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第2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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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广州光复以后，邹鲁逃亡南洋，居无定所。有人劝胡传儒还给邹鲁一部分款项，借资补偿其损失，胡传儒也只给了邹鲁8万元。
“出于政治目的的各种行贿收买和相应的贪污行为比比皆是，自北洋开始，经乔夫、黎元隆、胡传儒乃至地方军阀陆荣廷、唐继尧、程德全、程符、熊克武、刘存厚等大小军头，无不是带头为之。”何涛说。
至于乔夫、黎元隆为了稳定自己的总统地位，不仅要收买本派系的实权人物，还要试图收买一部分吴宸轩方面的人物。其中，前者的收买支出支付的次数最多，也很最复杂；后者的对xiang不乏当权的军政大员，不过通常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已。
与此同时，革命政府还注yi到需要收买新闻界、文化界人员的“采访”“通讯”“宣传”等行动费用，用以维持表面的光鲜亮丽。
在带头贪腐的同时，乔夫等人为了反贪腐也做了一系列的举措，应当说，在一段时期之内，这也起到了一些防止权力过分滥用的作用。但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本就如同隔靴搔痒，何况从总统的角度来说，也是实行不下去的。随着政府机构组建日趋完备，职权日益增加，官吏违法失职行为也日渐增多，开始危及南京政府的统治。
共和三年，乔夫曾经饬令林依然建立了法律院肃政厅，专司违法和失职官吏的举发。可惜的是，肃政厅仅存在于乔夫时期，且一心想要独揽大权的乔夫对肃政厅的裁判拥有最后决定权，无论是大总统特交查办还是肃政史自行提劾的，最后均需总统认可才能实施。到乔夫死后，继任的胡传儒假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专制，干cui“裁撤法律院所属之肃政厅”。
后来联合议会虽然不断光复国土，而且一战的战火没有蔓延到中国的土地上，国内政局也趋于平缓，在革命党和军阀统治地区，地方政府各级官吏遂得以利用其手中职权，弄权贪污。而更加急迫的是，随着统治的稳定，南方腐败成风，而吴宸轩治下的地区扩大很快，而干部缺乏，青干院和军队退伍培训军官军士不够多，旧官僚们多得以留任，结果是他们积习难改，不仅自己贪污受贿，对于派去掺沙子的青年干部和复转军人也极尽拉拢腐蚀之能事，在糖衣炮弹的攻击下，一波又一波的新干部也被拖入泥潭。
情调局和统调局的调查报告让吴宸轩也震惊于这些干部的腐蚀速度，不过深知反腐斗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吴宸轩还是慎重的没有采取大运动的方式去轰轰烈烈的掀起一场“几反几反”的运动。不过吴宸轩也并没有姑息这些腐败蠹虫，他打算用一种更为长期化制度化的斗争手段来应对这一困扰了这片土地的统治者们几千年的顽疾。
“纵观中国数千年来，无论哪朝哪代，为官者都会主dong或被dong受到传统旧道德的约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为官当政者，要清廉奉公。“临财毋苟得”、“一介不苟取”一位官员从入仕到退隐，若能两袖清风，死无巨财，一般都能赢得美名于世。但无论是道德约束，还是制度防范，贪腐官员依旧层出不穷，很多王朝最终堤防溃决，无官不贪，走向覆亡。”这是吴宸轩在济南青干院共和10年优秀干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的某段话，有心人已经感觉到了那山雨欲来的味道。“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党，政府官员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腐败现象并不是简单地靠道德，靠某种制度就能解决的。只有维护人民利益，接受人民监督，才能从根本上真正的遏制官员腐败。政府反腐依靠的是群众，对各级干部警之于国法党纪，明之以道德信仰。要让那些以谋私利已，升官发财目的钻入政府的人，终日惶惶，让那些清正有为的干部能担以大任。”
于是在吴宸轩的济南青干院双十二讲话不仅意味着反腐风暴的形成，还成立了一个在政府机构中特立独行的机关——肃贪院
