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和平崛起-第3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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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情况恰恰与美国相反，中国市场上的货币流向了美国，美国的商品流入了中国市场，由于市场上货币减少商品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下降，中国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能购买更多商品。再加上流向美国的中元又通过美国购买中国国债的方式回流到了中国财政部（二战战争债务的规定以及王宝和体系的要求），中国财政部可以用美国的这些钱来增加公共品的供给，能够进一步起到降低物价的作用，提高中国老百姓货币的购买力。
如果是站在中美两国老百姓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国家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将更加清楚，美国老百姓生产的商品，被中国老百姓用中元买走了，中元被美国政府拿走了；中国老百姓得到了商品，美国政府得到了中元，而美国老百姓唯一得到的，就是手里现有货币的贬值。
结果就是，中国给欧美印发中元纸币，欧美国家给老百姓印发本国纸币；中国用这些纸币为中国老百姓换来了所需要的各种商品，欧美则相反，用这些纸币从欧美老百姓手里换走了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而形成这个财富魔方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货币增发和商品增加之间的分离：新增加的商品流向了中国及中华共同体等东方国家，新增发的货币却留在了欧美市场上，不断稀释着老百姓手里货币的购买力。
这就是中国高工资低物价，而欧美很多国家低工资高物价的秘密的原因，即也是中国印钱却不会通货膨胀，而欧美花费大力气制造产品却换回来通货膨胀的秘密。中国掌握着货币的主导权，让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围绕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运作，只要在新经济秩序里运行的经济体无一例外的都成为“中元的奴隶”。
第五百九十八节 战后掠影法制篇（）
对于中国的法制环境，很多国家来访的人们都有自己的感触，或许通过一篇来自法国的汉学研修学者在中国的一篇随笔更能让我们直观的感受到在外国人眼里的中国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法制环境里。
“在中国的外国人所感受的法治环境，首先就是公民自觉守法的意识很普遍，这种意识在日常生活中折射表现为一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公共秩序，这一点对所接触到的许多人或事都感受很深。
在中国国负责安排我们参观学习事务的是山东韩非法学院的赵茜女士，在这个期间无论我们听课还是参观她都伴随我们，绝不会晚来早退或中途离开。由于我们是这个项目的第四批人员，所以对她而言也许已经意味着第四次重复伴听相同的内容，况且她在本国大学学的就是法律学业。尽管这样，她始终和我们一样每天从早上九点坐到下午五点。而且进行讲授的人员也不例外，基本都是早到晚走。偶然有一天在下午四点半时讲授的内容结束了，讲课的人征求坐在一旁的赵茜女士的意见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她毫不客气地说，不行。她要求剩下的时间用来进行讨论。后来即使有一点时间就是授课的人不问我们有没有问题，我们也会积极提问的，感觉似乎大学四年也没有讨论过那么多问题。
我们在青州的临淄公园碰巧遇见了一次动物保护者的游行，整个游行队伍从毗邻青州市议会的一条路走入临淄公园。参加游行的既有年轻人，也有老人小孩，他们举着标语牌。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许多人不断发出“咩咩”的声音，后来才知道因为此次游行在休息日举行，依照法律不准呼口号，所以他们就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这天是一个周六的上午，青州市的市民大多都在家里，临淄公园也算市区一隅，除了我们这几个老外和几个警察之外，没有别的人观看这支颇为庞大的游行队伍，但是这支队伍按照警局指定的路线、时间和其他要求，源源不断地走进了临淄公园
