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伤黑樱桃-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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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维加斯的职业杀手。”
　　“等一等，昨天晚上他们在密苏拉机场接了一个人。我以为他是萨尔的又一个马屁精。我提出开车去接他，但是萨尔说我需要休息一个晚上。”
　　“他长的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没有见到他。”
　　湖上方月亮周围的云朵是银色的，下面的湖水是黑色的，笼罩着一层光。
　　“我现在准备打电话给警察，然后我得离开了。”我说，“我不想让自己卷进来，好吗？”
　　“随你的便。”他说，“你非常酷，一个很酷的操作手，你总是这样。没人能动摇橄榄油戴夫的小甜饼袋子，他们可以折磨你的精神，却不能使你畏缩。”
　　我没有回答他。我出了门，走入细雨和破碎的月光中。我开着小型载货卡车，沿着湖滨地带向珀尔森驶去，然后转向黑猩猩峡谷。我知道我会没事的。但是突然间，云朵又遮盖住了月亮，天空变得像烧焦的金属一样黑。
　　一阵强风从冰雪覆盖的山上吹来。闪电从米申山的顶峰跳跃到头顶的黑色天穹，雷声滚动着传出峡谷，硬币大小的冰雹像平头钉锤一样哗哗敲击在我的卡车上。
　　我停到马路边，汗水滚滚地从我脸上滴落，关闭的车窗蒙上了厚厚一层蒸汽。卡车在风中剧烈摇晃着。我的指节在方向盘上又圆又苍白。我感觉到牙齿在摩擦；感觉到卡车的金属接头在吱吱嘎嘎响而且被拉紧；后挡板颤动着，被钩状链子弹回；接着我全身战栗，我的嘴巴张开了，似乎有人用他的手掌，左右开弓抽了我两记耳光。当我闭上眼睛，我看见了一条被雨点敲击的赤褐色溪流，里面一条棕色鳟鱼的嘴巴被撕裂了，血从鳃里一团团涌出来。
　　第二节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阿拉菲尔学校附近的古老教堂。
　　我走进里面，越过圣泉，跪在圣坛前的长椅上。和几乎所有天主教堂一样，这里弥漫着石头、水、熏香和蜡烛的气息。我想这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决非偶然。我想，也许早期信徒做弥撒用的地下墓穴，也有着同样的气味。
　　我为达乐涅、阿拉菲尔、我的父亲和弟弟，最后是我自己祈祷。一位穿着黑色长裤、磨损牛仔靴和T　恤衫的金发牧师走出了圣器室，移动着圣坛上的一个花瓶。
　　我走近圣餐栏杆，介绍了我自己，并问他是否愿意听我的忏悔。
　　“让我们去花园吧。”他说。
　　在教堂和教区长住宅之间，是一块阳光充足的场地，有草坪、花坛、石头长椅、鸟食容器和一个小花房。牧师和我并肩坐在一条长椅上，我告诉他我和达乐涅的关系，最后是关于她的死。当我讲述时，他轻轻向盆栽贝母的叶子上抛着小土块。等我结束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太确定你在忏悔什么，你感觉你利用了这个女人是吗？”
　　“我不知道。”
　　“你认为你对她的死负有责任？”
　　“我不这么想，但我不确定。”
　　“我认为是其他一些事情在折磨着你，一些我们没有谈及的事情。”
　　我告诉他关于安妮，在我们卧室的黑暗中跳动的霰弹猎枪火焰，浸满她鲜血的床单，当我把她的手指放进嘴里时，感觉到的冰冷。我可以听到他在我旁边呼吸。
　　当我抬起头看他时，我看到他吞咽了一下。
　　“我很遗憾。”他说。
　　“这些记忆不肯走开，神父。我相信它永远不会被淡忘”。
　　他从草地上捡起另外一块硬泥，又让它从手中掉落。
　　“我感觉，去尝试给你提建议不太恰当。”他说，“但是我认为你是个好人，你在对你自己做不必要的伤害。当你遇到这位印第安女人时很孤独。很显然你喜欢她。有时候去评判我们自己也许没什么好处。你曾经那么想过吗？你在上帝面前陈述，然后你让他来评判你生活中的对与错。还有，我不相信是你造成你妻子的死亡。
　　有时候，当那类罪恶来到我们生活中，我们无法解释它，于是我们责备上帝或我们自己。在两种做法中，我们都错了。也许到了让自己从牢笼里解脱出来的时候了。“
　　我没有回答他。
　　“你想要赦免吗？”
　　“是的。”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为我的不完美，我的失败，我给一个无辜的人带来的悲痛和伤害。我最多只能这么说。我无法描述它。”
　　他的前臂交叠着放在大腿上。他低头看着他的靴子，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悲哀。他深深呼吸了一下。