第一任肃清贪污腐化调查院院长是于右任，于伯循原本就是革命党中极少数相对清廉的官员之一，如果在革命党中他也仅能自清而已，但是被吴宸轩从军事企业监察岗位上提拔起来的他，却获得了证明自己的机hui。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光是送到他案头等待侦办，涉及的贪腐官员人数达69500件之多，被起诉的就有34000多人，被送上法院的光是市长、县长之类的主官就有11268官员，其中被送去蹲大牢的9821人（还有部分情节轻微仅仅是剥夺官职），而能无罪官复原职的不过寥寥156人而已。这样的数字比例，即使是后世看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么大规模的罢黜官员，甚至直接锒铛入狱的情况历朝历代也很罕见。
总座既然要对贪污腐败零容忍，那么这个机构就相当于手持尚方宝剑。不过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官场更是如此，那些新旧官僚谁没有个同宗同乡同窗同年的关xi，稍微活动一下就能找到靠山了，不过在肃贪院面前这一切似乎都不太管用，据说连熊秉三受人之托想对一位湖南同乡兼同年的好友说个人情，都被于右任断然拒绝，甚至差点被移送情调局进行调查。老熊后来被总座叫去开导，不得不向于右任当面道歉，民间对于能把一国次辅的面子驳得体无完肤的于青天自然是赞誉有加，铁面无私于伯循的名气很快就会直追包拯海瑞了。
之后的居志俊案更是让这个新机构名声大噪。南京政府铁路部部长居志俊，能力相对一些庸官来说是比较强的，但他也陷入到了革命党官场的贪腐旋涡中。共和十一年初，有人向肃贪院书面反映居志俊涉贪，时间，地点，人证皆祥细列出，当时两路（京沪、津浦）负责人合送一笔巨款给居部长，名为特支费，居志俊收下了这笔钱但没有上报，也没有周知同事，而且钱已经花了一部份。于院长决心将此案办到底，毕竟是一位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于右任在动手前也谨慎的询问了吴宸轩的意见，得到的是“不光拍苍蝇，更要打老虎”的指示。
借着这半年时间把上万名一方父母官送进监狱和把居志俊等中央政府大佬拉下马的骄人战绩，肃贪院趁机打响了自己的招牌。“肃贪院全力维护中国国内的公平正义，安定繁荣，与全体国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澄清官吏，肃贪倡廉。”的肃贪院宣言让无数有志青年走进了肃贪院的培训学xiao，而这成批培养的肃贪新锐更是把肃贪的使命带到了全中国的角角落落里。
当官吏们把目光全部集中到肃贪院执法机构的时候，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肃贪院的杀手锏竟然是另外一个看似鸡肋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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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五节 众望所归吴青天（）
肃贪院的七大铁律随着这个独立的执法机构的一长串肃贪成果而被广大国民传诵，也成为一名肃贪院人员无论何时都恪守的专业守则：
1。坚守诚信和公平的原则
2。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权利
3。不惧不偏，大公无私执行职务。
4摆事实讲证据，绝不逾越法律。
5。不以权位谋私（无论公私接受200元以上的礼物需由行政长官批准等等。）
6。根据实际需要严守保密原则（包括同组同事从不私下互相讨论自己负责的案情，不与家人亲朋透漏任何在查案情，不透露任何在查案情给其他组的同事等等。尽全力保护举报人，必要时动武来保护举报人的安全。）
7。精益求精，为自己的行为及所作的指示承担责任。
正是这七条铁规让无数懵懂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脸刻板的肃贪战士，肃贪院里到处是那些二十岁上下穿着白色衬衫黑色马甲的文员，不过这些不论男女都一副打扮，一张扑克脸的家伙们才是官吏们最害怕的人。
他们不是飞鱼服绣春刀的锦衣缇骑，也不是请君入瓮的进奏院，但是任何贪官污吏最害怕的就是被肃贪院请去喝红茶，或者按照官方一点的说法叫“协助调查”。基本上协助来协助去把自己的乌纱帽就协助掉了，甚至搭上老命的也不稀奇。不过奇怪的是肃贪院送上法院的任何人都没有伤痕累累或者神情恍惚的情况，完全看不出被刑讯或者精神折磨的情况，据说他们都是在证据链面前哑口无言认罪服法的。当然也有的官油子自认为脸皮天下无双，进了肃贪院就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过他们最终都在证据和证言面前逼的走投无路，从而缴械投降。个别的死硬分子即使是到了法院面对无数证据和陪审团的集体厌恶也抵赖不已，试图蒙混过关，不过他们很快就长了个见识，那就是“零口供”定罪竟然也是可以合法入刑的。
