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38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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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四位大军机，文祥、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依次发声：“臣等附议，请两宫皇太后俯纳。”

　　　　慈禧深深地看了关卓凡一眼，说道：“好吧，就照你们说的办。嗯，我晓得你们是为国家好，不过，西藏那边儿，一定会拿顺治朝的事儿比着，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事儿妥妥当当的办下来？你们要实心筹划，不可轻忽。”

　　　　“是！臣等恭领慈谕，不敢稍涉玩懈！”

　　　　*（未完待续。）

第七章　用心深刻（）　
“我觉得，”慈禧缓缓说道，“这一次，西藏那边儿，还是有诚意的，那个摄政德柱，不是说什么，嗯，一力赞成朝廷推行‘通用语’，达赖喇嘛是次入京觐见，正好‘延请名师，教授汉文，精益学问’吗？”

　　　　关卓凡心想，我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就在一旁虎视眈眈，“西藏那边儿”，自然“是有诚意的”。

　　　　嘴里说道：“是！臣等必悉心筹备，务求周全，不令远人失意。不过，学汉文，长学问，几个月的光景，嗯，是远远不够的。十二世达赖喇嘛年纪尚幼，如果能在北京待上数年，名师朝夕教导，必学业精进，卓然大成，至臻至善！”

　　　　顿了一顿，说道：“另外，皇上的年纪也不算大，君臣彼此过从，日子久了，感情也自然深厚。这个，皇上亲政之后，恩纶广布，西藏必大蒙其利。”

　　　　这一段话，用心极深，但即便憨厚如慈安者，关卓凡真实用意，也能默喻。两宫皇太后心头微震，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缓缓点头。

　　　　“好，”慈禧说，“你用心去办吧！”

　　　　“是！臣谨遵懿旨！”

　　　　“唉，”慈安说道，“这位小达赖喇嘛，不过六岁多点儿的小人儿，就要走那么远的路——得好几千里吧？怪可怜见儿的！我听说，西藏的气候，古怪的很，和咱们这儿，大不一样，这一路上，可不敢水土不服，生什么大病啊！”

　　　　这是非常实在的顾虑。彼时西藏至北京，路途遥远，气候变迁，即便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都不敢保证万全，何况一个六岁的孩子？

　　　　“母后皇太后厪虑极是！”关卓凡说，“五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走的是先出青海、再进蒙古的路，走走停停，三月份动身，年底才到达北京，前前后后，足足花了十个月，对于一个六岁幼童来说，确实是太折腾了。”

　　　　顿了一顿，说道：“臣以为，十二世达赖喇嘛入觐，应该先出四川，后走长江水道，顺流而下，直到上海，再转乘海船，北上天津，由津入京觐见。这样，就算走得再慢，通扯计起来，三两个月的时间，也尽够了；且不必罹风沙之苦，舒服得多。”

　　　　“嗯，这条路线，确实更周到些。”

　　　　“还有，”关卓凡说，“藏人不耐暑热。不过，十二世达赖喇嘛入京觐见，必诸多筹备，总还要个把月方能成行，等到动身的时候，已近入秋；到达四川的时候，已是深秋，彼时内地的气候，亦很凉爽了；到达北京，已是孟冬，对藏人来说，也是很适宜的气候。”

　　　　“有道理。”

　　　　“臣命轮船招商局，”关卓凡说，“派最大、最好的江轮、海轮，悉心布置，为十二世达赖喇嘛座船；同时，也派最好的医生——包括洋医生，随船伺候。十二世达赖喇嘛年纪虽幼，但听说体气素壮，嗯，这一路，断不至生出什么大恙的，请两位皇太后且舒厪虑。”

　　　　两宫皇太后齐齐颔首：“好，十分妥当。”

　　　　如此安排，慈安真以为“十分妥当”了，关卓凡计划中的另一层深意，目下她还不能领悟，但慈禧却是心知肚明的：

　　　　十二世达赖喇嘛入觐，不叫他走青海、蒙古的路线，是为了削弱达赖喇嘛在青海、蒙古地区的影响力。这个情形，和国初的时候，刚刚好倒转了过来：那个时候，朝廷为抚绥青海、蒙古，必要大力借重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若不走青海、蒙古，朝廷恐怕还不答应呢。

　　　　当然，减少路途时长，也是重要的考量。毕竟，六岁的孩子，体气再壮，和成年人相比，也是娇弱的。花在路上的时间愈少，出现的意外状况就愈少。

　　　　只是，就连关卓凡也没有想到，在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健康问题上，德柱活佛的想法，和北京的君臣并不一样——此次入觐，不要说十二世达赖喇嘛的“健康”了，就连其“生死”，亦不是德柱活佛真正在意的。