我们同行的一位成员曾经向一位中国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很多领域是不制定成文法，那么又怎么用法律来预先规范人们的行为？当然事实上中国也是有很多成文法的，但就普通法系的一般特点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见地的问题。也由此启发我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即在中国乃至中华共同体，公民的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对人们的行为起到了普遍的规范作用，成为法治意识观念的基础。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代理是中华共同体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正是这个制度激活了中华国家圈的抗辩式庭审，律师的参与使原、被告双方在诉讼格局上力量大致均衡，法官才有条件实现居中裁判。而在大陆法系律师是为被告提供帮助的人，也是法律的捍卫者，负有揭露事实真相的义务，有利于法官从不同角度查清事实真相。两**系的强制代理制度都切实促进了公平公正，提高了诉讼效率。我们在中国参观的庭审中，无论案件大小一律都有律师出庭。强制代理制度与法律援助有紧密联系。在中国按个人收入水平划定了法律援助的对象，对达不到一定收入水平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由国家予以保障，从而保证了强制代理制度的落实。
在中国我们还听了一次关于涉及公民民事权利方面的法律援助标准化服务的介绍，即社区法律服务，其特点是将来自于政府、个人、慈善机构等方面的资金组合在一起，提供一种共同确定的服务目标和服务标准，有三个层次上的服务标准：信息服务标准，一般服务（如提供咨询服务）标准和专业服务标准，计划到太初四十七年（中国人固执的使用这种他们的君主制定的纪年方式而不用公元纪年，让很多外国人都很头疼）为止在每一个地方政府范围内建立一个社区法律服务组织。
他们有这样一个认识，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有得到法律援助的权利或不知道如何得到这种援助，那么这种权利就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提供这种便利有效的服务，他们有自己的网页、电话服务热线、服务机构和服务范围的目录等等。临别时，他们还赠给了我们这个机构的标志性徽章。
在中国无论是基层法院还是高等法院，只要来访者通过了安全检查之后，就可以进入。只是在巴基斯坦宪法法院，由于该国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法院的警卫对进出人员的身份也要核实。我们这一行中还有的人对中国及共同体国家执行法院民事判决的情况有兴趣，从他们的介绍中了解到在中国及共同体执行法院判决不存在执行难问题。初步了解之后，中欧情况两相比较，我感到是否有一个完备的法制体系十分重要。“完备”决不简单地是一个大或多的概念，而要强调应有的功能作用和相辅相成的法律制度。譬如法院判决就要即时起到息纷止争的功能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在注重保证诉讼程序和实体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严格限制再审的做法是十分值得借鉴的。他们的理念认为在已经构建了一个公平的审判程序的前提下，除了极其特殊的情况，被告人得到的应该是一个公正的判决，所以应当严格限制启动再审。
在执行民事判决方面，中国及共同体国家则在更广泛的范围体现了其制度的完备性，执行人员很容易在银行或其他社会管理部门了解被执行人的财务状况，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就会及时受到法律的追究，在中国执法是十分严格的。我们在中国观看的一次庭审就是因为商场将一种在婆罗洲海岸生长的鱼冒充为中途岛附近海域生长的同名的鱼出售而被检察机关以欺诈的罪名起诉了商场老板。据说这个老板已经第三次因为这个罪名被起诉，而他将因此失去继续经营的资格。
感受中华民主帝国的法治环境我感到，公民普遍具有的法制观念、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公平严格切实有效的执法是良好法律秩序的重要基石，而这种良好的法律秩序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的法制更加重视的是每一个违法行为的纠正而不是满足观众对于所谓罪大恶极罪犯进行严酷刑罚的兴奋点。即使在我们看来算不上重大的错误也可能导致违法行为，比如一个没有按照禁止停车标线而违法停车的行为可能带来的是一个50中元的罚单并被计入个人信用记录或者50小时的社区义工并不会计入个人信用记录。
这也是让很多外国人困惑的地方，因为50小时的义工似乎并不是一个太严苛的惩罚，但是却可以避免信用记录的污点。实际上中国对于个人信用等级的评定并不是一种纯洁度的评价，适当存在的这种不良记录并不影响个人的工作生活，相反很多需要一些创新意识的行业对于纯洁的白雪公主并不欢迎。