　　“我希望我能对你有更多的帮助。”他说，“我们并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经历有限。”
　　“您已经足够仁慈了。”
　　“给它点时间，罗比索。”他微笑着说，“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炫目的光芒。”
　　当我离开那明媚、绿色的场地时，他正跪在一个在床前，用泥铲为贝母铲出一个洞，他的眼睛已经专注于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显然有条理、庄严而且有章可循。
　　这是我在1964年走下飞机，来到坦森纽特空军基地之后，就再也不曾拥有过的生活方式。
　　第三节
　　我想回到昨天。我不认为那总是很难，有时候你仅仅需要走过脑海中的一扇门，丢掉三十年或四十年，来记起你是谁。也许这是自我欺骗，一种我用来逃避问题的精神鸦片，但是我不在乎。我将恩内斯特·盖因斯的那本《关于爱情和金钱》塞进口袋，走到伯纳公园，坐在枫树下的长椅上开始阅读。风凉爽地从阴影中吹来，但是我已经进入到小说里面，回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南路易斯安纳州热烘烘的甘蔗地和香甜的马铃薯种植园。
　　不，那不是真的。我回到了新伊伯利亚的一个夏天，那是我读完了大学的第二年，弟弟吉米和我在一个海滨的地震记录站工作。我们买了一辆四十六速的福特敞篷车，上面放了两个好莱坞消声器，降低了滑轮和挡泥板，涂上淡黄色并刷上蜡，直到金属上似乎有了黄油柔和、神秘的光泽。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夏天。我第一次很认真地和一位西班牙湖的女孩子陷入了情网。和所有人的初恋一样，我记得那个夏天的每一个细节，有时候回忆带着令我心碎的辛酸。她和我一样，是移居美国的法人后裔，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当风吹来，在阳光下就像是颜色浓烈的蜂蜜。我们在拉菲特的沃里斯屋顶花园和圣马丁维尔街头跳舞，在新伊伯利亚的橡树下喝二十美分的长脖子杰克西啤酒；我们在盐沼上钓白色的鳟鱼，到赛普雷茅特角去煮螃蟹、炸鱼，然后，在丁香花盛开的夜晚，沿着那条柏树和橡树之间长长的柏油马路，一起开车回家。风暖暖地从海湾吹来，地里新长出的甘蔗绿油油的，西边的天空上映着火一般的晚霞，树上的蝉声震耳欲聋。
　　她是那种喜欢心上人一切的女孩子。她从来不争论而且容易知足，只要我们在一起，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中，她都会很快乐。我只需要用手指碰碰她的脸颊，她就会靠近我，紧紧抱着我，亲吻我的喉咙。那时，每天下午都下雨，有时当天放晴、云彩变成粉红和栗色之后，我们会沿着防洪堤，开车到我父亲存放船只的码头去，柏树上的雨水滴人湖中，在柔和的阳光下，她的面孔带着花朵初放的色泽和光辉。
　　那个夏天，每个早晨都令人期待，我期待着卧室窗外山核桃树丛中烟雾缭绕的阳光，天真而自信地盼望着，几个小时之后就会重新和她在一起，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那场恋爱由于不切实际的年轻，而突然结束了。我无心地伤害了她，以一种我无法对自己解释、更无法对她解释的方式，我的沉默给她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这么多年之后，这仍会让我偶尔感觉不安。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夏天。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当心灵似乎中毒、生活遭受打击时，当死亡的树叶像干化的羊皮纸一样，吹过灵魂的窗口时，那是我不时拜访的大教堂。
　　我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接受那些哀伤而失落的经历。在我看来，对记忆承担义务，无论对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同样毫无价值。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县法院。
　　州长像个大木桶一样健壮、浑圆。他是被选举出的法官之一，在被人们推举去竞选官员之前，他也许是柴油机机械师或伐木卡车司机。他说话时，坐在办公桌的角落里，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抽着香烟，望着窗外的湖水。他那种个人的专注让我感觉，他已经预料到了我们谈话的结果。他现在和我谈话，仅仅因为政府机天强加在他身上的一种义务。
　　“你曾经是新奥尔良谋杀案调查组的侦探？”他说。
