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征战岁月-第2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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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的大门即以开启，一切都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自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密切关注西安事变的**领导人，更是做了最积极的准备，把陕北的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准备会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同抗击三十万中央军。
而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即致电**中央，请**派出代表团，赶赴西安，共同研究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办法，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善于用势和谋势的**领导人，立即敏锐的看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使**由非法转为合法，由地下转到地上的最佳契机，可以公开的提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
由此而打出一切为了抗战，组成统一战线这面大旗，公开造势，争取民意，赢得人心，**和陕北红军，可以以正当的理由，走向前台，走进国民的视野。
以**的政治成熟度和政治战斗力，落下一粒种子，就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落下一片种子，就可以覆盖整座山川，历史的机遇，为被视为匪的**和**红军，有机会走到政治舞台，并且担任主角。
随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大西北的古老城市西安，临潼骊山脚下华清池畔，张杨的一声枪响，机遇的大门，为**轰然洞开，从此再也无法关闭，并最终得到了江山。
对于派代表团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组成联合阵线，**内部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如何处置被拘押的蒋委员长，**内部，却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停的意见。
一种意见，蒋系中华民国的实际领导人，***内部派系林立，一旦失去了蒋这个重量级人物，各个派系，必然会为争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权而骤起纷争。
内战一起，国家变得四分五裂，受损的只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只能是便宜了日本人，别的不说，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远在四川的刘湘，都有这个实力，连目前和我们相安无事，和平相处的平津的唐秋离，都有这种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可能。
若是远在南京的唐秋离，知道**内部高级干部之中，有这样看他的人，定会是满嘴酸涩，苦笑不已。
另一种意见是，把蒋交给人民公审，判处其死刑，十年内战，他老蒋杀了多少***员，杀了多少红军战士和他们的亲属，蒋某人的双手，沾满了***人的鲜血，在座的哪一位，不是和他有着血海深仇。
现在，机会来了，蒋介石落在和我们有着良好关系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手里，何况，蒋介石一死，***的势力，就会分崩离析，更有利于红军摆脱目前的局面。
而***和周恩来，却站在更高的角度和视野来考虑问题，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不说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队，而是充满亡我中华之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
蒋介石一死，***四分五裂，***和**红军，势必难以独力抵抗日本侵略军，中国只能陷入灭亡的地步，到时候，日本侵略者全力对付***和党的军队，红军只有最终覆亡的命运。
由衷的敬佩**第一代领导人，他们能放下个人和党派恩怨，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胸怀和智慧，的确当时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匹敌的。
**领导人***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女士，就是被蒋委员长的手下杀害的，用伟人后来的话说：“岂敢以个人恩怨，而损害国家与民族大义！”
十二月十七日，苏联***总***，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利弊，放蒋回南京，**复电，决定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内部关于放蒋和杀蒋的争论，戛然而止，形成统一意见，组成**代表团赴西安，有条件放蒋。
遂以时任**中央副主席、**红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率领叶剑英、秦邦宪三人组成**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有了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参加，且以各种能力均超绝的周恩来担纲此重任，西安事变，随即走上了快速解决的道路，并最终达成各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
（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八章 西安事变之结局
第三百七十八章 西安事变之结局
**三人代表团抵达西安后，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热烈欢迎，当晚，即在西安张学良公馆内，就如何处理西安事变，进行磋商。
这个时候的张杨，虽然因为唐秋离的努力，摆脱了与优势中央军交战的危险，但对于西安事变究竟如何处理，才是最稳妥的办法，心中并无定数。
此前，张学良曾经多次面见蒋委员长，重申八条主张，劝蒋答应，无奈，此时的蒋委员长，态度十分坚决，不肯就范，并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在被拘禁的情况之下，答应你的条件。”
杨虎城也曾经几次劝说蒋委员长，同样被拒绝，不过，对杨虎城的态度，要比对张学良的客气得多，显而易见，张杨二人在蒋委员长心目中的亲疏远近和地位，是不一样的。
