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2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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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太监的名字也渐渐好听起来。
慈禧则是个极爱面子的人，她手下太监宫女的名字，就往往别出心裁，何况是要担任总管的人？“进喜”这样的名字，多少就有点不够响亮了。
慈禧的这句话只是无心之语，偏偏李进喜不知怎么福至心灵，当下叩了一个响头，恭恭敬敬地说道：“是，奴才的贱名入不了太后的法耳，奴才斗胆，请太后另赏一个名儿。”
“唔？”
这就见得李进喜会凑趣了，一句话便将慈禧的心境转到名字这件事上来。慈禧把这当成一件有趣的事，然而一旁的关卓凡，双眉却渐渐凝起，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个李进喜。慈禧没注意到关贝子的神情，认真地想了一会，到底想了个中意的名字出来。
“便宜你了，”她微笑着说道，“就叫‘莲英’好了。”
*
（今天两更合并，五千字大章奉上。）
*（未完待续。）
第一零一章 重大影响（）
李莲英，居然还是他。回府的路上，坐在车里的关卓凡，自失地一笑。历史的编排自有其路数，这种冥冥之中的强大惯性力，自己身为穿越者，实在应该有所敬畏。
不过，也幸好还是他。历史上的李莲英，虽然始终笼罩在各种民间传说的迷雾之中，但对他，正路子的史家基本是有公论的：这是一个厚道人，只栽花，不种刺；只帮人，不害人。还有，李莲英当然也贪财，但他小心谨慎，严守分际，不该伸的手，绝对不伸。
他的墓志铭上的那几句话，“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不是虚言。
最难得的一点是，李莲英虽然对慈禧忠心耿耿，但并非一个对主子无原则阿附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幽禁，整个皇宫，唯一肯对光绪有所照拂的，就是李莲英。光绪自己也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八国联军入城，慈禧携光绪西狩，临走前对珍妃下手，这个差使就不能派李莲英，而是派了副总管太监崔玉贵。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戊戌之后，李莲英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慈禧一边，李大伴自此宠衰。
当然，也可以把李莲英的行为视作自保的一种手段，安德海覆辙于前，如果还像他那样到处招怨，下场如何，有版可看。退一万步，就算慈禧肯维护自己，太后薨逝之后呢？冰山一倒，一个太监，不就是仇家的俎上鱼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晓事的人。加上关、李之间的恩义联结，关卓凡有把握，李莲英会成为自己在宫中的有力的助手和耳目。
但同时，关卓凡也提醒自己，对李莲英不能报过高的幻想。他会亲附自己，但未必会成为自己的“私人”——李莲英甚至不能百分百算慈禧的“私人”，何况关卓凡？
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有清一朝，勉强称得上“权监”的两个——安德海、李莲英，都出自慈禧宫中，这不是偶然现象。
“太监不能干政”这条祖训的前边，还有一条“后宫不能干政”。慈禧以后宫干政，对“太监不能干政”的认同度本来就低，加上她书读的少，对阉竖误国的教训，了解的也少，更形不成相应的牢固的概念，对重用太监的抵触和防范都很有限。
最重要的还是关卓凡之前分析过的，一，深宫女主，见识少，行动亦不得自由，太监是她获取外界第一手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二，垂帘不合祖制，理论上，所有的重臣，都是她的潜在的反对者，四边不靠之下，孤独的太后，对“身边人”产生依靠的心理，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真是“制度的问题”了。
慈禧在吕氏一事上的“失态”，根本上，是恐惧于关卓凡这个最重要的“身边人”，有发生动摇、变化的可能，从而生出了强烈的反弹。说到底，是为了保证关卓凡这个“身边人” ——她最重要的依靠——不“变质”。
