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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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向劳爷透露这个“背景”，只是点着一支烟，把他那宽厚高大的上半身往那椅背上一靠，一边撸着自己那个板儿寸头，一边嘬着牙花子，说道：“拉倒吧，您就别死抠我那张底牌了。这么跟您说，其实我跟您一样，对我自己今天居然会来找您谈这么档子事，也感到无比诧异和惊骇，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过了今天就不想过明天的蠢劲儿了。但我还是来了。为啥？一句话：我不得不来。我不能不来。我说到这份儿上，聪明人就应该明白了我没跟您交代的、我不能跟您交代的、您又特别想知道的那张底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起，我不是聪明人……”
“老哥，就别跟我谦虚了。”余达成忙做了个手势，让劳爷别急着打断他的话头，“这会儿，我虽然没法跟您亮出那应该向您亮的底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这件事不管干好干坏，到最后肯定有人替你担着这份责任。绝对不会把事情都推到你个人头上去的。但有两条，我也要事先跟你说明白，一，我不会跟你立任何书面字据，来保证这一点。二，在整个过程中，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否则……”
“否则又咋样？”
“否则……否则，你、我，就都不是好同志喽。”余大头半真半假地笑道，把一个特别严重的追问，淡淡地打发了。
“那……对我来说，不还是没任何保障吗？”劳爷迟疑了。
“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自己考虑吧。我肯定不能给你任何书面的东西。不是我姓余的不是东西，而是……”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而是……而是……我只能这么做。”大头掐灭手中的烟蒂，定定地看着劳爷，话说得非常坚决。在劳爷眼里，这就是能办大事的人：当事情牵涉到一些更高层次的利害关系时，他们绝对能割舍当下，着眼未来，出快刀，使猛拳，断自身和他人的一切后路。劳东林一生都在佩服这样的人，也渴望自己有可能这样去办一两件大事。他老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人生境界总还差那么一口气、一步路，总滞留在憾恨之乡，而没能跨越过去……
“……”劳爷暗自感佩着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马上对余大头的这番话做出回应。余达成也不再说话，等待了一会儿，见劳爷仍不表示态度，慢慢地又去点着一支烟，从容地说道：“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强调道：“今天我这个谈话，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强迫命令，干还是不干，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好事不找我。找我，就是这种倒霉事儿……”这时，劳爷小声地嘟哝了一句。余大头立刻笑道：“那你推荐一个，全公安厅上下，还有谁比你更合适的？”“干吗光公安厅啊，全省那么些人哩。”劳爷“冤屈”地又嘟哝了一句。“全省？行。你挑。谁？我们还就想找一个比您强的人哩。在哪儿呢？”余大头做出一副十分宽容的样子，大度地笑道，趁势使了一下“激将法”。而且在这里还特地用了个“我们”，暗示他此举绝非“个人行为”。
劳爷当然敏感到，余大头背后是“另有高人”的。他同时意识到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那个老书记。他做这样的猜测，有两个理由：一，如果是别的高层领导，为什么一定要调动这个余达成出面来做工作？这种事，政治上非常敏感，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犯忌”，绝对出不得半点差错；因此是只能找自己的“心腹者”去做的。二，劳爷早就听说，最早发现和提拔顾立源的，就是这个老书记。当时的陶里根还只是一个小破县，由于地处中苏边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边界上摩擦不断，战事频仍，县城里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说它是个县城，细论其规模和面貌，还真赶不上内地的一个乡镇。一两条破旧的大街，几家冷冷清清的商店和不那么景气的饭馆。
