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半是外星人一半是地球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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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部《五十奥义书》中，我们发现了大量与中国古代文化相似的东西，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书中关于人体的基本看法与中医很一致，甚至表述的方式都相同。
　　印度的古代人认为，我们这个眼中看见的虚假世界，是由气构成的，这些气，看似千变万化，但其实都是一种根本之气的分化而已，《考史多启奥义书》说：“诸气皆臻于一也”。这与中国哲学里气的“混一”理论是何等相似？
　　在对人类生命的基本看法上，《五十奥义书》也与《黄帝内经》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六问奥义书》记载：“惟太阳为生命，惟太阴为原质。凡此一切有形体者，皆原质也。故原质即形体。”这与中医“阳化气，阴成形”理论何等相似；再比如，《蒙查羯奥义书》记载：“阴阳合精气，人类由神生。”这与中医“人生有形，不离阴阳”的看法又是何等的一致。
　　从上述哲学观点论及人类生命本身，那就更加细致了。人的本质就是气，印度人称为“生命气息”。关于生命气息的概念，《奥义书》里也很乱，歧义百出，有的说生命气息是粮食，有的说是空气，有的说是大梵，是各种神灵。但总的来说，生命气息有两种意思：
　　1、指肉体内的“内自我”、“神我”。有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灵魂。由于“神我”是人的神性部分，所以也可以直接引申为大梵、“彼”、因陀罗等，例如，《考史多启奥义书》说：“生命气息者，大梵也。”梵即梵天，是印度古代最伟大的神灵。同书又引因陀罗语说：“彼曰：我为生命气息，为般若自我。汝其敬我为寿命，为永生。”因陀罗的神位也很高，它是印度的心神，专门管理人类的思维、意识等活动。
　　此类生命气息属于人类生命的本质，它决定着生命的存在与否。《泰迪黎邪奥义书》曰：“气是群有之性命，故气称为一切寿。”《伊莎奥义书》曰：“气息兮，永生之命；躯体兮，飞灰是竟。”
　　2、指人体内真气。《甘露滴奥义书》、《瑜伽顶奥义书》、《瑜伽真性奥义书》、《商枳略奥义书》等，是印度瑜伽气功的修炼经典，主要修炼的就是人体内的真气，书中详细讨论的十几种气，都是人体内的自有之气，《大林间奥义书》有一句精确的论述：“生命之气息，即诸体之真元”。
　　最常见的是，印度人将人体之气共分为五种：平气、上气、下气、充周气、元气。这五种气分属不同的部位，而且有不同的颜色：平气在脐处，乳白辉晶莹；上气在心头，红似末尼珠；下气在，光如甲虫赤；充周气满全身，其焰似光明；元气喉处沏，色如蛋黄白。五气的划分与中医也十分相似，中医将气也主要分为五种：阴气（下气）、阳气（上气）、卫气（平气？）、营气（充周气？）、元气（真气）等。
　　印度又将人按气的存在划分为三级：《大林间奥义书》曰：“此即三界：语为此（下）界，意为空界，气为彼（上）界”下界的语可以理解为肉体，空界的意可以理解为人类的意识，上界的“彼”就是气了。印度还有一种划分方法，本质上也与气有关：外自我（肉体），内自我（意识），超上自我（气、灵魂、神我）。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是，印度《奥义书》中有关气的论述与中医《黄帝内经》有关气的论述有何关系，但它们确实存在相似性，这一点千真万确，例如，《唱赞奥义书》曰：“其至精分化为气息。”这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归精，精食气……气伤精，精化为气……”极其相似。
　　奇怪的是，这部书中也记载了经络，而且人体经络有14条。据《商枳略奥义书》记载，人体共有十四条大的经脉，它们的名称分别是：
　　（1）伊脉（太阴脉）；（2）频迦罗（太阳脉）；（3）苏寿门那；
　　（4）萨罗斯洼底；（5）皤喽昵；（6）普沙；（7）贺悉底吉洼；
　　（8）耶舍斯宾昵；（9）毗湿缚陀利；（10）矩怙；（11）商庆；
　　（12）波耶斯宾昵；（13）阿蓝薄萨；（14）乾闼利。
　　当然，限于资料的关系，我们不知道这14条脉与中国经络的走向是否一致，但印度的脉学与中国的经络学很相似，这也是事实。比如，从大的方面，它将脉分为两种，《弥勒奥义书》说“一脉分为二，二者遂离析。”中国也将脉大体上分为两种，即阴阳，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为三阴三阳。
　　印度每一条大的气脉又可分为若干条小分支，印度人常喜欢玩数字游戏，比如，佛教的时间算法就十分惊人，气脉的算法也是如此，所有小气脉细细加起来可以多得惊人，如《六问奥义书》曰：“心中则性灵居焉。是处有百又一脉，脉分百支，支分七万二千小支，周气流于其间。”如此算来，人身大小气脉可达上百万。所有的气脉都发于心脏，《蒙查羯奥义书》曰：“如辐共车毂，诸脉心内敛。”
　　据其它《奥义书》记载，人体中最重要的脉有两条，一条名叫苏寿门那脉，此脉在印度备受关注。《瑜伽顶奥义书》记载此脉说：“在诀之后，循背脊骨而上，至头顶大梵窍而止。”大约就是起于尾骨至头顶的经脉，相当于中医奇经八脉中的督脉，《奇经八脉考·督脉》说：此脉起于肾下胞中，至于少腹，……并脊里上行……入系舌本，上至风府，会足太阳、阳维，同入脑中。循脑户、强间、后颈、上巅。