这个，和普通女人的嫉妒，并不全然是一回事。
想通了这一点，关卓凡的嘴角泛起一丝阴冷的微笑。这一次的跌宕，实在不算一件坏事。
方才养心殿上，慈禧的话虽然委婉，但其中的悔意已非常明显，现在慈禧对关卓凡的的心理，已经不是觉得关卓凡对不起她，而是觉得她对不起关卓凡了。
这是关卓凡进一步固权的最好时机，也是他推进重大政策的最好时机。
还有，这一次的风波，固然是慈禧“收服”关卓凡的努力，但反过来，也为关卓凡指明了加强对慈禧的影响和控制的路数。嗯，胆子可以再大一点，步子必须迈得更快一点。
关卓凡对慈禧的心理的判断，基本是准确的。
回到长春宫的慈禧，依然心潮起伏。
之前，关卓凡府里的那株“五尺高的血珊瑚”，已经证明纯属虚妄。
醇王福晋进宫的时候，慈禧问过她这个事——醇王福晋是常去关卓凡的贝子府串门的，那里有她两个“妹妹”呢。醇王福晋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哪儿见过什么“血珊瑚”，更别说“五尺高”了。
难道每次醇王福晋到达贝子府之前，关家都把血珊瑚收了起来？真这么不怕麻烦？何况和关家往来的王公大臣多了去了，醇王福晋这么一个好事的角色，也没听谁说起过贝子府有这么一株血珊瑚，总不可能任谁来了，关家都事先收起了珊瑚吧？
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李莲英——那个时候还叫李进喜，他也是去毅勇忠诚贝子府传过旨的。太监传旨并不会事先打招呼，想藏什么也赶不及。慈禧问的很有“技巧”，装作闲闲不经意的样子：“关卓凡府里的那株大珊瑚，是白色的吗？”
李进喜微愕，说道：“回主子的话，奴才不曾在关贝子府上见过什么大珊瑚。”
今天，“镜子”一事，证明了也是安德海的谎言。
自己急怒攻心之下，也是昏了头了。其实细想一下，就能发现安德海话中的绝大破绽：吕氏这个宅子，不比贝子府，除了关卓凡自己，绝不会有其他人出入，包括安德海。何况是闺房内室？那么其中具体陈设形容，他如何能够知晓？
慈禧心中苦涩难言，自己居然掉进了一个太监的陷阱，落手对付自己最亲信的国家首辅！
安德海之所以构陷关卓凡，原因已经很清楚，插手园工而不得，乃生异想天开之妄念。自己自诩英明，怎么就被一个下贱的阉人摆布于股掌之上？
他不修圆明园，是为国家好；他修颐和园，是为自己好——然而自己，唉！
慈禧的心里犹如火烧火燎般难受。
吕氏的事情，当然是他不对！可是吕氏既已远走，清醒过来的慈禧，不能不承认，关卓凡在吕氏身上，仅仅是“大头管不住小头”而已，并没有一丝自外于圣母皇太后的意思——话说回来，又有哪一个男人是真的“大头管得住小头”的？
求全责备，只怕原来没有“自外”的意思，也被逼出了“自外”的意思了！
慈禧悚然心惊，该怎么弥合自己和关卓凡之间有可能产生的这一条裂隙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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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天的军机叫起，君臣议的是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务，一件是修筑铁路，一件是发行国债。
修筑铁路的事情，关卓凡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在国内下功夫了。回到国内，还未出兵剿回剿捻，就明里暗里，在各有力者处为修铁路递话了。有的晓之以理，有的动之以利，有的直接用银子铺路。军机上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言路上也尽可能打了底，本来打算年后立即着手，没想到先撞上了安德海这一档子事。
关卓凡情知安案尘埃落定前不是议论大政的好时机，一直隐忍不发，等到安德海终于变成了内务府慎刑司里的一块烂肉，乃第一时间，上奏请修铁路。
关卓凡在奏折中说道：“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
所谓“用兵尤不可缓”，原因有二。
第一，“我国幅员广大，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唯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第二，“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
