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第3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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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正在发生，而人类活动是主要的导因。中国主导的全球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4个成员正在就一项长期协定进行磋商，各国达成协议减少促使气候变化的气体排放，并帮助各国作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做法所产生的效应。这也是被德美等欧美势力诟病中国采取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阻碍欧美赶超中国经济的地方，在中国的强力干涉下，整个世界的环保体系建设非常迅速。比如很多非洲拉美国家对于矿产资源的开采就附带了环境保护条款，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对于采伐树木也都要去必须补种，更让欧美被动的是中国及共同体国家都对进口商品的环境保护有了强制标准，比如汽车排放就要达到中国的国标35、38标准，很多欧美汽车生产厂商的汽车排放不达标，无法获得中国及共同体国家的准入资格，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跟进策略，向中国看齐，导致欧美汽车厂商只能在本区域内和中国汽车争夺市场，而无法通过出口来获得规模优势。
太初四十年，中国在海外省新加坡主持召开了世界卫生组织年会发表了著名的《狮城宣言》，提出了健康的四大基石：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在欧美疯牛病肆虐之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予欧美很大的支持，并且领导督促各国政府防治疯牛病，避免其再度爆发。
当然，作为一个协调性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在发挥维护世界和平等诸多重要职能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联合国在协调各国利益的同时也在进行艰难的改革，主要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增加问题。
作为联合国总部的创建国和东道国，中国在联合国发展历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也一直试图在其中涂抹上更多的中国色彩。美国就因为战败而长期在联合国中居于非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直到太初五十年才与中国达成共识，获得了中国的批准，成为常任理事国。
经济问题就像是联合国肩膀上的枷锁，让它在行动和作出决议时捉襟见肘，这为一些国家利用经费问题大做文章提供了机会。一些大国也试图通过会费来要挟联合国。美国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不是常任理事国，但是美国承担着仅次于中德的第三大会费国，这也导致实力膨胀的美国的强烈不满，经常以拖欠会费为手段来干扰联合国的工作，当然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到中国的情况下，美国也不可能与中国真正的进行对抗，这些私底下的小手脚总是很快就被双方的妥协所解决。
战后初期，联合国的地位尊崇，很多决议都得到了落实，联合国在关于人类发展的问题上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但是随着欧美势力的复苏，很多地方势力的抬头，虽然后来也签署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的协定。但这些协定由于涉及成员国数量多，各方利益成分复杂，在执行方面有很大难度。致使许多协定执行不力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甚至成为了“空头支票”。
对于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庞大的国际间政府组织，到底谁应该对其运转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这已经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按照宪章，成员国有义务对联合国机构和员工进行监督，但这一效果显然并不十分理想。由于牵涉到人手和政治利益的原因，许多国家对于风平浪静的表面更加满意，而并不太想让这个国际权威组织处于尴尬之下，这就为可能产生的**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其实，很多时候联合国就成为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美国为首的北美势力和中国这个世界霸主的三国演义，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多少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所在，除了少数严守中立的小国，联合国基本上是这三方势力和阿盟、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等各方势力的角斗场。