江边上几十艘同样破旧的渔船对峙着江对岸那高耸的钢架了望塔和来回穿梭的巡逻炮艇。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那会儿的顾立源也还只是县政府办公室三个副主任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任。一个毕业后“很不幸”地被分回家乡来谋生的大学生。当地县工商联机关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儿子。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那些事情，可以说，顾代省长的前程并不会比他的父亲好到哪儿去。很可能就会像他无数的前辈一样，窝在这样一个小破县城里终其一生。后来他幸运地遭遇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大事，是跟全中国十来亿人一起遭遇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件事似乎是“小事”，但对他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春风吹绿边疆大地”，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这里视察——在此以前，除了军方三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为部署自卫反击战役到陶里根县城里来住过一阵，此地还没有来过更大的领导人。那位中央主要领导，在众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在江边走了一圈，指着依然冷清和破旧的陶里根，非常感慨地对陪同视察的省市领导说，南边我们能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深圳，北边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小县城变成另一个深圳？你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步子能不能再迈得大一点？当时主陪的就是那个老书记。他那会儿还在位。他忙答道，当然可以，就是希望中央能给我们一点政策。“政策，只要有利于改革开放，当然可以考虑的嘛。你们要什么政策？啊？”这位以爽快、豪放和激情洋溢著称的中央主要领导回过头来问老书记。老书记虽然还是比较了解这位中央领导的，但那天还是没想到会如此泼辣爽快，当即就要跟他探讨，中央给些什么政策，就能加快陶里根的变革。一个统率全国大局的中央主要领导，这一刻在关心陶里根的前途，愿意给这么一个小破县一点政策，以利于它的发展，这可是千载万载都难逢的机会啊。
当然，他也可以说一些官话套话来搪塞，但官话套话是只能应付场面，却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这时候如果只说些官话套话，恐怕不仅起不到实际作用，还会引起这位中央主要领导的极大反感，让他感到当地官员平庸无能。但到底要一个什么政策呢？不仅是老书记，就是陪同视察的所有的同志，事先都没做准备啊。事先没人说中央领导在视察时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再说，作为高纬度地区一个工业大省的一把手，老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里的同志正为全省那么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忧虑着，操心着。这些大企业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骄子，为共和国的起步壮大造血输氧提气。但现在，它们几乎无一不面临困境，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境逼得这些“封疆大吏”，食不甘味，夜不成寐。
所以，他们一时间确实还顾不上陶里根这样的“小县城”，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思考适合这个边境小县的发展思路和特殊政策。为此，面对中央主要领导的“询问”、“追索”，老书记语塞。在场所有的大小官员也都不知所措，只知屏息静气地等待。现场气氛陡然有些紧张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一直在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人，赶紧拿起一把太阳伞往前凑到中央领导跟前，一边说：“总书记，太阳光太毒了，用伞给您挡着点吧。”一边却借此机会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中央领导的视线，同时把一张小纸条悄悄塞到了老书记手里。老书记打开纸条很快扫了一眼，只见小纸条上写着三个字：“边贸权”。啊。这一点提醒得好啊。建国几十年，外贸和边贸权都是严格控制在中央手里的。外贸权和边贸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保持和保证国家高度集中统一所必须严格掌握的权力。二权高度控制在中央手里，多年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去怀疑和挑战这个权力和政策。但是，陶里根地处边境，如果在边贸问题上给它以一定的自由度，这不就等于给它的前行增添了一副鹰的翅膀和豹子的腿脚了吗？啊，这小伙子有头脑，有魄力。老书记几乎是怀着感激和无比赏识的心情快速地去打量了一眼这个给他递纸条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顾立源……
……陶里根就是这样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两个多月后，一艘满载着陶里根特产水果的铁壳船，从对岸虽然地广土肥人烟稀少、但水果仍然紧缺的兄弟邻邦处换来了满满一船我们这边紧缺的化肥。哈哈，一船水果居然换来一船化肥！赚啦！！消息传开，不异于平地一声“春雷”，成千上万个商人、菜农、果农、摊主和曾经不是商人不是菜农不是果农更不是摊主的中国人学成了商人菜农果农摊主，纷纷涌向陶里根，涌向对岸……陶里根迅速扩大、膨胀。数以十计、百计的建筑工程队开进这个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数十、数百年的老街老房消失了。市区以每年一平方公里、两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四周蔓延。“陶里根神话”和“深圳速度”一样，在那些年里深深陶醉了、也滋润着千千万万颗盼望变革、期待淘金的中国心……