但是在中国如果存在一些违反职业道德或者他们口中的社会公德的行为被记入了信用记录，那就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几乎不可能从事一切商业和公务工作。任何企业和个人都不太可能和一个具有这样污点的人合作（或者雇佣）。像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那个商场老板，他除了担任一些不需要监督就能检验成果的清洁义工或者利用他合法拥有的土地从事一些农业生产之外，他不可能从银行得到一分钱贷款，也不可能注册任何企业或者考取任何资质*证书或者被什么企业雇佣，他将不能乘坐飞机或者高速列车，不能出国或者在旅行社报名参加旅行团，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和养老金，不能出版或者参加任何有报酬的演艺节目，甚至不能在公共场所乞讨，否则等待他的将是藐视法律的罪名，他有可能被海上监狱监禁数年甚至被流放到沙漠的死亡监狱里服刑。
中国法律对于享受到因罪犯的犯罪行为而得到的非法利益的相关人员的追究也非常严苛，这就是我们经常在欧洲和美国的节目与报刊上诟病中国的株连性刑罚。但是在中国和东方世界里他们很轻易的就能接受这种看似殃及无辜的法律精神，用中国百姓的一句话解释就是，既然同富贵就要同患难，也就是不管主动被动，知情与否，只要在犯罪行为中得利都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当然这方面中国近些年也有所改进，或者叫进步，他们允许在退赔所有得利的情况下，并非犯罪行为实施人的罪犯亲属可以通过宣布断绝与罪犯的亲属关系来避免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是这方面的法律要求严酷的不近人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已经宣布断绝亲属关系的人去探视服刑的罪犯，甚至在罪犯死亡的情况下甚至都不能以亲属名义收殓，否则就会被以欺骗法庭来追究责任。
既宽松又严苛，既条理又琐碎，温情理性又不近人情，或许只有深入的体会东方世界的哲学和民情才能很好的理解中华文化圈的法制真谛。”
第五百九十九节 传奇时代百姓观（）
太初五十年，中国已经在战后确立了世界领袖的地位，任何国家对于中华民主帝国都需要仰视，那么在这个天朝上国里生存的百姓究竟生活的如何呢？如果按照收入的高低，中国民众的收入大致分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个人年收入1…3万中元以下属于贫困或低收入人口；
中国全职工作人员年收入在1万中元以下的人总计有435万人，占全职工作人员的1。5％。中国个人年收入在1万至2万中元以下的人有2397万，占全职工作人员的8。5％。个人年收入在2万至3万中元以下的人有4672万，占全职工作人员的15。8％。
第二：收入在3…5万中元的中位收入群体
年收入3万至5万中元以下是中国人最常见的收入水平，这个收入段的全职工作人员人数有8876万人，占全职工作人数的31％。其中年收入3万至4万中元以下的人有4733万人，占全职工作人数的16。9％。年收入4万至5万中元以下的人有4143万人，占全职工作人数的14。1％。
第三：年收入5…8万的中产阶级
个人年收入5万中元以上，是中国进入中产阶级的一个门槛，如果夫妻都有类似水平的工作，家庭收入到10万以上，那就是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家庭了。在太初五十年，中国年收入5万中元以上的个人占全职工作人员的43％。
第四：年收入8万以上的富裕阶层
年收入8万至10万中元以下的人在中国可谓是中上收入水平，这个收入段的全职工作人员人数有626万人，占中国全职工作人数的6。7％。而年收入10万中元以上的人自然是中国高收入的个人，这个收入段的全职工作人员人数有3101万人，占中国全职工作人数的11。5％。
从以上统计分析来看，收入在3…8万中元中等收入的群体占到了全职工作人数总数的近四分之三，而低收入和高收入阶层都只有一成多一点。这样整个社会的收入呈橄榄型分配，是社会学家公认的比较理想的社会分配模式。
以上都是一些宏观统计数据，下面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社会一些典型岗位的真实收入情况，可以更具体直观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真实收入状况。为了保护个人**，不列出这些受访者的真实姓名。
中国高校在读博士生a：来自西北著名高校，目前是中国某理工大学博士三年级学生，年收入2。2万中元，主要是奖学金，学校免去大部分学费，但每年还是需要交纳3000…4000中元。最后收入18000…19000中元。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在中国的二线城市以上稳定下来，估计可以在工作三到五年后达到每年5…7万中元的收入水平，这也是很多一般老百姓家庭的孩子成为中产阶级上层的最为稳定的途径。
