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第2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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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存十洋。”据当时的实业部长张謇估算，要维持南京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银一亿两。乔夫在致章太炎信中说：“（南京军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碚”。对于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就是筹钱，有了钱，政府才能正常运转，军饷才能充足，与吴宸轩叫板才有资格，北伐才有可能，共和才能固本。但是，国际上对这个刚成立的政府还并未充分信任，想拉“国际赞助”谈何容易！革命党领袖乔夫和黄克敌都曾在日本呆过，与日本商界政界多有联络，此时，很自然地想得到日本人的资助。而且，乔夫坚信，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文同种，同处亚洲，有过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同共苦难，可谓同病相怜、利害相关，崛起之后的日本会帮助中国革命。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不可能无条件地资助，乔夫就开出了“租让满洲”这一令日本人垂涎的交换条件。
其实在对日借款这个问题上，革命党还是划分了两派。以黄克敌为代表的一派提出，在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应该“一致御侮”，反对假借外力解决内政，要“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而以乔夫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是千载难逢之机遇，主动向日本示好示利，慷慨出卖国家主权。乔夫为了求得日本支持革命党反对吴宸轩，曾经打算“租让满洲”给日本，这事情在党内拿出来讨论也不是一次两次，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比起国防军南下收复湖南的时候，乔夫与日本方面秘密洽谈的《中日盟约》，这一次乔夫的卖国行为却发生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后不久。
共和三年元月上旬，黄克敌致电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要求日本援助南京临时政府。日本政界觉得这是一个借机与南京临时政府订立密约，侵吞满洲的好时机，便指使在中国的三井财阀中国事务专家森格办理此事，森恪立即为此奔走。2月3日，森格与乔夫在南京会谈，乔夫要求日方提供一千万借款，作为租借满洲的条件。会谈后，森格草拟了发回日本的电报，并经由乔夫和胡展堂修改。这封电报现在收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此次也一并移交给中国*政府。电文如下：中国财政穷乏，在年底（系指旧历）以前如无一千五百万元，即难以作战，而革命政府亦将陷于混乱。现因汉冶萍公司之五百万元借款业已成立，故又以招商局为担保，向我国邮船会社及英、德、美国等进交涉，拟再借款一千万元。此项借款，如在五日之内仍无实现之希望，则万事休矣；乔、黄即可能与六省缔结和议，将政权转让与吴。关于租借满洲，乔夫已表应允。日本为防止革命军瓦解，如能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借款之外再借与一千万元，则乔等与六省之和议即可中止，而乔夫或黄克敌即可赴日订立关于满洲之密约。如借款不能到手，则军队大有解散之虞。南京动摇，乔夫必遭变故。故我国如有决心断然实行满洲之事，即请在四日之内以电报示知，续借一千万元。如是，即可使其中止与吴宸轩之和议。
会谈的具体细节在这份电报中可窥一斑，乔夫的南京临时政府急需资金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当时革命党人想通过获得日本的支持与北方六省自治政府决一雌雄。事实上，乔夫回国之前，南北双方将和议与战备当成了首要任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乔夫当上临时大总统后，组织了六路军队北伐，他是想“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消除南北之异端，斩断他日内乱祸根，树立完全之共和政体”。但是苦于没有经费，北伐计划无从推进。这时，在北方六省的吴宸轩政权再次西征，把革命党预定的山西、陕西都给弄到手里了。