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纬度战栗-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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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他是在克制着自己的一份情感。他是不得不如此的——这是她当时那一刹那问得出的惟一结论……
是的，他有他的难处。的确不能要求他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在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和程度上“恣所欲为”——这是她在走出省政府大楼时，再一次回过头来寻找顾立源办公室的窗口时产生的又一个想法，并以此想法来安抚自己突然剧烈疼痛起来的心灵……
但他为什么会表示出一种“愧疚”？为什么在那一瞬间，脸色竟然会如此的“灰暗”？是因为办公室里光线不足，还是这一阶段刚调任代省长，工作过于繁重？
不知道……
走出省政府大楼，她几乎没有做任何辱留，穿越了它那挺有现代建筑意味的中心广场。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从下楼的那一刻起，她就下定了决心，不再上这儿来了。起码不会仅仅为了看望这位姓顾的领导，再进入这个广场，进入这幢大楼。她曾经很偶然地进入了他们的圈子，甚至十分接近过他们。但仔细想起来，这也就像我们这个渺小的星球曾比较接近过某一颗拖着美丽的长尾巴的彗星。所谓的“接近”只是相对而言，它毕竞还是会呼啸着远离我们而去。同样的，“代省长”、“副市长”毕竟离一个“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太远太远。就像我们无论再怎么接近那颗美丽的彗星，宇宙生存发展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之间仍然要保持相当的距离。若即若离，是宇宙万物相处的基本规律。又何况远没有摆脱“自私”和“弱肉强食”的噩梦纠缠的人类呢？！走出省政府大院那巍峨的大铁门时，她还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为自己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而感到无比轻松。要不是后来发生了另一件事，曹楠也就这样慢慢地从顾、祝这两人沉重的“阴霾”之下超脱出去。就像高纬度地区的人常说的那样：该干吗干吗去了。
……事情就发生在祝磊一审被判处死刑以后。有一天，曹楠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是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沙哑，有点低沉。他说他想跟曹楠见一面。商量一点儿事。曹楠问他是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你一个熟人的朋友。曹楠马上问，哪个熟人？他又迟疑了一下回答道，能见面再说吗？曹楠又问，我认识您吗？对方回答得很老实，不认识。曹楠立即说，我既然不认识您，您又不肯告诉我那熟人是谁。我怎么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跟您见面？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事情挺重要。非常希望你抽点时间来见我一下。我不是不愿意告诉你那位熟人是谁。我担心，现在就说了，你有可能就不愿意出来见我了。但我必须见你一面。这样吧，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会儿到你们图书馆传达室来一下，我当面告诉你是谁委托我来找你的。在你们单位传达室里，你总不用担心会出什么意外吧？曹楠考虑了一下，又问了一句，你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当听到对方在稍稍犹豫了一下后说，我是个律师。曹楠的心腾地停跳了一下。她立即猜到了可能是谁委托这人来找自己的了，慌忙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赶紧向传达室跑去。
来人果然是祝磊的律师。他当然知道传达室里安有监控的摄像镜头。他背对着摄像头，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祝磊”两个字，交给曹楠，等她看清楚了，又马上把纸条收了回去。“他让你来找我干啥？”曹楠强抑住心脏的狂跳，小声地问。“能另找个时间认真谈一谈吗？”律师的声音虽然也压得很低，内心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但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散淡的神情，仿佛只是在跟曹楠议论窗外的天气似的。曹楠一点都没犹豫，当即应承了下来。那天下班后，她就直接去了律师约定的一个茶室。在茶室里，律师向她转告了祝磊那个关于把他在监所写的材料安全转移出去的请求……