此外，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费用，基本上也是由会员国分摊，但采用与正常预算不同的分摊比例。维和费用是在正常预算分摊办法的基础上筹集的。这种办法将会员国分成四组，a组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德、阿、意、东）组成，其中中国将承担比其他四国都多的份额，直到后来美国和法国入常，中国的承担比例才降至其他六个常任理事国之和的75％，b组由发达国家组成，c组由经济不发达国家组成，d组则由特别指定的经济最不发达国家组成。按规定，b组国家按照其正常预算分摊比例缴纳，c组国家按其正常预算分摊比例的20％缴纳，d组国家按正常预算的10％缴纳，而5个常任理事国除了按各自正常预算的比例缴纳外，还得承担余下的部分。
联合国下属机构很多都是依靠会员国政府自愿捐助开展活动的，其中最主要的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人口活动基金、儿童基金、难民署、工业发展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等。除政府捐助外，联合国发展署以及环境规划署等机构还从联合国正常预算中得到一小部分资金，作为它们的行政和管理开支。每年11月，联合国认捐会议都如期在青岛联合国总部举行。
中国除了在联合国里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外，还积极的组织了几个圈子，比如阿盟和东盟就是中国主导成立的两个紧密型的地区国家联盟。在建立联合国之前，中华民主帝国的领导层就对战后的国际形势有了清晰的预判，虽然欧美都是这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英国和红俄都不复存在，但是底蕴深厚的欧美国家一定会在战后率先复苏，压制他们的重建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毕竟中国已经膨胀的生产力需要一个持续快速增长的市场，而亚非拉国家的贫困现状显然不是一个现实的倾销市场。中国发起组织的旨在复兴欧洲特别是爱尔兰、威尔士、法国、西班牙0度经线地区经济的“玫瑰线计划”以及投资加拿大、美国西海岸和墨西哥等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经济的“邓先贤计划”都是为中国的富余资金和设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出口，同时也造就了两个以中国标准为核心的发达经济带，不论其政权如何变化，经济都将和中国经济捆绑在一起。
中华民主帝国虽然地跨整个南北极（从西伯利亚北端到南太平洋南端），东西也有上万公里（从哈萨克省到夏威夷海外省），共同体国家也遍布了中亚、南亚、海湾地区和东南亚，甚至包括了在战争结束前加入共同体的苏里南和巴拿马两个拉美成员国。实际算上大西洋和南非、马达加斯加等海外托管地，中国已经称得上是新日不落帝国了，不过这么庞大的领地与属国，直接管辖必将带来无数的冲突与麻烦，而且会在欧美势力的挑拨和暗中支持下发送内乱，成为消耗中国这个巨无霸的伤口。所以中国在二战结束前就在谋划成立一些地区联盟和组织来维护地区新秩序，而中国则在幕后通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手段控制与操纵这些组织的运作，从而让这些组织有了自己的免疫力和生命力。
阿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就是在阿拉伯联邦与伊朗共和国两个真神教不同教派的地区大国的基础上成立的国家联盟，吸收了中东地区几乎所有国家的加入，中国则在科威特海外省驻军，成为阿盟的定海神针。阿盟除了调处中东的内部矛盾之外，还担负着与土耳其这个深入西亚的欧洲强国对抗，并且制衡顿河平原上的新以色列国的任务。作为一个拥有3。4亿人口，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并且处于亚非欧十字路口的战略要地，掌控世界石油输出资源的67％的政治势力，阿盟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建立联合国的时候允许国家联盟作为一个主体参加安理会，但在联合国大会时这些国家还可以以各自国家主体参加），担负着中国铁杆盟友的角色。中国还主导成立了非洲国家联盟、拉美国家联盟（巴西、委内瑞拉和乌拉圭除外）。
东盟几乎都是中华共同体成员国（菲律宾是托管地除外），囊括了整个太平洋的大大小小国家对中国更是俯首帖耳，这样在安理会中中国就拥有了三票，几乎对德意形成了压倒优势，之后美国和法国的加入才算平衡了这种形势，但是也无力改变中国通过联盟来控制很多地区的局面。
第五百九十三节 战后掠影敌友篇（）