事情就这样僵持在那，此时万万不可放蒋回南京，否则，前功尽弃，西安事变只能是以荒唐的情形收场，成为众人的笑柄。
更不能杀蒋，否则，张杨二人会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会处于极端不利的局面，杀不得、放不得；蒋委员长的态度又是顽固不化，张学良和杨虎城就像是捧一个烫手的山芋，一筹莫展。
**代表团的到来，不亚于给迷茫之中的张杨，带来了新的希望，而**成熟的政治主张，更是让张杨耳目一新，茅塞顿开。
**代表团有备而来，周恩来提出，可以释放蒋介石，但是，必须是有条件的释放，我们三方，可以拿出一个成型的协议，即囊括我们三方的政治主张，又能代表或者反应当下中国的民意，一切还都有利于团结各种爱国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周公这一番话，实际是给西安事变如何解决，提纲挈领的提出具体方向，随后，由**、东北军、十七路军派代表参加的协议起草小组，完全按照这个思路去草拟协议。
随后，协议草案，公开向全国发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民众的同情心，逐步趋向于张杨，吸纳了多方意见之后，形成了最终文本的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点协议。
现在，就剩下蒋委员长点头，西安事变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他也可以安然返回南京，继续做他的委员长和党主席。
周公不愧为善于造势，政治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杰出大师，一招既出，立即博得最广泛的同情和附和，此前张杨的八项政治主张，不过是一家之言，是做了捅破天大事的人，自己的态度罢了。
而经过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在张杨八项政治主张的基础上，反复修改的六项协议，囊括了各方面的意见，每种政治势力都有了亲自参与感，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
蒋委员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他身上，就等他一句话，周公的妙计一出，西安的张杨，立即由被动变为主动，而此时的蒋委员长，承载了民众的期待与厚望。
周公往见蒋委员长，昔日的黄埔军校同事，今日不共戴天的政敌，世事变化无常，造化弄人，昔日被亡命追杀，悬赏首级，今日却成为自己部下的座上宾，而自己却为阶下囚。
这种情形之下相见，相信蒋委员长和周公，都是有万般感慨吧，周公把六项协议和全国民众的反应，都一一说给蒋委员长，蒋默言不语。
不知此时的蒋委员长，作何感想，周公离去后，蒋委员长木坐许久，眼往古都斑斓的夜色，久久不语，其后，苍老与黯然之色愈甚。
此时蒋委员长内心真实活动，外人无从知晓，即便是他安然脱险后，也对那晚与周公见面的事情，只字不提，在他的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也是一笔带过，直至晚年漂居孤岛台湾，从未提及，随着其人作古，记忆也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在推出六项协议的同时，周公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就那些坚决主张杀蒋的内部势力之中，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周公的个人魅力，诚挚的态度，合情入理的分析，终于使这些人放弃了杀蒋的主张，回到有条件释放蒋的道路上来。
因为周公的努力，**和西安内部，主张杀蒋的声音，旋告消失，西安方面内部，最终取得一致意见，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公功不可没，居功至伟。
一代伟人的风采，吾等后辈，无缘一见，只能凭空遥想，化作纸上苍白无力、甚为肤浅之寥寥数语罢了。
端纳不辞劳苦的往来与西安和南京之间，多方斡旋，也因为**的参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天之后，***中常委西安事变决策委员会成员宋美龄、宋子文等，终于得以成行，乘坐飞机，由南京飞抵西安。
随机同行的有唐秋离等几位委员，出乎意料的是，军统局局长戴笠，竟然也作为赴西安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机抵达，要知道，张杨对这位军统局的戴老板，素无好感，甚至是厌恶至极，戴笠此去，与自投罗网无异，等同于把自己的脑袋，伸过去让张杨砍。
不知戴笠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众人均感不解，宋美龄倒是颇为感慨，患难见人心，戴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前途莫测，还毅然随机前往，难能可贵，与陈果夫相比，更是高下立判。
用戴笠自己的话说：“我的一切，都是委员长给的，现在，委员长西安遭难，作为他的学生，岂能袖手旁观？戴笠无能救出委员长，只有陪他一起经历凶险，唯有如此，做学生的，内心方安，不受良心之谴责！”
倒是唐秋离猜测出他的真实用意，西安事变到如今，从形势上判断，蒋委员长定无生命之虞，中常委会议上，陈果夫出了昏手，正不见喜于宋家兄妹，而彼时的中统与军统争锋，因陈家兄弟在党国的超然地位，军统屡次处于下风，有被压倒之势。
何不趁此机会搏他一搏，抢先进入蒋委员长的眼球，落难之人，最感激莫名的，莫过于昔日的部下，甘冒风险，千里来投，钧驾脱险，患难之交，还怕日后不飞黄腾达？
戴笠此举，看似冒险，实则是摸准了眼下局势的脉搏，大大的赌他一把，赢则千倍、万倍的好处等着拿，实际是，戴笠的心里，也是没底儿，从他闪烁的眼神，阴晴不定的脸色，就能看得出来。
唐秋离暗自思忖，何不给戴笠来个锦上添花，他走到飞机后部，匆忙以个人的名义，给张杨二位老兄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恳请他们不要伤害戴笠的性命，不希望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机，还有人无辜付出生命的代价。
唐秋离一拉戴笠的衣袖，“雨农兄，此信收好，关键时刻，或可一用。”
戴笠微愣，展信细读，感激之情，由衷的发自内心，“唐副总司令，叫戴雨农如何报答？”唐秋离微微一笑，紧紧的握了一下戴笠的手，大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味。
飞机在洛阳先降落，唐秋离下了飞机，飞机继续飞往西安，唐秋离此行，不是去西安，而是赶往商洛和灵宝一带，以暂领全国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身份，约束西北剿总所属的各部队，不得异动。
值此蒋夫人和宋大公子赴西安谈判重要之际，军方不得有丝毫异动，否则，蒋委员长没有救出来，还搭进去第一夫人和国舅爷，岂不让世人笑掉大牙？
傍晚飞机抵达西安机场，在飞机上，宋美龄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叛军对我有任何不礼貌行动，你可用此枪立即将我枪杀”。
