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剑客图-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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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的方法甚妙：官兵大军围城，成都旦夕可破，李顺突然大做法事，施舍僧众。成都各处庙宇中的数千名和尚都去领取财物。李顺都下数千人同时剔度为僧，改剪僧服。到得傍晚，东门西门两处城门大开，万余名和尚一齐散出。李顺早已变服为僧，混杂其中，就此不知去向，官兵再也捉他不到。官军后来捉到一个和李顺相貌很像的长须大汉，将他斩了，说已杀了李顺，呈报朝廷冒功。李顺虽然平了，但太监王继恩统军无方，扰乱民间，于是太宗派张咏去治蜀。王继恩捉了许多乱党来交给张咏办罪，张咏尽数将他们放了。王继恩大怒。张咏道：“前日李顺胁民为贼，今日咏与公化贼为民，有何不可哉？”王继恩部下士卒不守纪律，掠夺民财，张咏派人捉到，也不向王继恩说，径自将这些士兵绑了，投入井中淹死。王继恩也不敢向他责问，双方都假装不知。士兵见张咏手段厉害，就规矩得多了。太宗深知这次四川百姓造反，是地方官逼出来的，于是下罪已诏布告天下，深自引咎，诏中说：“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念兹失德，是务责躬。改而更张，永鉴前弊，而今而后，庶或警予！”他认为百姓所以造反，都因自己委任官吏不当，处理政务不明而造成，实在是自己的“失德”。后世的大领袖却认为自己总是永远正确的，一切错误过失全是百姓不好，比之宋太宗赵光义的风度和品格来，那可差得远了。张咏很明白官逼民反的道理，治蜀时很为百姓着想，所以四川很快就太平无事。他在乱事平定后安抚四川，深知百姓受到压迫太甚时便会铤而走险的道理。后来他做杭州知州，正逢饥荒，百姓有很多人去贩卖私盐度日，官兵捕拿了数百人，张咏随便教训了几句，便都释放了。
部属们说：“私盐贩子不加重罚，恐怕难以禁止。”张咏道：“钱塘十万家，饥者十之八九，若不贩盐求生，一旦作乱为盗，就成大患了。待秋收之后，百姓有了粮食，再以旧法禁贩私盐。”《宋史》记载了这一件事，当是赞美他的通情达理。中国儒家的政治哲学，以宽厚爱民为美德，不若法家的苛察严峻。王小波在四川起事时，以“均贫富”为口号，他对众贫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续资治通鉴》宋太宗淳化四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称：“蜀中剧贼李顺，陷剑南、两川，关右震动，朝廷以为忧。后王师破贼，袅李顺，收复两川，书功行赏，了无间言。至景？ 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仍阁门祗候。文琏，泉州人，康定中老归泉州，子尚识之。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顺本味江王小博（按：应为王小波，音近）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抚其徒众，乃共推顺为主。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良善，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乃始就戮。”沈括虽称李顺为“贼”，但文字中显然对他十分同情。李顺的作风也很有人情味，并不屠杀富人大姓，只是将他们的财物粮食拿出来赈济贫民，同时根据富户家中人丁数目，留下各人足用的粮食。《青琐高议》中，又记载李顺乱蜀之后，凡是到四川去做官的，都不许携带家眷。张咏做益州知州，单骑赴任。部属怕他执法严厉，都不敢娶妾侍、买婢女。张咏很体贴下属的性苦闷，于是先买了几名侍姬，其余下属也就敢置侍姬了。张咏在蜀四年，被召还京，离京时将侍姬的父母叫来，自己出钱为众侍姬择配嫁人。后来这些侍姬的丈夫都大为感激，因为所娶到的都是处女。《青琐高议》这一节的题目是“张乖崖，出嫁侍姬皆处女。”苏辙的《龙川别志》中，记载张咏少年时喜饮酒，在京城常和一道人共饮，言谈投机，分别时又大饮至醉，说道：“和道长如此投缘，只是一直未曾请教道号，异日何以认识。”道人说道：“我是隐者，何用姓名？”张咏一定要请教。