　　另一条重要的气脉名叫喜多，《大林间奥义书》记载此脉说：“其隐蔽，则此心内之网脉，其所游行之道，则此心腔上达之一脉也。如一发析为千分，此名‘喜多’之脉者，亦复如是，皆安立于内心也。”、“则有所谓‘喜多’脉者，以七万二千脉管发于心而络于心囊者也。”看来此脉发于心脏，走于前胸，联结心包而上达于面部。此脉在印度也大受重视，《羯陀奥义书》曰：“百又一心脉（喜多脉），唯一通头顶，上升达永生，余皆生死引。”人要想达到长生不死的境地，唯一可修的就是“心脉”。中医里没有这样一条脉，大约相当于任脉，任起于中极以下，循腹里贯心，上关元，至咽喉，也是行于胸前的一条脉。
　　实际上，我们怀疑“喜多”脉的读音就是从中医任脉和督脉的合音而来，因为这两条脉的走向与中医任、督二脉很相似。
　　从以上这个旁证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中医理论的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距今有3500多年。
　　第二、中医的起源很可能不局限于中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世界许多民族可能都有类似中医理论的传播，中医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属于全世界。
　　印度《奥义书》里的中医
　　贾宝玉在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时，高兴地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他感到很意外。而我们在研究中医理论形成时，也经常有“天上掉下个中医来”的感受。如果中医理论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即距今3500年，那么就会有以下疑问：
　　1、3500年前，中国有没有发明中医理论的社会基础？
　　2、3500年前，当时的人们从思维进化的水平上有没有这个能力？
　　3、为什么印度的古代文明中会有与中医相同的思想？
　　3500年以前，中国正处于商朝，当时的中国刚刚从陶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生产力落后就不用说了。当时的文化也很落后，目前还没有当时确切的社会文明记载。但中医的理论水平却高于当时的文化总体水平，比如中医的五运六气学说，就高于当时的天文学。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每天都在想如何填饱肚子，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经络这样的问题。因此，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看，当时不太可能发明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相当高深，至今我们都很难理解，那么当时的人是不是比我们更加聪明呢？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是划分人类文明史的唯一标准。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的曙光降临中华大地，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最早使用文字的民族之一。
　　那么，什么是甲骨文呢？学者们说甲骨文是象形文字，简单说甲骨文上的文字就是图画，比如说表示眼睛，就画一只大大的眼睛；表示人，就会画一个人形；表示小麦，就会画连根拔起的麦苗；表示车就会画上两个车轮，象征马车；表示看，就画一只立起来的眼睛；表示饿，就画一个人靠近了食器……等等。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学学甲骨文的辨认，挺好玩的。
　　为什么要使用象形文字呢？
　　如果我们给一个2岁的孩子一支笔、一张纸，他会用笔在纸上写些什么呢？一般说，他会在纸上画出许多只有他才明白的线条，这些线条偶尔也会组成一幅图画。因为2岁的孩子大脑不能接受抽象的东西，只能接受近于图画的东西。所以老师教刚入学的孩子时，总是用象形的比喻，比如说，他要孩子记住拼音“h”时，总会把这个符号形容成一把椅子。
　　所以文字反映人们的思维水平。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不但中国人的思维不发达，国外同期的历史文明水平也不发达，人类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比如说埃及、苏美尔、印度，都需要用图画的形式帮助人们思考。在人类的早期，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成系统的符号文字体系。目前公认的最早的文字是印度马享佐达摩遗址中的双头蛇印章上的文字，它也是某种无法解读的象形文字。
　　大家知道，世界文字除中国以外，随着人们的思维水平不断提高，经历了一个从象形到符号的过程，现在的大多数文字都发展成了符号或者拼音，比如英文就由26个基本符号组成拼音文字，日语中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也是符号类的拼音文字。象形甲骨文的使用，就反映当时人们的思维水平。他们的思维偏重于直观、象形，不可能接受过分抽象的符号。