在陶里根撤县建市时，省委常委讨论陶里根市市长人选，发生了一些争论。老书记拍着桌子说：“争啥争？争啥争？这市长就是那个小顾了。”从那以后，老书记一直特别关注顾立源。也可以这么说，顾立源以超寻常的速度，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从一个县机关的副科长变成了代省长，除了他个人的努力以外，跟这位老书记对他的特别“关注”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你可以设想，老书记一旦听说了这位已然进入省委领导班子的“后起之秀”涉及了什么重大案子，他能不焦心？能不采取特别措施去把事情先整个明白？然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回影响，弥补损失。要知道，虽然他已经完全退下来了，但他一旦真的要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的声音和要求还是可以“直达天听”的。而在顾立源的问题上，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这个省的六七千万老百姓负责，也要在政治上，对自己这问心无愧的一生负责……他必须知道，这个“小顾”，十多年来到底出了问题没有？但在闹清问题的实质前，他不便公开去做些什么，也不便去说些什么。但大树临风，不动也威嘛。
于是，他很有可能，委托自己过去的秘书暗中来操办一下这件事。
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干不干？
劳爷问自己。最后他下了决心。
说到底，他仍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点‘不安分’，害苦了他一生，也害他最后死在人家的车轮底下……”泉英说到最后，止不住地又哽咽起来。
……据赵五六和劳爷的妻子共同回忆，劳爷当时去陶里根，一开始并没辞职。余大头也没提出非要他辞了职来干这件事。这两位都人精儿似的，不会那么“傻”，一步就把他人和自己搁到死角里。劳爷最早上赵总队那儿去请假时是这么说的：陶里根有一家挺大的民营公司想在他退休后聘他做公司的保安经理，开出的年薪还算看得过去。他想先去探探虚实。赵总队说，别介，你现在就为退休以后的日子铺路搭桥，是不是也太超前了点？你劳大神探还担心退休后没人搭理？还非得上陶里根那大老远的地方刨食儿？他说，远不远的，反正多个机会多条路呗。深知他脾气的赵总队拗不过他，还真准了他的假，为了替他节省开支，还顺便让他捎了一点“公事”去办，以便他回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那点路费和住宿费。那一回，他在陶里根只待了四五天。没想到一回来就正式向总队提出辞职申请。
“为什么那回回来后就提出了辞职申请？”邵长水问。
“是啊，当时我特别纳闷。”赵五六答道。
“在陶里根的那四五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促使他下那么大的决心？”邵长水问。
“不清楚……”赵五六叹道。
“那……我再找人了解了解？”邵长水主动提议道。
“你不觉得这事没啥意思了？”赵五六打趣道。
“嗯……不管咋的，事情总不能办个半半拉就撂下吧？”邵长水支吾道。
听泉英嫂子讲述，包括跟寿泰求接触了那么两回，这一切在邵长水心中都激起了不小的浪花，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刑警”这个职业，重新定位一个成熟的当代男人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从劳爷身上他也开始感受到一种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把它当真的生活冲动。一种“人”的含义和活法。虽然这时，他还说不清自己突然间所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有两点他是能说得清楚的：一，今天感受到的东西，是过去封闭在山沟沟里时感受不到的，应该把它看做是进城后的一次重大收获；二，目前虽然还说不清楚它，但它的确激动了自己。他确信，能激动自己的一定是个好东西。既然是个好东西，自己就有责任、有义务把它闹清楚整明白了。
他决定趁热打铁，找寿泰求和余达成再深入地谈一谈，却没料想分别都碰了壁。打电话约寿泰求，寿泰求怎么也不肯出来见邵长水了。
“那天，我们还没谈完哩。”邵长水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谈完了……谈完了……”寿泰求在电话那头这样应付道。
“您说劳爷在陶里根生活的那几个月里，一度非常痛苦，但我们今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他为自己要去陶里根工作曾经非常兴奋过……”
“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一面之词而已。到底是痛苦，还是兴奋，还是既痛苦过，也兴奋过，还是先兴奋后痛苦，还是先痛苦后兴奋……当然以你们的调查结论为准。”
“寿总，据我们了解，劳爷去陶里根后，曾多次回省城来找您密谈……”