战后的太初四十七年、著名也是臭名昭著的日本民粹主义者、东京都知事石原省三，一直对美国为什么不对德国却对日本的大城市实行战略轰炸而耿耿于怀；更对美国驱逐、残害日本侨民的行径怨气冲天，但日本政府却不敢对同样曾经战略轰炸过日本的中国说半个不字。何者？二战之殷鉴不远，日本欺软怕硬之秉性难移之故也。二战后二十年过去，日本对中国的态度都可用一个词形容：恭顺。日本政治领导人，屡屡对美国、加拿大发表不当言论，发表对美国挑起战争（站在中国的角度上说）进行追究的言论；但公开攻击中国对日本曾经进行战略轰炸的一个也没有。
知日本者，中国也。中国自建国之初就收复了琉球，并且占据了种子岛等日本岛屿，此后就一直“骑”在日本身上，至今如此。同为轴心国成员，意大利早已成为常任理事国，并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日本依旧没有恢复正常国家的地位（作为中国属国），处处惟中国马首是瞻，时时看湖山居（中国皇帝的别院，经常用来在此接见属国觐见）的脸色行事。在中国面前，今天的日本点头哈腰的角度与其前辈在春帆楼上鞠躬的角度，几无二致——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形象，六十年后，依然清晰如昨。中国人心里非常清楚，日本人这样对中国言听计从毕恭毕敬是为什么。所以，不管中国人多么郑重其事地表示支持日本成为非常任理事国，同意其军事和政治松绑——等等，都不会让日本真正从自己的胯下站起来。
新加坡裔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说，对于日本未来的演变，中国是有红线的：一是不许日本入常与自己政治上平起平坐，二是不许日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反飞弹防御手段，否则日本将不再把中国放在眼里。中国笑眯眯地显示着“菩萨心肠”，但“霹雳”之手同时也揣在口袋里，随时准备敲打日本一下。
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关于战争的指导，现在有时也引申为基本国策。菩萨心肠也好，霹雳手段也罢，不能一概地说谁优谁劣，一切以时间、地点、对象为转移。历史上的中国汉朝和亲的故事史不绝书，但汉朝也留下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雄心霸气。在纷繁复杂的国际交往中，一味地“霹雳手段”不一定好，但在弱肉强食依然大行其道的世界上，仅仅有“菩萨心肠”肯定行不通。从这一点说，二战以前中国对日战略，大有可检讨之处，而苏联（俄）的霹雳手段，以及曾经历史上抗日战争中中国先刚后柔刚主柔辅的对日战略，特别是当时中国对日本研究细致入微对症下药的做法，颇多借鉴。中国人爱讲谋略，但没有胆勇做后盾，任何谋略都不过是枉费心机。
尊严只能靠强大来捍卫，这个强大不仅指实力本身，还包括展现实力的决心和勇气。有别于上一个历史位面蒋大头等旧中国对日本的软弱，中华民主帝国在吴宸轩的一贯主张下，对周边不友好的国家不吝使用强硬手段，树立了一个有威严的黑面大佬的形象，这也是中国成立中华共同体的时候，原本的我大清属国纷纷顿首归来，连原本毫无关系的克什米尔、拉贾特、孟加拉等邦国都纷纷入同的原因之一，毕竟这位老大看起来真靠得住啊。
英国战略家富勒说：“除非历史能教给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否则军事史只是一部人类的血腥浪漫史。”在今天某些美国右翼分子嚣张之至，南美一些白人至上主义者也摇旗呐喊的时候，回顾二战那一段历史往事，及此前旧中国和新中华民主帝国的战略决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负正效益，不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按照很多殖民主义者过去的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华民主帝国是十足的傻瓜，舍近求远，放着印度半岛这块肥肉，偏要找那些费劲的事去做。或许还有人会认为，印度土邦大多数本来也是中国的小兄弟和傀儡，对于中国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印度各邦人应该饱受中国人欺负才对呀。那你随便找一个印度人问问，哪个中国人曾经奴役过你，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和外交哪一点上面吃了大亏了的？包括属国在内，中国人奴役过任何一个属国的人吗（每年上千万到中国打工的菲律宾佣人不算的话）？国与国之间为了商业利益难免会产生冲突，那是商人之间的事情，就像是日本进口中国牛肉和农产品问题，估计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也会有，最终人们是可以通过谈判和协商来解决的。没听说美国因为贸易上的问题拿着轰炸机来威胁别人的，也没听说某个国家是因为没有战略空军而在商业谈判上面失利的。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但是在商业上面有时候也会钻到欧美商人设的圈套当中，从来没听说中国拿原*子弹吓唬人家一下就把局面给扳回来的。况且，即便是拿原*子弹来威胁成功了，贸易上损失的是钱，生产原*子弹本身也要钱，或许发展武器的成本要更高一些。中国在世界上维持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手段其实并不是一味依靠武力，而更多的是通过经济手段。