某物理实验室负责清洁工b：来自日本熊本的移民，年收入2。6万中元，有医疗保险和带薪假期等基本福利。十年前通过劳务派遣到中国工作，因为日本工人在细致性方面让中国雇主放心，所以很多劳务机构都会优先选择从日本引进劳务工，工作五年后可以通过移民考试竞争每年的共同体移民名额，而b作为日本高校的毕业生比起东南亚的很多高中学历的劳工还是很有优势的。他的收入虽然在中国还没有摆脱贫困线，但是比起在本国很多大学教授的收入都要高一些（日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年薪基准折合中元不过2。3万左右），而中国稳定的治安、先进的教育、充分的医疗和充满包容并蓄*精神的人文环境都是很多移民所向往的。
中国逸仙大学教授（正教授）c：年收入约12万中元左右，但变化较大，主要是因为每年获得科研经费不一样。
安徽理工大学副教授d：年收入8…10万中元，收入也受科研经费多少的直接影响。
重庆大学医学院（国内排名中游的医学院）硕士毕业生e：去年生物医学硕士毕业，目前在一家青岛刚刚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上班，年薪4。6万中元，有基本福利待遇。
山东工业大学信息学院（国内电子信息专业第一位的院校，毫无疑问也是世界第一位）硕士毕业生g：太初四十五年毕业，计算机专业，进入皇家标准系的电子信息集团公司工作，第一年年薪即高达9万中元，还包括很优厚的福利待遇（商业医疗，附加养老保险等）
济南某大型连锁超市收银员h：湖南普通高校本科毕业，两年工龄，收入3。2万中元。据她说工龄长得员工的薪水可以达到4。0万中元（帝都济南的工资水平一直在全国排在前三位）。中国在城市化进程经过了十几年之后，一线、二线、三线直到五线城市的划分也越来越详细，山东与江浙地区几乎垄断了一线城市的“七星”（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温州、广州），而二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在年收入方面相差达到了25％以上，所以这中国的“七星”都成长为超过千万人的超级都市，其中济南因为帝都的原因，强制将一些商业机构分散到章丘和长清地区，才没有让城区人口超过2000万，而青岛和上海的市区都超过2500万人口，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城市。实际上在二十世纪末的几十年世界城市排名中中国几乎始终独占了前十名中的大多数（太初六十年世界十大都市综合排名是上海、青岛、济南、南京、杭州、柏林、纽约、温州、巴黎、广州）。
临沂某汽车维修店老板i：年收入10万以上，具体多少，他没有透露。他手下聘用的两名技工，年收入4。8万中元。实际上中国中产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创业的老板、而另外一部分则是高薪的皇家系或者大商会企业的雇员还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高技能的专家人才。但是自主创业的老板们却很难突破亿元门槛，成为亿万富翁，这和中国顶层家族掌握的中国金融以及风投机构有直接的关系，往往一个行业在创业之初就会被风投机构以资金入股，或者大商会的金融机构也会通过操作上市和股权交易来进一步收购这些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无论多么有生命力的企业在他的婴儿期也不可能对抗这些金融大鳄，实际上坚持不卖股份的创业者都会遭遇大商会的商业手段狙击，拥有大量专业人才和信息优势的财阀们完全可以通过同类竞争迅速击垮这些创业者，然后将他们培育的幼苗换一块大商会的牌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西餐馆服务员j：爱尔兰平面模特出身，以非同（非共同体国家）劳务工身份来华，在武定府某家西餐馆做服务员（端盘子），月收入可达2500中元，主要是小费收入。她可以通过婚姻入籍，否则每年不到十万人的非同归化名额她几乎毫无竞争力。
建筑工人k：国防军退役士官，主要工作是开一辆推土机，收入起伏很大，少则一年4。8万中元，如果工程多，可以高达8万中元，平均年薪5。8万中元。通过军队的技术培训掌握了机械维修驾驶技术，用退役安置金上了学（中等技术专业学校，施工设备驾驶资格的要求），还和两个战友集资购买了一台推土机，挂靠在某路桥公司，算是半自由职业者。中国国防军大裁军之后没有再次膨胀起来，相反还在陆陆续续的裁剪军队编制，但是中国的国民警卫队（一级预备役）却在扩张，甚至在海外派驻的很多部队都换上了这些不占军队编制的国民警卫队，有了驻地国承担绝大部分的军费，国民警卫队完全可以不去和国防军争夺紧张的军费，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