曹楠当然知道这么干是要冒风险的，这个风险就是犯法。但她又安慰自己，自己这么干是为了“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她相信，祝磊在这时刻想说的话，一定是真话，一定有助于把某个真相大白于天下。她就像众人一样，都直觉到这档子事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幽灵似的“谜”，扑朔迷离，若隐若现，甚至稍纵即逝。如果能借助“阿拉丁神灯”的威力，将真相露布，这一点“风险”当然是值得冒的，这一点“过错”终究也是会被原谅的。一度，她甚至为自己能有幸被选中来参与这样的冒险，而隐隐地激动不已，兴奋不已，当然也忐忑不已。由于这一段时间来，她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所以，后来一旦遭遇那一连串突发事件，一连串重大挫折，她本来就不能算十分坚强的精神防线就“顺理成章”地垮塌了……
给她第一个重大打击的是劳叔。很长一段时间，她并不知道劳叔突然辞职去陶里根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她相信，他一定是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能不惜代价地去干一件自己特别想干的事，而且是在快到六十岁的时候，她觉得劳叔“特伟大”。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能够埋头去死磕一件事的，真不太多。中国男子足球就最能说明这一点了。这一帮被丰厚的薪酬供奉着的年轻男子，假如上半场赢了，肯定就开始洋洋得意。开始忽悠，然后就一次又一次遭遇“黑色三分钟”，以败北告终：假如上半场就输了，你很少能看到绝地反击的悲壮场面。中国男子足球，不是输在技术和体力上，而是输在没有真正的男子精神上。输在像容志行、高丰文、郝海东、范志毅、李铁那样的真男儿太少了=这也是曹楠在生活中总是想去接触一些“大男人”的原因吧。为此，她钦佩劳叔。所以，一旦听到劳叔突然也泄气似的说出这一切都“没用”的话，确实让她很伤心。这些年来，她周边无数的人都放弃了，或本来就鄙视“理想主义”。
她在同事和亲朋好友们中间，素常也是以嘲弄和挖苦“理想主义者”为乐的，也常常跟池们一趁表现出对此不屑一顾的洒脱，但在潜意识中，在本能的层面上，她又常常把自己的目光投注和停留在那些能执著从事的异性身上。“执著从事”者，也就是上边说到的“埋头死磕”者：他们不一定就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一定裁能执著从事，去死磕一件事。但是这样的人却常常让她的一颗女孩心怦然而动。大概这也是女孩们通常所理解和要求的“男子汉气概”之一吧。但今天劳叔居然也说“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没用”。“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什么”，居然改写了祝磊“最后的话”。他在精神上“投降”了。这让她已然觉得伤心之至。最后他还是被“谋害”了。如果说，杀一个执著从事的对抗者，还算一个“壮举”。那么连一个已经明确表示要“投降”的人都不放过，那算个啥？那段时同，劳叔经常从陶里根打电话来告诫她，方方面面要多加小心。她说，您已经把祝副市长的那份材料改得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了。还怕啥呢？劳叔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结果。老谋深算的他，却先倒下了……然后是李敏分的恍惚……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然后是齐神父的“背叛”……然后是省公安对自己的反复“审讯”……是的，现在还没逮捕自己。但是从他们嘴里不是已经多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要逮捕她。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补办个手续就行……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让自己实在无法理解的事情呢？为什么在学校里，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告诉我们那么多的光明，并总是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我们这一生肯定能在光明中前行；把我们推出学校后，却让我们自己单独去面对现实中的疑惑和不解？为什么不在学校里电视上报纸上做出同样的努力去告诉年轻人，我们的现实存在着疑惑和不解，同时又能经常和他们讨论怎么去对待现实中的这些疑惑和不解？听说，省电视台还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了让更多的人思想保持一致，情绪保持稳定，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和涉及社会黑暗面的涉案警匪片。真是不可思议，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自欺欺人？还表现得如此“弱不禁风”？还使用行政手段干预文艺创作？！！