而且，如此一来，“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不为疆臣牵制矣。”
*（未完待续。）
第一零二章 铁路，铁路（）
之所以要把铁路和“用兵”的关系放到第一位，是因为，之前关卓凡以“军兴”的名义兴办电报，相当顺手，食髓知味，办铁路便故技重施。
轩军入美平叛，亚特兰大战役后，关卓凡向国内报捷，由利宾进宫为两宫“譬解”。其时，关卓凡在折子里，利宾在言语中，大肆渲染铁路实乃“第一等军国利器”，两宫和军机都对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此，两宫皇太后虽然还不晓得铁路长什么样子，但关卓凡的“铁路于用兵尤不可缓”一说，她们自然而然，完全认同。
不仅如此，“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不为疆臣牵制矣”，也让两宫和中枢诸公怦然心动。
洪杨乱平，督抚坐大，渐有尾大不掉之势，中央驾驭地方，愈觉辛苦，如果铁路告成，国家大权，重聚朝廷，那真是善莫大焉，算得功在千秋！
关卓凡在这个折子里，也加入了自己的私货，就是“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句。
前面已有交代，关卓凡的计划是，大幅度裁减各种地方部队，包括绿营、旗营、湘军、淮军，只留少数精干，编成治安部队；同时扩充轩军，以轩军为基础，建立国防军，就是说，野战部队和治安部队完全分开，正规军和“武警”完全分开。
这个计划，已经在执行之中，现在关卓凡要借着办铁路的东风，加快其进度。
两宫皇太后和军机诸公都对兴办铁路一力赞成，但只有关卓凡晓得，这个铁路真办起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障碍，因此不能不事先打一个底。
关卓凡说道：“启禀两宫太后，办铁路不比办电报，总要征用些许土地，迁移几户民众，不过，朝廷自会予以相关人等合宜补偿——这一层倒无需过虑；但难免有愚夫愚妇，或者别有用心之徒，以铁路损害其家其族风水为名，阻挠工程，需索无度。言路上恐亦不免歧言，到时候，总要请两宫宸衷独断。”
慈禧微笑道：“你不就是怕我们姐俩耳根子软吗？你放心，这个铁路，你们尽管放手去办，出了什么篓子，都由我们姐俩兜着。”
圣母皇太后这句话摆出来，关卓凡固然欣慰，其余几位军机大臣也是精神振奋，上位者肯担当，这是国家大治的气象！
不过关卓凡在心中说：你肯如此说当然好，不过姐姐，您是不晓得这个铁路真修筑起来，下面会生出多少幺蛾子，到时候你还抗不抗得住？咱们还是得走着瞧。
原时空李鸿章、刘铭传、薛福成等请修铁路，两宫和军机都是愿意的，但奏折下发，“言官合疏”，却说铁路有“三大弊”，“九不利”，“五害”，不但一无是处，简直就是洪水猛兽。言路汹汹，吓到了深宫里的两个女人，修筑铁路之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言路所指斥的，主要是办铁路要挖断许多人家祖坟的“脉气”，破坏许多人家的风水，祸及许多人家的子孙，等等。
修筑铁路，将是关卓凡和守旧势力首次真刀真枪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比给小皇帝上“洋务”课，仅限于观念的层面。虽然“风水”也是“观念”，但因为深信不疑的人多，所以就变成祸福所系，和直接从人家兜里挖银子，区别也不是太大了。
关卓凡的策略，还是：一，相关奏折不下朝议，直接明发上谕，就是说，根本不走“言官合疏”这种自寻烦恼的程序；二，有人冒头反对，立即当头猛击，先“痛驳”，不行的话，就来硬的，降级，撤职，驱回原籍，瞅瞅清末言官们的骨头到底有多硬。
至于该怎么“痛驳”，即该怎么占据道德制高点，关卓凡已经胸有成竹。妈的，老子是现代文明泡大的，读大学的时候还参加过系里的辩论队——辩不过你们这帮冬烘？
还有，现在言路上关卓凡也有自己的人马，而恭系的班底也必是支持兴办铁路的。另外，如前所述，关卓凡已经在言路上“打了底”：非关系、恭系的重要人物，关卓凡已通过不同渠道，尽可能塞了或许了好处。这些措施，能够相当程度上减轻舆论的压力。
原时空请办铁路之议，被“扼杀于摇篮之中”，是出于清流嚣张的大背景；现在的言路，距那种局面还远着。而且，这个时空，应该永远也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了。
关卓凡算来算去，自己的赢面还是很大的。
所以，时不我待，干！
关卓凡的归划中，中国铁路“一期工程”，以北京为中心，共有四条，南路两条，北路两条。