道人说道：“贫道是神和子，将来会和阁下在成都相会。”日后张咏在成都做官，想起少年时这道人的说话，心下诧异，但四下打听，始终找他不到。后来重修天庆观，从一条小径走进一间小院，见堂中四壁多古人画像，尘封已久，扫壁而视，见画像中有一道者，旁题“神和子”三字，相貌和从前共饮的道人一模一样。原来神和子姓屈突，名无为，字无不为，五代时人，有著作，便以“神和子”三字署名。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同样有个先知预见的记载：张咏少年时，到华山拜见陈抟，想在华出隐居。陈抟说：“如果你真要在华山隐居，我便将华山分一半给你但你将来要做大官，不能做隐士。好比失火的人家正急于等你去救火，怎能袖手不理？”于是送了一首诗给他，诗云：“征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也须多谢鬓边疮。”当时张咏不明诗意，其后他知益州、知杭州，又知益州，头上生恶疮，久治不愈，改知金陵，均如诗言。世传陈抟是仙人，称为陈抟老祖。这首诗未必可信，很可能是后人在张咏死后好事捏造的。沈括是十一世纪时我国渊博无比的天才学者，文武全才，文官做到龙图阁直学士，曾统兵和西夏大战，破西夏兵七万。他的《梦溪笔谈》中有许多科学上的创见。英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文明史》第一卷中，曾将该书内容作一分析，详列书中涉及算学、天文历法、气象学、地质、地理、物理、化学、工程、冶金、水利、建筑、生物、农艺、医学、药学、人类学、考古、语言学、音乐、军事、文学、美术等等学问，而且各有独到的见地，真是不世出的大天才，《梦溪笔谈》中另外还记录了张咏的一则轶事：苏明允常向人说起一件旧事：张咏做成都知府时，依照惯例，京中派到咸都的京官均须向知府参拜。有一个小京官，已忘了他的姓名，偏偏不肯参拜。张咏怒道：“你除非辞职，否则非参拜不可。”那小京官很是倔强，说道：“辞职就辞职。”便去写了一封辞职书，附诗一首，呈上张咏，站在庭中等他批准。张咏看了他的辞呈，再读他的诗，看到其中两句：“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意浓。”不禁大为称赏，忙走到阶下，握住他手，说道：“我们这里有一位诗人，张咏居然不知道，对你无礼，真是罪大恶极。”和他携手上厅，陈设酒筵，欢语终日，将辞职书退回给他，以后便以上宾之礼相待。张咏性子很古怪，所以自号“乖崖”，乖是乖张怪僻，崖是崖岸自高。宋史则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他生平不喜欢宾客向他跪拜，有客人来时，总是叫人先行通知免拜。如果客人礼貌周到，仍是向他跪拜，张咏便大发脾气，或者向客人跪拜不止，连磕几十个头，令客人狼狈不堪，又或是破口大骂。他性子急躁得很，在四川时，有一次吃馄饨，头巾上的带子掉到了碗里，他把带子甩上去，一低头又掉了下来。带子几次三番的掉入碗里，张咏大怒，把头巾抛入馄饨碗里，喝道：“你自己请吃个够罢！”站起身来，怒气冲冲的走开了。他有时也很幽默。在澶渊之盟中大出风头的寇准做宰相，张咏批评他说：“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后来两人遇到了，寇准大设酒筵请他，分别时一路送他到郊外，向他请教：“何以教准？”张咏想了一想，道：“《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不明白他的用意，回去忙取《霍光传》来看，读到“不学无术”四字时，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说：“张公原来说我不学无术。”他治理地方，很爱百姓，特别善于审案子，当时人们曾将他审案的判词刊行。他做杭州知州时，有个青年和姐夫打官司争产业。那姐夫呈上岳父的遗嘱，说：“岳父逝世时，我小舅子还只三岁，岳父命我管理财产，遗嘱上写明，等小舅子成人后分家产，我得七成，小舅子得三成。遗嘱上写得明明白白，又写明小舅子将来如果不服，可呈官公断。”说着呈上岳父的遗嘱。张咏看后大为惊叹，叫人取酒浇在地下祭他岳父，连赞：“聪明，聪明！”向那人道：“你岳父真是明智。他死时儿子只有三岁，托你照料，如果遗嘱不写明分产办法，又或者写明将来你得三成，他得七成，这小孩子只怕早给你害死了，哪里还能长成？”当下判断家产七成归子，三成归婿。当时人人都服他明断。中国向来传统，家产传子不传女。