当齐神父跟邵长水谈完话回来，立即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把那份材料交出去以后，她一下呆住了。当时的感觉只有一个：“最后的审判日”到了。但那时，她还没想到要离开这世界，只是不知道该跟谁去说说心里的恐慌和郁闷。劳叔不在了。祝磊也已经抱憾地离世了。顾，她是绝对不会再去找的了。还有谁？父亲？老师？图书馆的领导？他们就更不是谈这种层次问题的人。她想到了李敏分，想起了很多回小雨梨花下，傍晚幽窗前……虽然他不是个十分有主见的男人。实事求是地说，他为人并没有坏心，就像这世界上无数没有坏心也没有特别大的决心去做大好事的男人一样。“制造”他们，让他们最后定型的，只是环境、机遇。他们并不属于他们自己。仔细想想，他从没有伤害过她。也许能跟他谈谈？她拨通了白杨深处的电话。这是她在给齐神父打电话前，拨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李敏分在家，在修理一把多年前从古旧市场淘买来的一把硬木藤椅。好些年已经决心洗手不玩古董的他，近来因为家藏一匹唐三彩马被一个行家鉴定为晚唐时的“真品”，而再度激发了他收藏和把玩的热情。这时谁要上家里来看到他，一定会认为看到的只是一个修旧货的老工匠——戴着老花镜和深蓝色的袖套，穿着皮围裙，脚边放着斧凿锯刨一整套工具，手指头和指甲缝里都沾满了腥臭的骡皮胶。李敏分一边接电话，还一边歪过头去悉心地打量着那把只修了一半的椅子。最近也有人拿着一张早已发黄的照片来告诉他，这把椅子很可能是从当年关东军侵华总部流失出来的“珍品”。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个电话最后促使曹楠下决心去拿起了刀片。曹楠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那样一种心情。说自己原想能从“你们这些长者和前辈们身上找到自己人生起步的精神依托，想得到一点‘借力’，但是……”曹楠刚说到这儿，李敏分抱歉地、但又略带一点讥讽地对她说道：“小楠，能容我技一个别的时间来再跟你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行不？我这儿手头有个急活儿……”‘难道说修理您的那些老古董，比跟我探讨这些人生哲理还重要？“曹楠说道。她听出他在”人生哲理“这四个字上所附加的讥讽意味来了。”你……你怎么知道我在修理老古董？“李敏分换了一只手拿电话，并把整个身子都转了过来，去面对电话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小年轻啊，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世界上除了你们的事，好像就再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了：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样下去，你一定吃大亏。“”……“曹楠不作声了，李敏分也不作声了。过了好大一会儿，他问：”你还在听着吗？“曹楠答道：”我听着。“李敏分说道：”你说你希望这些长者和前辈还要怎么对待你？你怎么老是那么天真？你们要’依据‘，你们要’借力‘，这愿望不错：但你把他们当作谁了？幼儿园里的阿姨？中学校里的教师？还是大学校园里的政治辅导员？他们喜欢你，是因为他们在处理种种繁复沉重的人事纠葛和经济事务之余，需要一个短暂的清静的歇息。
他们需要你这种清纯和单一来消解中和稀释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繁杂和沉重’，你的‘清纯和单一’恰好是这样一种最美妙的‘消解’、‘稀释’的中和剂。你难道从来也没想过。那么多女孩都想接近这些同志，都想进入他们的圈子。为什么偏偏让你进入了。让你接近了？这些话，我本不应该跟你挑明了的。我也不想替他们来说些啥。但我发觉小丫头你近来好像有点不大对头。说话傲事，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有时说出话来，还挺刻薄的。这就不好了嘛。你要失去了原先的那点‘清纯和单一’，这些长辈还会喜欢你吗？还能放心地来让你接近他们吗？谁愿意身边搁一个尖酸刻薄的刁蛮婆子？即便再年轻，再漂亮，也不行啊。嗯？你在听我说吗？“”……“曹楠没回答。”小楠，我问你呐。“李敏分又问了一遍。”……“曹楠还是没回答。等李敏分再问时，那边”咔嗒“一声，却把电话挂了。李敏分还以为”小丫头“犯倔劲了，无奈地苦笑了笑，挂了电话，又去修理他那把”珍品椅子“去了。