南路的两条，为“两纵”。
南路的东线，为“京沪线”，由北京而天津，入山东而济南，继入江苏而徐州，而金陵，而上海。
关卓凡说道：“江南为我财富渊薮，这一条‘京沪线’，沟通京城、江南，为朝廷掌握天下财富之关键。”
南路的中线，为“京汉线”，由北京而保定，入河南而郑州，继入湖北而汉口。
关卓凡说道：“汉口为九省通衢，这一条‘京汉线’，为朝廷掌握天下中枢之关键。”
北路的两条，为“两横”。
北路的东线，为“京奉线”，由北京而天津——这一段和京沪线重叠，然后由天津北上山海关，而终于奉天。
关卓凡说道：“东北为我朝龙兴之地，这条‘京奉线’，为经营、巩固东北之关键。”
北路的西线，为“石太线”，西端是太原，东端则在直隶境内一个叫做“石家庄村”的地方，和京汉线交汇。
关卓凡说道：“这条线路，有两个功用：一，为将来进一步经营西北打一个前站；二，山西富集煤矿，‘正太线’为晋煤外运之关键。”
京沪线、京汉线、石太线，应该两端同时动工，合龙于中央。
京奉线情形略略特殊，应该先修中段，然后向两端伸展。这个“中段”，指的是滦州开平至天津北塘一段，这是因为滦州开平有个“开平矿务局”，先修通了这一段，便可以及早运煤出海。
原时空中国的第一条铁路，由唐山而胥各庄，叫做唐胥铁路。这条铁路，本来是打算从唐山修到北塘的，即关卓凡所言京奉线之“中段”，目的是一样的：开平矿务局产煤外运。
但朝廷那里过不了关。不得已，开平矿务局从天津芦台开始，往唐山方向开凿一条运河，以外运煤炭。“煤河”到了胥各庄，因为地势耸起，再也无法前进，李鸿章只好再次上奏，缩短原规划线路，仅修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
为求过关，李鸿章还声称，这是一条“快车马路”，用骡马而非机车牵引车厢。
如此，又几经波折之后，也因为实在需要开平矿务局的煤，朝廷才算勉强点了头。
那已经是光绪七年，即1881年，距今十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每次读史至此，关卓凡都要在心中破口大骂。慈禧、奕、李鸿章，不论活干的好还是不好，不论贪还是不贪，真正误国误民的，绝对不是他们，而是那些正气凛然、道貌岸然的“清流”——这群该送焚化炉的清末公知们。
京沪线、京汉线、京奉线、石太线，“两纵两横”，四个“关键”，君臣们的脑海中，一个气势恢宏的铁路网在中华大地上呼之欲出，人人心情激荡：这真是前无古人、超祖越宗的大业！
而且，这仅仅是“一期工程”。
慈禧心中尤其激动，这份事业，不是“守成”，而是“开创”，做成了，自己就是女中的汉武帝、唐太宗，就追得上圣祖、高宗，就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圣后！
她的手心微微生汗。
唔，理想很丰满，但是，最大的问题——钱，在哪里呢？
*（未完待续。）
第一零三章 国家信用（）
这几条铁路加在一起，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原时空的唐胥铁路，全长十一公里，耗银十一万两，刚好一公里一万两。
京沪线一千四百六十三公里，京汉线一千两百一十四公里，京奉线八百四十二公里，石太线二百四十二公里，加在一起，三千七百六十一公里。其中，京沪线、京奉线的北京至天津段是重叠的，这一段大约一百六十公里，这么算下来，“两纵两横”加在一起，全长三千六百公里。
就是说，把这四条铁路修起来，如果按照唐胥铁路的标准，至少要花三千六百万两银子。
当然，唐胥铁路线路较短，沿途地质状况简单；而“两纵两横”，长的一千几百公里，短的也有两百多公里，沿途地质状况都较唐胥铁路复杂得多，筑路成本相应要高得多。如果要过河造桥，单位成本更会翻着倍地上升。
比如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全线桥梁一百二十七座，工程总投资——包括官拨和贷款，高达四千三百四十九万两白银，平均一公里三万五千八百两白银。
但关卓凡认为这个数字不足为凭。原时空的京汉铁路，开始的时候，朝廷本来是想“官督商办”的，但其时的清政府信誉已经很差，华商各怀观望，“官督商办”的路子没有走通。官拨资金匮乏，工程时断时续——这是效费比最低的一种施工方式了。
后来总算在比利时人那儿借到钱了，可工程又因此被比国一手把持，京汉铁路成了一条大水鱼，被比利时人予取予求，造价乃直线上升。
加上清末“官办”无处不在的浪费、贪污、低效率，最终有了京汉铁路每公里三万五千八百两白银这么个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