　　而中医学从整体上看，它既不直观，也不象形。例如，中医并不是以解剖原型为基础的医学，它的腑脏、经络、气血都与解剖学对不上号，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有人就将中医的这一特点概括为“思维医学”，强调了高度抽象思维在中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我们让没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祖先，去发明一套完全脱离解剖原型的医学理论系统，是不是有点难为人呢？这就如同我们非要让孔子去发明相对论一样，这种作法是否有些霸道？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重新创造历史？
　　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在公元前800多年的古印度《奥义书》中，存在大量与中医相似的理论成分记载，这一现象使中医理论的形成问题更加复杂化，我们要从一个更大宽广的范围来理解中医的起源。
　　综合以上几方面的理由，我们认为，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中国人不可能发明如此高深的医学，当时的中国人既没有发明中医的社会基础，也没有发明中医的思维基础。
　　那么，是否可能印度人首先发明了中医，而传入中国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当时的印度同中国一样没有发明中医的基础，而且从记载中看，《奥义书》中的中医理论，十分破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还处于一个雏形阶段，它远不如《列子·汤问》中反映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实际操作的程度。另一方面，《奥义书》中的医学理论与中医只是相似，并非完全一至，这从印度后来的医疗实践可以证明。
　　那么，是否中国人发明了中医，而后又传到了印度呢？这种可能也不大。首先中国当时不可能发明中医；其次，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文化交流并不充分，中间隔着青藏高原。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印文化交流出现在公元元年前后，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第三，《奥义书》的成书时间要早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
　　既然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发明中医学，那么中医究竟是谁发明的呢？
　　第五节　《易经》对我们的启示
　　中医起源问题正像我们以上看到的，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至少目前在学术上，还没有任何一家的起源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起源研究的这种尴尬现状在警示着我们：传统起源研究的思路、方法不可取，我们没有必要再为它耗费几百年的时间。中医起源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其中并不排斥大胆的假设和天才的猜测。
　　好！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究竟面临哪些问题：
　　1、在历史上，完整中医的出现具有突然性，目前可考的证据就是《黄帝内经》成书前后的一些资料，春秋以前基本找不到任何明确的证据，包括文献、考古、绘画等。如果说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在合理想象的情况下再现，那么中医理论无论如何不可想象。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实呢？
　　2、在中医体系中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即中草药及治疗方法与理论严重脱节。一方面，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具有原始朴素的特征，让人怀疑它们是经验的累加；另一方面则是无比精深的理论，200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走出它划定的圈子。最直接的证据是，中医有医理学、病理学、治疗学、养生学，就是没有药理学，所有的医书都没有成系统的药理。而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也并没有重建药理学，直到今天依然是空白。
　　3、我们无法解释中医与解剖学的脱节现象。中国古代有十分发达的解剖学，而中医学整套理论却恰恰不是建立在解剖原型基础之上的，中医五脏虽然名称相同，但与实体解剖的五脏并非一回事。此外，藏象、经络、气血精液等，也统统不能在解剖学上得到证实。