　　“是的。”
　　“然后在州长办公室做侦探，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新伊伯利亚。”我对他微笑着，但他的眼睛透过香烟，看着湖水中的蓝色波纹。
　　“你认识一个名叫丹·尼古斯基的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是吗？”
　　“是的。”
　　“他昨天在这里。他说，你一定会来找我。”
　　“我明白了。”
　　“他说，我应该告诉你返回路易斯安纳。你对此有何想法？”
　　“提建议很容易。”
　　“你想知道验尸官的报告，是吗？”
　　我长出一口气。“是的，先生，是的。”我说。
　　“因为你认为她是被谋杀的？”
　　“是的。”
　　“为什么？谁会有理由去杀她？”
　　“核对一下萨利·迪奥的纪录。同时查一下那个叫哈瑞·玛琅斯的家伙。”我感觉我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于是我停顿下来。“我还想对普舍尔提出一些看法。”
　　“根据我被告知的情况，这些人都和你在不同的时间有过冲突。你认为你现在的看法是完全客观的吗？”
　　“迪奥一家是野兽，玛浪斯也是。普舍尔在新奥尔良为一些准军事性的疯子们杀过一个人。我不会低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可能性。”
　　“普舍尔为什么要杀她？”
　　他第一次很感兴趣地看着我，我垂下眼睛看着皮鞋，然后回望他。
　　“我和达乐涅关系密切。”我说，“她知道这件事情。”
　　州长点点头，没有回答。他拉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个写字夹板，上面是验尸报告的复印件。
　　“你对淤痕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说，“她的脖子和肩膀上有淤痕。”
　　我等着他继续。
　　“她的头后面还有一个肿块。”他说。
　　“是吗？”
　　“但这件事已经定论为自杀。”
　　“什么？”
　　“你第一时间知道了结果。”
　　“你怎么回事？你在怀疑你们自己的验尸报告吗？”
　　“听着，罗比索，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没有自杀。
　　另一方面，所有迹象表明，她确实是自杀，她可能用头撞击浴缸，她可能搞得全身上下到处都是皮下淤痕。也许你不喜欢听这些话，但是这周围的印第安人不可理喻。
　　他们酗酒、在酒吧打架、家里人彼此抨击。我并不是在找他们的碴地，我没必要和他们作对。我认为他们只是运气不够好罢了。但那是事实。你看，如果我要怀疑某个人，那只能是普舍尔。但是我不相信他会杀她。这个家伙真的被这件事情打垮了。“”亨利·迪奥怎么样？“
　　“你给我一个动机，你给我确实的证据，我会给你开搜查证。”
　　“州长，你在犯一个大错误。”
　　“请告诉我为什么，让我明白一下。”
　　“你在选择简单的处理方式，你正在让他们溜走。迪奥一家感觉到了你的软弱，他们会把你给生吃了的。”
　　他拉开办公桌下一个深层的抽屉，拿出了一根警棍。
　　上面的黑漆已经破裂了，把手在车床上开了槽，并且被钻上眼，扣上了一个皮环。他用力地把它扔到了办公桌上。
　　“在我接管办公室时，我接替的人给了我这八”他说，“他告诉我：”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进监狱。‘如果那不符合一些人的想法，那是他们的问题。“他捣碎他的香烟，没有抬头看我一眼。
　　“我想我该走了。”我站起身说，“验尸报告还有其他不寻常的地方吗？”
　　“在我和医疗检验员看来没有。”
　　“还有其他什么？”
　　“我想我们已经结束这次讨论了。”
　　“得啦，州长，我就快跟您告别啦。”
　　他又一次瞥了一眼夹纸板。
　　“晚餐她吃了什么，在阴道里有精液的痕迹。”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用手指掐了掐眼睛和鼻梁，戴上太阳镜。
　　“你在克莱特斯身上下对注了。”我说。
　　“你在说什么？”
　　“他没有杀她，他是性无能。在她被谋杀前，曾被强奸过。”
　　他吮吸了一下牙齿，对自己笑着，轻轻摇了摇头，然后打开他的报纸，翻到体育版。
　　“你得原谅我。”他说，“这是我可以读报纸的惟一时间。”
　　第四节
　　达乐涅的家人已经在那个早晨取走了尸体，葬礼是第二天下午在黑脚族保留地举行的。第二天是星期六，所以阿拉菲尔和我一起开着车，越过山脉去保留地南端的杜普耶尔。我从当地的报纸了解到，葬礼是下午两点在玛丽亚河上游的浸信会教堂举行。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吃午餐，我没有什么胃口，无法吃掉盘子里的东西。我凝视着窗外尘土飞扬的街道，阿拉菲尔在一边吃汉堡包。