“因此，其实在印度各邦国有很多的概念都是被政府误导的。真正坏的印度人才是真正拥护独裁政府的呢。因为这样他们只要是搞定（或者是耍弄）独裁政府就足够了，这样只需要对付一头，由这个独裁政府再去奴役本国的人民，岂不是更加方便了。就拿我们的产业政策和外汇政策来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印度人这些年来给中国充当了廉价劳动力，中国人没有打进印度来奴役印度人民，而是印度自己人奴役我们自己人。每一个外贸公司一对一地和中国人贸易谈判都是当仁不让，没有让中国人占便宜，这并不是我们手里有什么战略轰炸机，而是自由贸易中中国人不能强迫任何人做生意。但到了国家宏观层面呢，我们在国家的大帐上面吃了亏，我们表面是看是中国人欺负印度的出口企业，实际上是愚蠢的政府帮助中国人压榨印度的工人。做生意的谁不想多赚钱，谁让我们的政府不能好好保护我们的呢？如果我们能够自己保护好自己，要你政府干什么。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政府的智慧，没有智慧空有武力你又不敢用，等于白花那么多的钱发展国家武装。再看看周边的其他国家，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缅甸抢占印度的海岛，中华共同体的北方各邦占领我们的边界。还说印度的武装力量能吓唬数千公里以外中国呢，就连百公里以外的邻国都吓不着，如果能吓到别人，那为什么还不作为？不知道印度各大邦国还有什么可以为了拥有一些中国淘汰了的轰炸机而洋洋得意的。
因此，我认为现代的战争只和理念有关系，和掠夺资源没有关系。比如中国人打伊拉克的世俗政权（德国暗中扶持的反中政府），并没有免费地把那里的原油拉到印度来，如果这样印度的油价至少要降一降了，可惜这些年反而升高了许多。即便是中国打仗是为了资源，那印度有什么可以抢的？除了人多还剩下什么资源？人还要抢吗？看看*中国大使馆排的长龙，几百块钱的签证费两、三分钟就给废了，然后再交几百块钱再接再厉。要是我，哪个国家给我拒了，保证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
要想强国不是把别人弄死了，自己就自动强了，印度的发展需要的是合作，使大家共同强大。中国人的所谓亡我之心是针对政府而不是针对民众的。中国人向全世界推广的是一个自由交换的理念，尽管中国人处处为自己着想，为了自己利益这样很正常，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做才对，这需要的是智慧，而不是中国人的施舍。如果说中国人推广民主，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是为了削弱印度的实力，实在是找不出来理论的依据。如果我们说**的举国体制可以凝聚我们国家的力量，这话倒是不假，但里面有一个假定大家忽视了。那就是举国的行为一定要是正确的，如果是错误的，那情形会更糟糕。在海德拉巴共和国这种**的体制下我们怎么去论证正确性呢？其实强化自己比坑害别人更重要，提高自己的智慧才是防止别人欺负自己的利器。而让有智慧的人和有思想的人进入中国的决策层才是根本，实现这一点，唯有实行民主。”
这是印度《光辉报》的一篇社论，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战后国际社会里扮演的角色，虽然不太伟光正，但是却无疑确立了一个能让所有国家不敢挑战的新秩序，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也是比较合乎自己根本利益的秩序。
第五百九十四节 战后掠影经济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从太初三十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太初三十年至太初五十年，中华民主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5％的速度增长。虽然在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赶上了中华民主帝国（法国为5。7％、德国为5。1％、日本为4。2％、意大利为2。8％），但是战后中华民主帝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仍占有优势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中华民主帝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
中华民主帝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战后中华民主帝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表现在采取工业国有化的形式，而是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其主要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虽然中华民主帝国没有在战后实行工业国有化，其经济体制仍保持着较为典型的资本私有制，但是，中华民主帝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国家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