双方的矛盾激化，乔夫再次想用战争解决问题，并于1月29日，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事宜。与森格的会谈，就是在这个情势下进行的。但是，乔夫这桩卖国生意没有做成。原因竟然是日本陆军部的反对。陆军部的人认为，在中日、日俄两次战争中，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理所当然地占有满洲，不需要用钱去“租”。没有经费，乔夫只能妥协，放弃了本来就是一场闹剧的北伐。其实革命党一直以来都未把东三省和蒙古地区视为中国领土，十八星旗的寓意就是关内十八省，明里是说汉人江山得以光复，满人退居关外。其实他们一直把日俄虎视眈眈的东三省视为鸡肋，不敢承担这块烫手的山芋。时不时的还打算用这块鸡肋换点实在的玩意，或许在他们心目里这根本就不叫卖国，要说卖也是卖的满洲人的国，不是大汉族的国。
乔夫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可以租让满洲给日本，并非空穴来风。不过问题是，如何年看待乔夫卖国未遂。这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待历史、历史人物的问题，是政史分离地看，还是政史合一地看，是因人而事地看，还是因事而人地看，是脸谱化地看，还是复杂化地看，不同的史观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过在全国上下同庆中国在家门口第一次获得一场战争的胜利的时候，当中国人面对曾经不可一世的小鬼子都可以俯视的时候，当神州百姓重新拾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时候，张南江把握时机，果断下手。凭借着这一手炒冷饭的功夫，居然炒出了一碗黯然**饭，成功的把革命党放在了民意民情的枪口下，翻旧账翻出了新花样，连多年宦海沉浮的徐菊人、熊秉三、孟洛川这三老也不得不佩服小诸葛的高妙手段。不过这么神奇的手段对付革命党这只半死不活的癞皮狗确实大材小用了。其实这还不过是张南江为他整个东升计划做的一个垫场演出而已，接下来的事情才是让后世的史学家都不得不惊叹这位首辅大臣的国士无双的布局。
第四百四十节 共和帝制或立宪（）
一个可敬的学者，应该首先是一个忠实于真相，然后才忠实于感情的人，这就是学术良知。如果首先被感情牵着鼻子，那么对于真相的追求就会被感情所左右，最后是为了感情的需要而歪曲事实，偏离真像。这才是对真相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历史人物负责，对后人负责。不过小诸葛张南江可不是个学者，甚至不是一个可敬的人，不过倒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政客。
其实乔夫确实一度曾经准备把满洲租让给日本，不过和满清的割让台湾并非一个意思。大体上是希望引入日本，在攫取东北利益的同时帮忙抵抗沙俄，顺带剿灭满清残余，在帮革命党赚救命钱的同时还能让日本把一个蛮荒之地开发成一块成熟的工业区域，到时候按照租期收房子白得一块东方鲁尔。不过日本可不是个草根租客，而乔夫想当个包租公也不容易，这肉包子分量再大也不能用来打狗啊。让吴宸轩来总结一下就是“小鬼子很黄很暴力，乔先生很傻很天真呐。”
熟知这段公案的革命党议会领袖廖立中是个谦谦君子，他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让国人多少有点难堪的历史真相，就是当时的革命党是基于这样一种态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乔夫鞠躬尽瘁的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
所以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否定乔夫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但是，对于乔夫的卖国未遂行为，仍然有大量的人表示了崇高的看法。基本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他的行为是高尚的、动机是积极的、目的是出自公心的，因此他的行为即便是卖国，也是高是尚的。这就是很令人费解的话，为了个人或是一部分人的目的而进行以国家利益为抵押的政治交易，理所当然地是卖国行为，如果不在道德上遭到谴责，至少也不应该被称赞为高尚吧。如果乔夫这样的行为都被称赞，那么，是不是袁世凯（当然这个世道让他也没捞着当卖国贼的机会）、李鸿章签订实实在在的卖国条约而变成民族英雄？这套道德相对论，缺点、污点都成了优点，说来说去，不就是“成王败寇”、“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翻版么？哪里是什么道德评价。不过这种道德相对论有种致命的弊端，就是经不起暴晒，如果摊到桌面上来给大家伙细细端详的话，就啥也不用说了，卖国就是卖国，再卖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也还是逃不掉芸芸众生的唾弃。