后来的很多国家都效法中国的肃贪院，据说苏联最初的契卡也是仿照肃贪院建立的，不过大家更愿意相信他们是进奏院和厂卫加血滴子的集合体。不过英联邦和北欧一些国家确实效仿的深得精髓。
后世的公共管理学家们都把这个机构的独立性当作其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这种独立性，具体体现在四个独立上，即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和办案独立。首先肃贪院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其最高官员“肃贪院原则”由议会直接任命，任期与政府首脑一致，除非无法视事或者负有刑事责任才能被罢免；其次肃贪院本身有完全的人事权，内部职员采用聘用制，而并非公务员，也没有编制和级别；再次是行政经费和办案经费都是由议长批准后在政府预算中单列拨付，不受其他政府部门节制；最后就是肃贪院有国家元首和法律赋予的独立调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拘捕、审讯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或者申请军警支援的权利，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犯罪。
这四个独立性，使肃贪院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令反贪肃贪“一查到底”成为可能。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肃贪院是个非政治机构，也就是说任何加入党派或者担任宗教教职的人员都将不能继续在肃贪院工作，而宗教信仰也被限定在工作之外，如果因此影响工作则会被要求选择是放弃宗教信仰还是辞职。
这样一来。肃贪院成为一个专职的纠察机构，而且尽最大可能的不和政党宗教扯上关系，免得成为今后政党竞选的刀把子，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想通过宗教来渗透也变得困难重重。独立性带来的公正，让肃贪院成为公务员和老百姓能相信的机关，最少不会怀疑他们炮制冤假错案，这样一来，很多妄图依靠搅浑水来逃脱的贪官污吏只要被肃贪院圈定就几乎是被周围的人立即加以杯葛，想逃都没有地方收留。
吴宸轩早就知道仅靠法治不能遏制贪腐蔓延。譬如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吴宸轩的观点是，反**的改革只有在高层领导人持之以恒的推动下，才能克服利益集团的抵*制与官僚习性，但是真正能够让反**斗争的成果长期化固定化的还是整个社会对**“零容忍”的氛围，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所以肃贪院的成功，除上述独立、公正这两个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中国民族经济起飞的时期，知识分子、公务员、工人、甚至部分合作化经营的农场农民，这些新兴的中产阶层人数倍增、社会各方已对贪腐到了难以容忍的社会阶段。原来的官吏可以通过垄断信息来鱼肉乡里，但是现在知识普及、信息便利，什么政策法规都能从报纸和书籍上获得，最不济也可以通过新华党在当地党部的宣传室里咨询，而且还是免费的。自从肃贪院清理了大批县府的贪污分子之后，大家对于这些把持基层政权的官吏们更是警惕，稍有不对就有人向肃贪院提供线索，不仅能获得一笔小钱作为信息费，如果案子属实还有机会获得罚没对方家产的15％作为奖励。另外《反洗钱法》的颁布，老百姓和原来把银子放在地窖里的老官僚们没啥感觉，但是山西票号和外资银行就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肃贪院随时的账户调阅和封存，那些把票号和外资银行当成避难所的贪官们血本无归了，票号和外资银行的声誉自然也就一落千丈，很快就被四大银行和其他商会银行给兼并了。除了几家平遥票号和阎家的晋商银行早已经改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运作，并且和其他商业银行交叉持股之外，几乎全军覆没，也算是给封建社会的金融业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或许很多人以为肃贪院的高效廉洁，可以归因于“高薪*养廉”，不过知情者的爆料却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属实。因为肃贪院职员的薪水只比同期毕业的青干院的公务员高10％…20％左右。不过考虑到他们是雇员身份而且上升渠道非常狭窄，这点工资上的优势似乎并不足以形容为高薪*养廉。