　　4、关于《黄帝内经》的版本及成书形式问题。《内经》是个集纳本，本身并非原版，按道理，应该有许多版本同时存在，但除战国以外，我们在目录中看不到更早的医书，《周礼》等也未记录版本。那么《黄帝内经》的底本或祖本究竟在哪里？此外，《内经》是以问答形式写成的，目前多解释成一种习惯，那么如果《内经》的祖本就是问答的形式，又该怎么理解呢？
　　以上这些问题，看似互不统属，其实都与中医的起源有关联。一个合理的起源研究，它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系统、越合理，本身就是起源的某种证据。否则单纯地说起源于经验总结或起源于巫医，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入手呢？在没有其它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黄帝内经》本身入手。其中有一个事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关于《易经》的起源及文字特征问题。
　　《易经》不仅是占卜之书
　　现代人一般认为《易经》是部卜书，是古代巫师占卜的总结。其理由就是《易经》爻辞中有大量卜辞的特征。例如，《易经》满书都是吉、贞吉、中吉、终吉、元吉、凶、贞凶、终凶、咎、无咎、利、不利等等占卜性语言，这些词语都包含在它的爻辞中，例如：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坤卦六五：黄裳元吉。
　　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讼卦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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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里这些爻辞与甲骨卜辞很相似，例如：
　　庚辰卜，贞多鬼梦，不至钻。（《类篡》7448）
　　贞：亚多鬼梦亡疾四月。（《类篡》7450）
　　辛酉卜，旅贞，王其田干麦，往来无灾，在十月。（《珠》404）
　　已未卜，亘贞，逐豕获。（《前》3333）
　　庚辰卜，争贞，呼王族人。（《文》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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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爻辞与甲骨卜辞的对比中，学者们发现，《易经》在语句上与甲骨卜辞相同，都是判断句，在用词上也与甲骨卜辞相似，故而认定《易经》源于卜辞，它是甲骨卜辞的总结与抽象，甚至是理论化的卜辞。正是从这一点，《易经》对后世的命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学者们的以上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在河南安阳四盘磨探坑中发现大骨三块，内有一块卜骨，横刻三行小字，而且类似的符号也发现于一些陶片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将它看成是中国比甲骨文还要早的一种陶文。后来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三组八卦的标志，但它是数字的，类似后来的阴阳爻。
　　再比如说，北宋时期在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一件铜器，叫作中方鼎，铭文一共8行55字，在结尾处有两组数字符号“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李学勤先生作过专门研究，依《左传》、《国语》的占卜实例，最后判定，这两组数字实际就是《易经》当中的两个复卦，即《剥》和《比》。
　　以上发现证明，最早记载数字《易经》大约出现在新石器前期，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易经》与早期文字的出现在同一时代。这样一来，《易经》爻辞有卜辞的特点，毫不奇怪，根本不能作为《易经》是卜书的证据。
　　为什么呢？单就甲骨卜辞来看，中国文字发明的初期几乎都是这些文字，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为了记录卜辞而发明的，现存的5000多个不重复单字，哪一个都与卜辞有关。而且甲骨卜辞有一定的文字表达格式，包括语法、习惯用词、文风等，这是那时的流行文体，约定俗成。因此，当时不论写什么，即使写一封情书，它的语言、文法也必然会是卜辞式的：“爱你发狂，夜半田头。至，黄裳元吉。不至，贞凶。”
　　那么，如果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想将《易经》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别无选择，只能用当时的文字，甚至只能用当时的书写语言习惯，包括它的语法、结构、语气。而这些东西因当时为记载卜辞而发明，因此《易经》不能不带有很强的卜辞特点。它是借用了卜辞，而不能说是卜辞的总结。
　　《易经》有卜辞的特点，但又不是卜辞的总结，这一特征恰恰可以说明：《易经》是被记录下来的。记录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