　　　　虽然，他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就师徒之间的私人感情来说，还是非常深厚的。

　　　　可是，德柱活佛眼中，十二世达赖喇嘛，不是他德柱一个人的徒弟，甚至，不能算“一个人”。他是全西藏的达赖喇嘛，既然接受全西藏的供奉，就有为全西藏奉献的义务。就算有什么不忍言之事，那也是“割肉饲鹰”，是他的本分——西藏这边儿，再“转世”一个达赖喇嘛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关键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牺牲”，能不能为西藏换取最大化的利益？

　　　　这些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十二世达赖喇嘛既然入觐，”慈禧说，“轩军……是不是暂时就不必入藏了？”

　　　　“是。”关卓凡微微一笑，“不过，也不必着急撤回来。”

　　　　“嗯，”慈禧点了点头，“我晓得，要‘改土归流’了。”

　　　　*

　　　　*

　　　　“改土归流”，即废土司，设流官。

　　　　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始，近两千年来，中原王朝锲而不舍经略西南，但直至清雍正之前，中央政府对西南的大片国土，只有宗主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权，或者说，只有很不完整的行政权。

　　　　中央政府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是通过“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实现的。土司皆为世袭，一个土司就是一个土皇帝，在其治下，横征暴敛，生杀予夺，朝廷基本不能干涉。土司向朝廷缴纳的赋税，也只是象征性的。

　　　　土司制起于唐之羁縻州，成于元，到了明朝，其弊端已曝露无疑。

　　　　土司治下，犹如独立王国，时日愈长，土司的骄狂之气愈长，愈轻视朝廷的权威。对内，土司愈加暴虐，对外，则愈加张狂，动辄彼此攻伐，大打出手，不但不听朝廷节制，有那野心膨胀的，连朝廷都照打不误。

　　　　永乐朝的思南田琛、思州田宗鼎的两田之乱，万历朝的播州杨应龙之乱，天启朝的奢安之乱，这几场土司叛乱，规模都相当不小，尤其是杨应龙之乱、奢安之乱，虽然局促西南一隅，但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平叛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对明朝的衰亡，起到了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清世宗登基，痛定思痛，决意彻底铲除土司制这个毒瘤。

　　　　*（未完待续。）

第八章　我没有白穿越（）　
推翻千年成例，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挑战，前明西南土司叛乱的尸山血海，足令任何后来的当政者望而却步。但世宗此人，真正是一条铁汉，决心下定了，便一以贯之，绝不动摇。另有一个鄂尔泰，也是一副孤臣孽子的脾气，咬定青山不放松，君臣相得，撸起袖子，大干起来。

　　　　雍正四年，世宗大举清除异己，胤禩、胤禟、胤禵等政治反对派，或幽死，或圈禁。统治稳固了，世宗便立即着手“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遇到了意料之中的激烈反抗。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铁腕镇压。当年，即平贵州长寨土司叛乱；次年，平云南乌蒙土司、镇雄土司叛乱。这两次平乱，都杀戮极惨，尤其是平长寨土司叛乱，到了“老少无遗”的地步。

　　　　土司们终于被震慑住了。

　　　　雍正六年，世宗任命云贵总督鄂尔泰为云、贵、桂三省总督，加快在上述地区推行“改土归流”。

　　　　云、贵、桂地区的“改土归流”，自雍正四年始，至雍正九年，历时五年，基本完成。两千年的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对云、贵、桂三省，行使了完整的行政权。

　　　　需要指出的是，“改土归流”大业，能够在雍正朝完成，除了彼时中国国力强大、中央政府权威巩固、世宗本人坚定不移之外，自明朝开始的汉军、汉民向西南地区的迁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到了雍正朝的时候，当地的土、汉人口比例，较之前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了。

　　　　靠近贵州、广西的湖南、湖北、四川境内，亦有不少土司，在这一轮的“改土归流”中，也被一勺烩了。这班土司最近内地，本来就已相当程度的汉化，独立性亦远不及偏远地区的土司，慑于朝廷雷霆之威，几乎都是主动“投献”的。

　　　　不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还是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尾巴，这就是四川接近西藏的一大片土地，也即是瞻对、理塘所在之处。

　　　　这个地区的土民，以藏人为主，和西藏关联紧密，在此“改土归流”，就是动西藏的奶酪。

　　　　康熙末年，准噶尔袭杀固始汗之孙拉藏汗，灭和硕特部，控制西藏。朝廷抓住这个机会，用兵西藏，派大将军王胤禵入藏，驱逐了准噶尔。自此，朝廷的手，才算真正伸进了西藏。

　　　　雍正五年，也就是在西南地区开始“改土归流”的第二年，始设驻藏大臣。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对西藏行使行政权力。不过，这个行政权力，是非常不完整的，仅仅处在一个“监督藏政”的阶段。西藏的内政，只要不出大乱子，朝廷是不干涉的。事实上，以彼时的力量，也干涉不了。