“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那怎么能说是密谈呢？绝对不能说是密谈。一起随便吃顿便饭，喝喝咖啡，随意聊聊罢了。劳爷是个非常好交朋友、也非常善交朋友的人。我只是他众多朋友中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
“你们曾多次在一起聊过。”
“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寿总……”
“很对不起。最近我真的非常忙。非常非常忙。非常非常非常忙……”
余达成比寿泰求要圆滑一些，没有拒绝见面，但见面后，他的态度却显见得“更加恶劣”。他对邵长水说：“是的。我曾经找过劳东林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更多的情况，现在就不必再去说了。”“劳爷被撞死了……”邵长水提醒道。余达成坐在他那高背黑皮软垫总裁椅里，沉默了一会儿，再一次斩钉截铁地重复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请您跟我们谈谈，当时您找劳东林的具体目的和背景情况。”邵长水耐心地请求道。“我再说一遍，我的确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对不起。”余达成除了强调了“的确”二字外，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又把他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随邵长水一起去的一位男同志被余大头这个“傲慢”和“冷漠”激怒了，一下站了起来，蹙起眉头，大声说道：“余达成同志，据我们了解，劳东林同志是应您的指示辞职去了陶里根，才引发了后续一连串事情，最后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您不觉得有这个责任协助我们尽快搞清真相，揪出元凶，而不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只想怎么撇清自己？”这个年轻的工作同志是省城郊区公安分局刑侦中队的一个中队长，平时大会小会都不爱说话。邵长水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居然能如此不畏“强横”，慷慨仗义。要知道，此时的余达成已是中央直属某大企业的总裁了，正经一个副省部级干部。当时邵长水本能的反应是要去拉这个年轻人一把，制止他当场发作，以免把局面搞僵了，以后再不好打交道。但最后他没去拉。没拉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年轻人起身太猛，他没来得及拉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潜意识起了作用：在潜意识中，他也觉得这个姓余的家伙如此过河拆桥，不仗义，确实有点“欠啐”，也就由着这个年轻人跟他去发作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邵长水等人立即向赵总队详细汇报了情况，没想到赵五六一改往常在听汇报时那种热情专注的态度，变得沉闷而消极，等邵长水等人说完后，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也不做任何分析和指示，只是低头默默地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其他同志都打发了，感慨似的拍了拍邵长水的肩背，站起来，一边向门外走去，一边回过头来对邵长水说道：“走啊。我请你吃夜宵去。”
十四 和顺面馆
和顺路六十六号是一家兼做苏式点心的淮扬面馆。五开间门面，一楼一底，青砖粉墙大红柱，规整气派。这里原先是省内百年老字号恒通面粉厂大老板傅有恒三姨太的私宅。这个恒通面粉和它的老板傅有恒，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省城很有些名气。一九四九年这位傅老板带着几位姨太太和姨太太生的孩子，带着全部的金银细软美钞股票，甩下大老婆和那些不动产，也甩下“饥寒交迫”的员工，跑香港去了。这些不动产后来自然也就充了公，包括这所大宅子，一律归房管所分配，做了民居。前些年，傅老板仙逝，他在海外的一个直系亲属，好像还是亲侄儿辈之类的人，回省里来做巨额投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要收回这座“大宅”。
那时候，对这一类事情的处理，中央还没有出台具体政策，更无法可依，谁也不敢做主，便逐级上报，捅到了省委统战部，又由省委统战部报省委常委集体画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归还傅家”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在社会上还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议论和“骚动”，说法无非是“胡汉三的还乡团又回来了”，“现如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等等。但事实证明，当时那个省委集体画下的这个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英明”的。它的英明，不仅在于给省里争取到了一笔巨额美元投资，而且对适时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