更重要的是，相关资料表明，在没有任何法律和纪律要求的情况下，肃贪院职员中没有人投资金融或者有什么兼职外快，这在出身青干院又经常接触到金融信息的人群里，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于大院长对此的回答是，肃贪院人员在工作中经常要接触到与股价变化有关的信息，如某公司财务状况等，如果他们参与股票投资，其所拥有的这些信息可能会发生作用，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不公平的。
肃贪院这种近乎苛刻的“严于律己”和不知疲倦的高效工作，使其在最近一年的公众调查中，获得了超过99％的被调查者支持。
一开始就断言官员贪腐不可能靠一个衙门就制止的议员们不得不承认他们那得自千年官场经验的判断还是失准了。其实连徐菊人、熊秉三、孟洛川这三老也私下里找吴宸轩，劝他对于官吏还是要宽严相济，认为水至清则无鱼。连一向对贪腐非常厌恶的张南江、铁流、彼岸这新华党三巨头找也找老大商议，看看是否能把肃贪的责任让新华党党内的纪律机关分摊一下，不过都被吴宸轩给婉拒了。在后来的基地会议上，吴宸轩单独发言强调，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做到“逢贪必抓”。在他看来“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抓’则属那种肯定赔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零度容忍”。
肃贪当然不是孤立的行动，不过和教育部的义务教育计划，新华党的新中国新文化“双新”运动以及各地的议会体制、司法体制建设是同步推进的。承历朝历代对贪腐的立场总是非常分明，虽然不乏官吏皆贪得混乱时期，但是就算是王朝到了卖*官弻爵的末世，贪腐也不是一种能被拿到台面上显摆的行径。所以肃贪的大旗下，倒也没有多少人敢说这是反动的。
吴宸轩极为罕见的高调推动肃贪院和司法反腐，而且对于人民监督的作用也没有放下，信访通道不仅在司法有，而且在议会、政府、肃贪院都各自有各自的类似部门、加上青干院实习学生和情调局、统调局特工们的监督，在中国想要贪污不难，但是想要舒舒服服的贪污受贿还不被人举报查办，能收获巨万而不被肃贪院请去喝茶的，恐怕就是凤毛麟角了。
看着贪官纷纷落马这种喜大普奔的节目在各地频频上演，百姓们中间吴青天的名声可就是与日俱增，虽然有心人注意到吴宸轩虽然是新华党的党首，但却没有加入新华党，而且连新华党的书记也是张南江在担任，这可不是竞选下一任总统的样子。吴宸轩究竟要得到什么？这个不仅是日本、革命党、满清余孽这些敌对派系在冥思苦想，连同一阵营内的大佬们其实也在思考着。
虽然不知道老大的意图，但是对于吴宸轩的所作所为，就连人老成精的徐、熊、孟三老也往往是事到临头才有所理解，其他人更是只有不明觉厉的份了。
第三百六十六节 宗方推断寺内忧（）
“复辟？您能肯定吗？”
“是的，这是我们综合各方面情报之后能得出的最符合逻辑的结论。↖頂↖点↖小↖说，x。首相大人。”那位穿着西装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非常坦然的说道。
“唔，是这样啊”寺内正毅摸摸自己的光头，对于面前这位中年人他还是非常信任的，“宗方君，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能为帝国的利益做点什么呢？”
宗方小太郎微微一笑，打开自己的公*文包，递给寺内正毅首相一份报告。“首相大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帝国的选择将会非常重要，而这个决断只有您能做出。”
接过了报告的寺内并没有打开，他只是默默的把刚刚筛好的一杯清茶送到宗方面前，宗方一躬身，然后双手过顶接过茶盏，两人默默的品茗，再无话语。
宗方对中国的了解使他成为日本军方非常信任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寺内在日俄战争中就和他合作过，对于宗方的眼光和能力非常的信赖。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其实如果不是山东商会和国防军的逆势崛起，中国现在已经是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了，毕竟宗方再有眼光，也无法和掌控作弊基地、逆天改命的吴宸轩吴大官人相提并论。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