　　酒吧生意很好，不时有整个家庭无精打采地走进来。前一夜没有休息好的人们坐在路边，他们的眼光茫然，嘴巴像那些安静的、新孵出的小鸟一样张开着。
　　我看到阿拉菲尔望着他们，眼睛半眯着，似乎一个摄像机镜头正在她脑海里打开。
　　“你看到了什么，小家伙？”我说。
　　“那些是印第安人吗？”
　　“当然是。”
　　“他们像我一样吗？”
　　“哦，不完全一样，但是也许你是半个印第安人。”
　　我说。
　　“他们说什么语言，戴夫？”
　　“英语，就像你和我一样。”
　　“他们不认识任何西班牙字吗？”
　　“不认识，恐怕不认识。”
　　我看见她脸上先是一个问号，然后滑过一个困惑的表情。
　　“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小家伙？”我问。
　　“我村子里的人们，他们坐在餐馆前面时，就像那边那些人。”她的眼睛看着路边一对年老的男人和女人。女人很胖，穿着军鞋和肮脏的运动袜，她的膝盖张开着，这样你可以看见她的内裤。“戴夫，他们不会把士兵带到这里，是吗？”
　　“把那些想法从你脑子里清除掉。”我说，“这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最好相信我的话，阿拉菲尔。在你们村子里发生的事情，不会在这里重演。”
　　她把汉堡包放在盘子里，垂下跟睛，嘴角向下翻去，刘海在她褐色的额头上直直地垂下。
　　“这发生在安妮身上。”
　　我从她的脸上移开视线，感觉到自己在吞咽。天空布满了云，起风了，正在吹动街道上的尘土。太阳看起来，像是南边一个薄薄的黄色华夫饼。
　　葬礼是在一个木结构的教堂里，教堂的白漆已经起了浮泡，剥落成鳞屑。教堂里除了棺材旁的克莱特斯和迪西·李之外，所有人都是印第安人。他们编着辫子，有着由于劳作起了皱纹的脸，和在零度天气不戴手套加工木材的双手。棺材用黑色金属制成，用白色丝绸镶边并加了衬垫，安装了闪闪发亮的黄铜把手。她的头发在白色丝绸的映衬下显得更黑，脸上擦了胭脂，嘴巴红红的，似乎她刚刚喝了凉水。她穿着驼丝棉衬衫，戴着有一只紫色玻璃鸟的珠状项链，玻璃鸟的翅膀伸展着正在飞翔，停在她的胸前。只有棺材顶部是开启的，我们看不到她的前臂。
　　克莱特斯脸上的皮肤发着光，紧紧绷在骨头上，眼睛带着一种凝视火柴时的神情。
　　我没有听牧师讲了什么。牧师是个推件。神经质的男人，他读着《旧约全书》中的片断，以他力所能及的最佳方式，说着安慰的话。雨又开始敲击屋顶和窗户，穿过地面和河流。在我内心深处，雨是一种更准确的感情。
　　我做了与众不同的祈祷。那是我不时说的祈祷，也许是自私的，但是我相信上帝像我们一样，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相信也许他可以影响过去，尽管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有时当我独自一人，尤其是在夜晚、在黑暗中，我开始细想，人们也许在他们死亡之前，经历了无法承受的苦难。我请求上帝解除他们的疼痛，从精神和肉体上陪伴他们，麻木他们的感觉，冷却他们最后时刻的所有痛苦的火焰。我先为达乐涅做祈祷。然后又为我的妻子安妮说了一遍。
　　方形墓地被水泥柱子之间的铁丝包围起来，暴露在风中，长满杂草。玛丽亚盆地是个很奇怪的地方，河流的陡岸和阶梯状的沟渠就像用一把油灰刀切割出来的。
　　甚至颜色也很奇怪，带着铁锈一样烧焦的橙色条纹。在细雨中，乡村看来似乎在被有毒的垃圾溶液毒害。这就是达乐涅曾经对我讲过的地方，是所谓的1870年贝克尔大屠杀的地点。在这个下午，除了一株孤独的紫色山茱萸盛开在公墓栅栏旁，从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春天的痕迹，似乎这个地方像月球表面一样被诅咒了。这是一个纪念碑，用来纪念我们人类最惨痛的故事。
　　我看着护柩者将达乐涅的棺材沉人刚挖好的一个洞里。靠近墓穴酌层层泥土，被雨水冲刷得很光滑。
　　我走到小货车那里，阿拉菲尔开着车门在椅子上睡觉，我凝望着潮湿的土地。过了一会儿，我听到汽车和卡车在土路上开走了，石块敲击在挡泥板上。接着周围又安静下来，只有两个挖墓者在达乐涅的棺材上铲土堆的声音。接着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风开始吹过地面，吹平了小草，吹皱了路面上的一滩雨水。风越吹越猛烈，出乎意料地强劲，风揭掉了公墓栅栏旁山茱萸的紫色花朵，将它们吹进一团空气中，像被撕成碎片的小鸟一样带到河面上。
　　接着一切都过去了。天空又成为灰色，风落下来，杂草在地面上坚挺地站了起来。
　　我听到有人站到我后面。
　　“这看来像是世界末日，是不是？”迪西·李说。他穿了一套灰西服，带纽扣的栗色衬衫。“或者说当耶稣结束世界时，地球看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