应该说，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有一点说过头了。这个阅历不浅的大男人可能也是带着情绪在跟“小丫头”说话，想借此刺激和教训一下这个“小丫头”，压压她的“傲气”。如果要放在往常，曹楠也许还能掂出对方话里哪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哪些是蓄意夸张和歪曲的。但这时她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一阵最细微的风也能让她跌落下去。而李敏分的这一番话恰恰就起到了这阵风的作用。虽然他的原意绝对没有想把她怎么样。如果当时他不急于修理那把椅子，兴许还不会说那么多刻薄的过头话。就像曹楠对他的评估那样，李敏分本不是个不容人的人。
他们只希望我清纯和单一。只把我的“清纯单一”当作一个在繁忙和沉重中能帮助他们稍稍消解和中和那些繁忙、沉重的点缀物。就像某些当官的，在宴席上，常常喜欢叫一些歌星影星或艺校的女学员来陪着吃饭喝酒一样，我就是那饭桌上助兴的“星”？没有人真正想帮助我，真正能帮助我。我倒是也想清纯单一下去。但据此，能清纯和单一得了吗？笑话……
然后她终于下决心给齐神父打了最后一个电话……
放下电话后，她想了很多方法，怎么死才不丢人不痛苦。她原是想小试一下的。于是拿起了刀片。没想这是一把老头牌的双面刮胡刀片。是谁留在这儿的，她已经想不起来了。总之是男人的用品吧。冰冰凉，麻酥酥。就那么一下，几乎没怎么用力，洁白细嫩的皮肤就张裂开了。这时她才看到，也才知道，年轻人的血一旦不受皮肤和血管壁的阻碍而往外喷流时，是同样可以做到很汹涌，很澎湃，很不可阻挡的……
二十五 一连串问题奔涌般地聚集到心头
随后的两天里，邵长水一步都没外出，把自己死死地关在龙湾路八十八号里，强迫自己静下心，认真回顾和总结了一下这个阶段的工作。
有成效吗？他问自己。
当然不能说没成效。但成效很大吗？好像又不能这么说——仍然没拿到确凿的证据可以为劳爷的死进行定性，仍然没整明白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中到底搞到了什么“情报”。真正可以落实下来的只有这一点：在陶里根生活的后期，他的确非常痛苦，也搞清了造成他这痛苦的原因。但是，这对破案又有多大的意义，能起多么关键的作用呢？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大不出来。终于知道劳爷由于颓丧而改写了祝磊的材料，这应算做是一个重大收获。但他和赵五六都不相信劳爷因此会把原件销毁了。如果没销毁，那么原件现在在哪儿？他确信。劳爷的死跟这个“原件”有直接的关系。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杀害劳爷的人获知了祝磊的原件落到了劳爷手中，在向劳爷百般索要原件而不得的情况下，恼羞成怒，便杀害了劳爷……邵长水还觉得，曹楠这小丫头“至死”仍向他们隐瞒着什么。直觉告诉他。曹楠应该是知道原件的下落的。即便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后来也一定是有所知晓；即便知晓得不是一那么详尽确切，她也应该知道一个大概的去向……
事到如今，邵长水觉得必须加大力度，尽快侦破“车祸”和“爆炸杀人”等案子了，同时要组织力量寻找那个“原件”。他觉得现在已经不能再回避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劳爷到底掌握了顾立源、饶上都的什么问题，才使得某些人惶恐不安，而非杀他不可？不了解事件的这个大背景，就没法真正探摸到这个案子深处隐藏的东西。必须明白，这起案子绝对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刑事案。甚至可以说，查清劳爷死亡之谜，只是开启了通往这迷宫中心的无数扇神秘大门中的一扇而已。只是一出大戏中一个“序幕”而已。
同时，邵长水还发觉，这段时间以来，自己本身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不怎么惦记那个曾把自己困扰得要死要活的“定岗定职”问题了。因此，整个人就轻松多了。是因为惦记也没用，所以才不惦记了？还是因为自己在工作中太投入，陷得太深，因而从心理上已经把自己完全当作省厅一员的缘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其实原因可以不必深究，可喜的是心态终于平和从容了。
古人说，得失自在须臾间，人生难得一从容。
……下午三点多钟，邵长水正在考虑怎么把自己对下一步工作的设想写成一个书面的东西给总队领导报上去，接到了总队秘书打来的电话，让他“放下手里一切事情，立马赶到总队部去‘报到’。”
“啥叫放下‘一切’事情？为什么要用‘报到’这个说法？”经历过多次重大人事调动、在这方面一向不迟钝的邵长水，放下电话，心里猛地一震，当即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又要有变动了。他没追问，也没露声色，很平静地对组里的其他同志告诉了一声：“总队让我马上去一下。晚饭我就不回来吃了。”走以前，他又去五号楼看了看曹楠。她一边在那儿养伤，一边在按邵长水的要求，把那天口头“交代”的事情写成书面的材料。
赶到总队部，赵总队不在。去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