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下机后，宋美龄与张学良说：“汉卿，这是我的东西，请你的士兵检查？”张学良有点不敢对视，一项和自己交好的蒋夫人，马上说：“夫人，岂敢！岂敢！”随即双方举行了会谈。
会谈后，由张学良亲自陪同宋美龄和端纳前往见蒋，蒋夫人拿着一个蒋委员长最喜欢的家乡菜，梅干菜盒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后据蒋氏在《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见到宋后，眼泪直流，连连叹息说：“你怎么来了？如入虎穴矣！”
宋美龄劝道：“宁抗日，勿死敌手！”（宁可抗日，胜利失败你都是英雄，总比因为拒绝抗日，而死在叛军的手里要强），可谓语重心长，蒋氏颇为动容，从此，蒋委员长的态度开始转变，有所松动，不再固执己见。
十二月二十四日，蒋委员长接受了**和张杨联合提出的六项协议，但无意愿为他的承诺签订任何协议书，口头承诺，称之为“君子协议。”
杨虎城极力反对就这样放蒋，认为不落到书面上的东西靠不住，张杨就如何放蒋的问题，第一次发生激烈争吵，双方意见严重分歧，相持不下，最后是在**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劝说下，杨虎城才同意张学良的“不签字放蒋”的提议。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蒋委员长极其随员，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委员长安然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活，杨虎城被迫离开十七路军，赴欧洲考察。
此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大地陷入刀兵水火之灾，西安事变的几位主角，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未完待续）
第三百七十九章 西安事变之余波
第三百七十九章 西安事变之余波
伟人的身影远去，历史积满厚厚的尘埃，却不曾被掩埋，西安事变之于中国，之于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不可估量且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所达成的如下内容的六点协议，（1）改组***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这一民族的目标，各党派走到一起，期间，虽偶有摩擦，却不离这个基调。
历史的脚步早已远去，华清池畔的枪声，消失在时光的长河，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无非是见仁见智罢了，谁又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呢？
中国***方面的评价，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不抵抗，被全国人民谴责的情况下，受**唆使和蛊惑，进而不满“先剿共、再抗日”的基本国策。
于一九三六年年底在西安发动兵变，挟持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主席的蒋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使得国民政府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导致政府的抗日准备被迫中断，全面抗日提前爆发，另一方面使**起死回生，获得喘息机会，酿成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中国***方面的评价，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发动了全民的抗日战争，并坚持八年直至胜利。
而**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张学良自我评价，在事变之后几十年间，张学良一直坚持：“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任何一个中国人，在的当时的情况之下，都会那样做的，只不过是由我张学良做了。”
至于张学良为何甘冒风险，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一直众说纷纭，据张学良自己说：“领袖就是一个泥菩萨，如今我已经把他扳倒了，我要亲自把他扶起来，如果他有灵，我拿头给他叩。”他如是说，也确如此做了，用后半生的自由，尽一个人臣的风骨。
宋美龄对张学良的评价非常正面，她公开称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汉卿不要地盘，也不要钱，他要牺牲。”基于对自己的丈夫蒋中正的了解， 以宋美龄和张学良的私交程度，她完全可以理解张学良当时的心态。
是为公，非为一己之私利，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蒋夫人全力保护张学良不受到伤害，美国驻华公使杰豪斯在一本回忆录里面，记载着宋美龄对蒋介石说：“你如果对那个小家伙（指张学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离开台湾，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宋家与张学良一直相交甚密，***中央对张学良的审判，导致了宋家的极大不满，宋子文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为张学良争辩平反，并当面愿以身家性命担保，甚至愿辞去所兼各职，换取张汉卿的人身自由。
而当事人蒋委员长，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是：“汉卿糊涂！”仅此四字而矣，却道尽蒋氏，对这位拜把子兄弟的复杂心情，似惋惜，似恨铁不成钢，似长兄对不懂事的幼弟的责备，正所谓，一切尽在一言中。
民国名人胡适的评价是：“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中正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二十年，”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没有西安事变，***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而一些熟知蒋委员长的人评价，蒋委员长对日态度并非姑息求和，实在是中日国力悬殊的缘故，而蒋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灭**和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统一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而后，倾举国之力，与日本人周旋。
抗战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一九三七年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