仗，但他还是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想法。他分析道，从破译的“劳爷密件”看，重点有这样三个：一，劳爷强调如果自己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这预测到底准确不准确？如果准确，凶手又是谁？这是明摆着一定得闹明白的。二，劳爷说“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此说，依据何在？他是否已经拿到了什么证据？如果拿到了证据，那么，这些证据现在又在何处？如果他没有拿到证据，他又是依据了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一点，按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关于这，袁厅长有明确指示，不让去趟这“雷区”，那么，复核小组的侦查重点就得越过它。第三，劳东林在陶里根待了这几个月后，内心发生了一些让人不好理解的变化。甚至让他对“受贿”的顾立源和行贿的饶上都，对暗中跟踪监视、以至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人都产生了种可以理解，并想跟他们沟通的感觉。这让人感到太奇怪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刑警和干警身上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犯罪分子的确不像我们某些文艺作品和中小学政治课中描述的那么“面目可憎”、“举止粗俗”。有的甚至“风度翩翩”、“面容姣好”。有的还可以说出自某一些“正当理由”才走上犯罪的不归路的……为此，是有可能引发某种“同情”和“怜悯”的。但这样的事，发生在劳东林身上，就不可理解了。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外科大夫，绝对不可能再对从活人身体中流出的每一滴血、割下的每一块肉，再大惊小怪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在这几个月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他后期在陶里根的行为了没有？如果影响到了，他为什么还认为那些人要谋害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当然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到这一点上，那就是给车祸案准确定性：到底是不是“谋杀”，如果是，真凶又是谁……
他认为，在这三条里，重点不用多说也应该是第一、第二条。复核组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抓捕那个事发后从驾驶室“神秘失踪”的人，组织力量去重点突破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不妨也可以把邵家失窃列为重点。这几件事情，突破了哪一个，都有可能“扽住葫芦拽出瓢”，准确为劳爷之死定性，让犯罪分子归案。但从赵总队的安排来看，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第三条上，也就是首先去闹清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他内心变化的状况。
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这几个月内心变化的情况，固然和案子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这儿着手去破案，就像从北京去天津，却不走京津塘高速，偏要先坐火车到大连，拐回头来再坐船横跨渤海湾，直逼天津港似的，整个绕了一个大弯。有必要费那个劲吗？
这么干，的确有点绕。赵五六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安排：另外安排了一部分工作力量直接去侦破“车祸案”和“银行保险柜被炸案”，侦破邵长水家失窃案，而让邵长水去调查“背景”和“内心变化”。作为劳东林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他的确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一，东林当时到底为什么死活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二，他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到底遭遇了些啥？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于赵五六来说，闹明白这两点，跟闹明白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谋杀，真凶到底是谁，是一样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有人说，劳东林就是为了钱才死活闹着要辞职脱警服去陶里根的；有人还说，劳东林这些年熬不住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浮躁，在种种浪潮的冲击下，心态上早就有了大的变化了，到陶里根后，只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齐备，越加变本加厉，变得有一点拿捏不住自个儿了而已。他就像一个每天下午都要经受低烧潮热折磨，晚上又在淋漓盗汗中辗转惊诧的病人那样，在兴奋和喘息中昂起，却又日渐地虚弱，忐忑，最终在歇斯底里中消亡……为此，有人甚至说，他的死，很可能就是失望和绝望后的“自杀”。啥“谋杀”，啥“车祸”，全都是这个老家伙跟大伙开的最后一个“玩笑”而已。
真是这样吗？
赵五六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和东林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