张咏这样判断，乃是根据人情和传统，体会立遗嘱者的深意，自和现代法律的观念不同。这立遗嘱者确是智人，即使日后他儿子遇不着张咏这样的智官，只照着遗嘱而得三成家产，那也胜于被姐夫害死了。《青琐高议》中还有一则记张咏在杭州判断兄弟分家产的故事：张咏做杭州知府时，有一个名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沈彦分家产不公平。张咏问明事由，说道：“你两兄弟分家，已分了三年，为甚么不在前任长官那里告状？”沈章道：“已经告过了，非但不准，反而受罚。”张咏道：“既是这样，显然是你的不是。”将他轻责数板，所告不准。半年后，张咏到庙里烧香，经过街巷时记起沈章所说的巷名，便问左右道：“以前有个叫沈章的人告他哥哥，住在哪里？”左右答道：“便在这巷里，和他哥哥对门而居。”张咏下马，叫沈彦和沈章两家家人全部出来，相对而立，问沈彦道：“你弟弟曾自我投告，说你们父亲逝世之后，一直由你掌管家财。他年纪幼小，不知父亲传下来的家财到底有多少，说你分得不公平，亏待了他。到底是分得公平呢，还是不公平？”沈彦道：“分得很公平。两家财产完全一样多少。”又问沈章，沈章仍旧说：“不公平，哥哥家里多，我家里少。”沈彦道：“一样的，完全没有多寡之分。”张咏道：“你们争执数年，沈章始终不服、到底谁多谁少，难道叫我来给你们两家一一查点？现在我下命令，哥哥的一家人，全部到弟弟家里去住；弟弟的一家人，全部到哥哥家里去住。立即对换。从此时起，哥哥的财产全部是弟弟的，弟弟的财产全部是哥哥的。双方家人谁也不许到对家去。哥哥既说两家财产完全相等，那么对换并不吃亏。弟弟说本来分得不公平，这样总公平了罢？”张咏做法官，很有些异想天开。当时一般人却都十分欣赏他这种别出心裁的作风，称之为“明断”。张咏为人严峻刚直，但偶尔也写一两首香艳诗词。宋人吴处厚《青箱杂记》中云：“文章纯古，不害其为邪。文章艳丽，亦不害其为正。然世或见人文章铺陈仁义道德，便谓之正人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谓之邪人，兹亦不尽也。”文中举了许多正人君子写香艳诗词的例子，其中之一是张咏在酒席上所作赠妓女小英的一首歌：“天教搏百花，作小英明如花。住近桃花坊北面，门庭掩映如仙家。美人宜称言不得，龙脑薰衣香入骨。维扬软？如云英，亳郡轻纱似蝉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女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已足，我见小英心未足。为我离歌送一杯，我今赠汝新翻曲。”这首歌颇为平平，张乖崖豪杰之士，诗歌究非其长。他算是西昆派诗人，所作诗录入《西昆酬唱集》，但好诗甚少。张咏发明了一种东西，全世界的成年人天天都要使用：钞票。他治理四川时，觉得金银铜钱携带不便，于是创立“交子”制度，一张钞票作一千文铜钱。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币，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纸币。世界上很多人知道电灯、电话、盘尼西林等等是谁发明的，但人人都喜欢的钞票，却很少人知道发明者是张咏。
二十四 秀州刺客
宋靖康年间金人南侵，掳徽宗、钦宗北去，高宗在南方即位。其后金人数次南侵，高宗仓皇奔逃，自扬州逃到杭州，命礼部侍郎张浚在苏州督师守御。高宗到了杭州后，任命王渊为代理枢密使（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扈从统制（首都卫戍司令）苗傅和另一统兵官刘正彦不服，又因高宗亲信太监康履等擅作威福，苗刘二人便发动兵变，将王渊杀了，又逼迫高宗交出康履杀死。那时诸将统兵在外抵御金兵，杭州的卫戍部队均由苗刘二人指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高宗惶惑无计。苗刘二人跟着逼高宗退位，禅位给他年方三岁的儿子，先太后垂帘听政，“建炎三年”的年号也改为“明受元年”。苗刘二人专制朝政，用太后和小皇帝的名义发出诏书。张浚在苏州得到消息，料知京城必定发生了兵变，便约同在江宁（南京），督师的吕颐浩，以及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统兵勤王。只是高宗在叛兵手里，若是急速进兵，恐怕危及皇帝，又怕叛军挟了皇帝百官逃入海中，于是一面不断书信来往，和苗刘敷衍，一面派兵守住入海的通道。苗刘二人是粗人，并无确定的计划，起初升张浚为礼部尚书，想拉拢他，后来得知他决心进讨，于是下诏将他革职。