退一步讲，按孔子的说法“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乔夫错就错在“大德有亏”。其实，人是复杂的，有其多面性，尤其是那些在历史潮流之中搏击的历史人物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多角度多层面来评判。我们完全可以把乔夫的“大德有亏”及“小节出入”当成解读乔夫的一个角度和一个层面，没有必要仅仅为了忠实于感情而偏离真相。这样讲并非要抹黑乔夫，丑化乔夫，乔夫的功绩也不是他的污点所能遮盖的，平心而论，在困难多变的局势下，换其他人到那个位置上去，未必比乔夫做得更好。要想在世界上找一个全无私心、不会犯错的人也很难，这也是我们不必苛责前人的原因，才会多用同情的理和理解的同情去看历史人物。不过现在的张南江他们可不是给乔夫写传记，这会儿脏水都泼出去了，大戏也该开锣了。
“湖南常德一乡镇，一名革命党议员老爷因涉嫌残忍杀害婢女而被捕。经侦缉发现，该议员有虐待之恶习，经常收买贫苦逃荒人家的幼年女孩，收为婢女，伺机残害，现已在其家祠堂后院发现骸骨十七具之多，并有协助其残害少女之恶仆出首，供述起罪行，实是令人毛骨悚然。该议员在省谘议局会上疾呼反对帝制，解放生民，博得众人喝彩，却不知背后残害少女，禽兽不如。”
“四川绵阳某地共和党籍县长，巧立名目，摊派强收，中饱私囊之余仍不甘心。居然私设货栈，数度夜间指挥仆役盗取公私财物，侵占他人财产并冒称被盗抢骗取保险金，经抄检其家财过百万之巨，足足抵得其四百年之俸禄。据悉当年该位共和党先生号召乡里，共襄义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言共和乃是万世太平之基业。有记者访问乡老，得一谐语“大清万岁、共和万*税。”，乡民至今仍相信共和就是收税，说共和虽然不用给官老爷磕头了，不过这税也荏多，倒不如恢复磕头，或者能少交一点铜子。”
“山西议会发生武斗，会场上两派议员因观点各异，言语不合，继而推搡，乃至拳脚相加，最后椅子文件水瓶漫天飞舞，形如斗鸡，若非会议桌为花梨木制，重逾千斤，必然也被掀翻。前来维持秩序之警员亦有被殴伤者送医。据悉此次斗殴已经是山西议会本年第三次发生，有议员竟然带着国防军之钢盔参加议会，殊为可笑，复为叹息。”
“广东议会选举，舞弊贿选成风。据我报记者暗访，香山、东莞、佛山等地公开收买选票，均价一元两角，当街收买，银货两讫。见记者有意搭讪，收购者询问可有票源，并言汕头汕尾收购仅需要一元，韶关梅岭清远等地或者八角即可。因为急需，如果记者有选票，十张以上还可以加付给5角。记者后在投票站见监场警察、议会代表均在百米外饮酒作乐，当地会党人物坐镇，选票由学生仔统一画勾填写，投入票箱，路人皆习以为常。问之则曰，选举不就是出钱捐班嘛，不撒几万文怎么好当议员老爷呢？撒给大众比交给官府好得多啦。”
“安徽亳州议会一名议员借议员豁免权，经常当街斗殴，殴伤人命四条，伤者无算，人称议会武举人，有不忿着皆被当地警局以蔑视议员罪名收押，当地黔首干不仅不敢言，甚或不敢怒，已经到了不笑不敢上街的地步，乍入此地见百姓喜笑颜开，还以为清平世界哉，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云南楚雄一县长…。。”
“共和已历十五載，优于帝制乃是有目共睹。但今日观中国之共和民主，似有重大之缺憾，名为共和，实则分裂，一乡一县，皆为独立王国，乡民只知有扒皮之县令，不知有共和之县长。部分议员立身不谨，行为不端，依仗豁免，恶行昭彰。省市两级议会终日里你争我夺，如同鸡舍，动辄拳脚相加，另外贿选成风，当选之议员不识选区，选区之民众不知所推举之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并非奇谭。更有甚者，刺杀议员、恐吓代表、收买票权，强行通过其议案，何曾有半点民主作法？如此共和民主，笔者窃以为或与满清帝制之黑暗相去不远。部分地区民众生活之困苦，百姓求存之艰难，与光绪宣统年间几无差距。”
新华党和周边的小党派在张南江、邹容等人调遣下也对议会民主等观念大抹其黑，其实也不要可以抹黑，现在的共和民主制度放在百姓圈子里就比津巴布韦大使白不了多少。陈天华等人趁机发动新华党党员小组广泛开展民意调查，对是否需要设立一个超然机构监管政府和议会的所作所为进行民调。结果绝大多数的市民和乡民都认为该有个机构管管这些个嘴上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官吏和议员们。可是现在的司法体系虽然能监管贪官污吏，能对刑事犯罪有侦破的只能，不过这些机关毕竟也是由公务员组成的，他们的信度如何保障？很多人都表示不相信官僚阶层的自我约束。那么剩下来的只好是新设一个机构来监督监察这些政府和议会机关了。有人提出了元老院作为最高监察指导机关，不过很快就发现不过是一个参议会的常务委员会而已。如果没有代表性，就不能服众，如果代表性能被接受的话，那么就是个缩小版的议院，最多文明点不至于动椅子互拍而已。