张浚恐怕将士得知自己被革职后人心涣散，将伪诏藏起，取出一封旧诏书来随口读了几句，表示杭州来的诏书内容无关紧要，便即继续南进，司令部驻在秀州（嘉兴）。一晚张浚在司令部中筹划军事，戒备甚严，突然有一人出现在他身前，从怀中取出一张纸来，说道：“这是苗傅和刘正彦的赏格，取公首级，即有重赏。”张浚很是镇定，问道：“你想怎样？”那人道：“我是河北人，读过一些书，还明白逆顺是非的道理，岂能为贼所用？苗刘二凶派我来行刺侍郎。小人来到营中，见公戒备不严，特地前来告知。只怕小人不去回报，二凶还会继续遣人前来。”张浚离座而起，握手问他姓名。那人不答，径自离去，倏来倏往，视众卫士有如无物。张浚次日引出一名已判了死罪的犯人，斩首示众，声称这便是苗刘二凶的刺客。那真刺客的相貌形状，他已熟记于心，后来遣人暗中寻访，想要报答他，可是始终无法找到。（见《宋史·张浚传》）张浚率兵南下勤王，韩世忠为先锋。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那时留在杭州，给苗刘二人扣留了。宰相朱胜非骗苗刘说，不如请太后命梁氏去招抚韩世忠。苗刘不知是计，接受他的意见。太后召梁红玉入宫，封她为安国夫人，命她快去通知韩世忠，即刻赶来救驾。梁红玉骑马急驰，从杭州一日一夜之间赶到了秀州。张浚和韩世忠部队开到临平，和苗刘部下军队交锋。江南道路泥泞，马不能行，韩世忠下马执矛，亲身冲锋。苗刘军大败。当晚苗刘二人逃出临安。韩世忠领兵追讨，分别成擒，送到南京斩首。高宗重赏韩世忠，加封梁红玉为护国夫人。世人都知梁红玉金山击鼓大战金兀术，其实在此之前便已立过大功。张浚也因勤王之功而大为高宗所亲信，被任为枢密使。史称：“浚时年三十三，国朝执政，自寇准以后，未有如浚之年少者。”他后来还立了不少大功，统率吴玠、吴璘兄弟在和尚原大破金兵，保全四川，是最著名的一役。岳飞破洞庭湖湖匪杨么，张浚是这一役的总司令。张浚对韩世忠和岳飞二人特别重用。史称：“时锐意大举，都督张浚于诸将中每称世忠之忠勇，飞之沉鸷，可以倚办大事，故并用之。”在秦桧当国期间，张浚被迫长期退休。岳飞被害之时，张浚正在被排斥期间，倘若他在朝廷，必定力争，或许同时会被秦桧害死，或许岳飞可以免死。但同时被害的可能性大得多。他一生主战，向来和秦桧意见不和。宋史载：“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莫不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当是时秦桧怙宠固位，惧浚为正论以害己，令台臣有所弹劾，论必及浚反，谓浚为‘国贼’，必欲杀之。”终于周密布置，命人捏造口供，诬他造反，幸亏秦桧适于此时病死，张浚才得免祸。高宗死后，孝宗对他十分重用，对金人战守大计，均由他主持，后来做到宰相兼枢密使都督，封魏国公。岳飞被害，千古大狱，历来都归罪于秦桧。但后人论史也偶有指出，倘若不是宋高宗同意，秦桧无法害死岳飞。文徵明《满江红》有句云：“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说明秦桧只不过迎合高宗的心意而已。不过论者认为高宗所以要杀岳飞，是怕岳飞北伐成功，迎回钦宗高宗的皇位便受到威胁。我想这虽是理由之一，但决不会是很重要的原因。高宗做皇帝已久，文臣武将都是他所用的人。钦宗即使回来，也决计做不成皇帝。高宗要杀岳飞，相信和苗傅、刘正彦这一次叛变有很大关系。苗刘之叛，高宗受到极大屈辱，被迫让位给自己的三岁儿子。这一次政变，一定从此使他对手握兵权的武将具有莫大戒心。当时大将之中，韩世忠、张浚、刘光世三人曾参与平苗刘的勤王之役，岳飞却是后进，那时还没有露头角。偏偏岳飞不懂高宗的心理，做了一件颇不聪明之事。绍兴七年，岳飞朝见高宗，内殿单独密谈。岳飞提出请正式立建国公为皇太子。高宗没有答允，说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意思说，这种事情你是不应当管的。岳飞退下后，参谋官薛弼接着朝见，高宗将这事对他说了，又说：“飞意似不悦，卿自以意开谕之。”那时岳飞手握重兵，高宗很担心他不高兴，所以叫参谋官特别去劝他，要他不必介意。
疑忌武将是宋朝的传统。宋太祖以手握兵权而黄袍加身，后世子孙都怕大将学样。秦桧诬陷岳飞造反，正好迎合了高宗的心意。要知高宗赵构是个极聪明之人，如果他不是自己想杀岳飞，秦桧的诬陷一定不会生效。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