就在这种时候，新华党的新文胆，才不到而立之年的邓先贤横空出世，发表了《论共和与民主的辩证关系》、《立宪民主与共和民主》、《鞋子论》等文章，一时间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邓先贤在《鞋子论》中提出的一句著名论断，“鞋子合不合脚，不是看这双鞋子是从哪家店里买的，而是自己的双脚认不认它。同理，共和国体是民主制度，君主立宪也是民主制度，既然共和国体未必适合我们国家，那么君主立宪就真的是洪水猛兽，连尝试的机会都是触犯天条的吗？这共和店里卖的鞋子就一定是合脚的，若是不合脚那便是脚的问题。君主立宪店里卖的鞋子则都是桎梏，连看一眼也都是罪过，宁可削足适履也不能尝试别家，这是哪家的道理？
第四百四十一节 君主立宪详考证（）
“孟德斯鸠将世界上的的政治体制划分为三种形式，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政体。并对这三种政体的特征进行的归纳与分析。孟德斯鸠对政体的描述，直到今天依然很有现实意义，中国两千年来的君主**大部分特征与根源都符合书中的描述。今天，我们利用书中描述的政治学原理结合中国的近代史来研究中国的君主立宪，依然可以得出很多有意思的启示。按照孟德斯鸠的理论，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法律、道德、信仰都有其历史传承，除非被外族所灭，不应该遽然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有数千年君主**政体传统的国家，而且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无论从哪个条件看，进行现代政治改革之初，选择君主立宪制应该更加顺理成章，是什么原因使共和国的朝野上下都对弃之如敝履？反观与中国几乎同时开展现代化改革运动的日本，民族单一，领土狭小，明治维新之前长期统治国家的是幕府将军，君主似乎对这个国家影响很小。但是为什么日本坚定地实行君主立宪，从而获得了极大成功？”
邓先贤在《立宪民主与共和民主》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其实这也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们都在反思的问题，虽然经历了满清皇族内阁的立宪闹剧，不过即使今天的副总统吴宸轩也曾经多次承认当时出洋考察立宪民主制度的时候，还是感受到这种制度的先进性的，从欧美一些君主立宪国家的政治实践中也学到了非常多有益经验，总体上而言虽然满清没有诚意去推动几乎必定会导致他们这样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消亡的立宪改革，但是并非君主立宪本身与中国水土不服。这一点在很多有海外经历的人那里也得到了证实，法国、美国等共和民主国家，其政治权利体系完全是建立在两党或者多党制衡的基础上的，所以始终处于动态平衡的状况，虽然民主得以伸张但是政权效率却严重下降。如果是欧美已经发展过百十年的发达国家还可以凭借经验来调解，那么想很多新兴的共和制国家就会陷入一种动荡的政治氛围中，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贯穿了政治生活的全部，每一个政治家所要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挑战，哪里还有心思去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规划。即使是天才政治家能有对国家和民族的高瞻远瞩，在动荡的政治格局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邓先贤的文章继续比较了中日之间的区别。“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自秦实现大一统后，很多人都认为中国从此处于君主**之下，但其实并非如此。事实上，秦汉时代，中国的国家体制依然有明显的贵族政治的痕迹。当时，皇帝是国家最高领袖，而实际政权则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一切事权，也在相府。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国家统一；当然，皇帝拥有帝国重大事项的最后决定权。然而，即便如此，宰相依然可以对君主实行相当程度的制约。即使到唐代，皇帝诏书不经宰相副署是不能生效的。这种情况在权力运作上和孟德斯鸠所论述的君主制已经有相当的类似。譬如，国家政策出现失误，君主可以不负责任，因为君主作为国家的元首是国家稳定的象征，如果更换，代价极高。但是由于宰相掌握行政权，宰相可以下台以示负责。到了明代“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可不是一句虚话，但是君权独大的局面已经越来越明显。因此到清末真正考虑君主立宪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行政权力从皇帝那里分离出来，这在围绕在皇权周围的人眼里不啻于在谋朝篡位。他们并不能理解，在新的时代，能够保护他们且造福国家的恰恰是放弃部分权力。君主必须尽量超然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