　　　　就是说，彼时，朝廷对西藏的统治，还十分之不稳固，因此，绝不能够在那种情形下，主次不分，横生枝节，去动川藏交界处的藏人土司。

　　　　现在时移势易，又凭空掉下了瞻对之乱这个天赐良机，关卓凡一把抓住，要借机斩掉这条大大的尾巴，补上这个大大的缺口。

　　　　事实上，关卓凡的野望，是对整个西藏“改土归流”，但是，动西藏本土的时机尚未成熟，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一步步来吧，柿子先找软的捏。

　　　　瞻对的土司没了，“改土归流”是顺理成章的。理塘呢？朝廷下旨，痛斥理塘土司，“坐视川边糜烂，不为所动”，该员行径，何止“尸餐素位”？简直“是无人心”！着革去一切职衔，黜为庶民。

　　　　理塘土司其实是有些冤枉的。瞻对兵横行境内，阻断西藏和内地的联通，他除了向拉萨的噶厦和成都的四川总督告急之外，确实没有打开寨门，出去拼命——可是，摆明了实力悬殊，打不过的呀！出去干什么？给人家磨碎了做糌粑吃吗？

　　　　但思前想后，终究不敢不奉诏。一是贡布朗杰父子殷鉴在前，二是轩军大军就驻扎在不远处的乐山，捏死自己犹如捏死一只蚂蚁，只好委委屈屈地“奉诏”、“谢恩”了。

　　　　不过，朝廷对他，还算是客气的，准他继续留居理塘，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金珠、奴仆。

　　　　瞻对设县，县治设在如龙镇，此地形如龙头，藏语呼之“主母龙”，因此，定县名为“新龙县”，取“龙获新生”之意。

　　　　理塘设县，名称不变，即“理塘县”。

　　　　瞻对、理塘开了头，接下来就好办了。

　　　　“督办川藏军务钦差大臣”伊克桑，四川总督吴棠，联名下札，给四川藏区土司们，一个个地打招呼，大致意思是，奉皇上的旨意和轩郡王的均谕，现给各位老兄三条路选，万勿自误：

　　　　第一条路，期限之前，主动“投献”，即主动交出土地和权力，则朝廷不但允许你们留居当地、保留相当数量的土地、财产、奴仆，还会下旨表彰，授予你们“恩骑尉”的世爵，并准尔等子孙世代承袭——就是“世袭罔替”啦。只是“恩骑尉”是世爵中最低的一档，札子中未使用“世袭罔替”这么隆重的字眼。

　　　　期限到了，始终不肯主动开口，就只好下旨免职了。

　　　　第二条路，免职的旨意下来后，如果奉诏，那么朝廷还是会仿理塘土司的例，准许你们留居当地、保留一定数量的土地、金珠、奴仆，只是这个数量，就没有“主动投献”的那么多啦，“世爵”神马的，更加不必提了，就是个平头老百姓。

　　　　第三条路，如果不奉诏，哼哼，那便是违抗圣旨、迹同谋反，本钦差立遣大军，到你们家里边，当面跟你们说道说道。

　　　　瞻对头人和理塘土司的例子摆在前边，轩军在一旁虎视眈眈，又有十二世达赖喇嘛入觐的大背景，四川藏区的土司，大部分选择了主动投献，剩下的，或者心存侥幸，或者看不明白形势，拖过了期限，等到了免职的圣旨。

　　　　这班土司，这才明白朝廷是来真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和理塘土司一样，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终究没有造反的胆子，流官到任的时候，一个个乖乖地交出了政权。

　　　　唯有新龙县正北三百里的色达，勒兵边境，朝廷派去的官员，不得其门而入。

　　　　伊克桑接报，立即率轩军向色达挺进。

　　　　川藏震动。

　　　　轩军先锋团进至打箭炉的时候，收到了色达方面送来的一个匣子，打开一看，是一颗人头——色达土司的人头。

　　　　色达土司手下的一个头人，杀掉了自己的主子，向朝廷投诚。

　　　　朝廷的官员，顺利进入色达，那个“恩骑尉”的世爵，就给了这个头人。

　　　　轩军入川之后，至始至终，一枪未放，一炮未开。

　　　　川地藏区，一批新设立的县，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新龙县在北，理塘县在南，我们就以新龙县和理塘县为坐标，来看一看这次“改土归流”的成果：

　　　　新龙县西，设白玉县；西北，设德格县；北，设甘孜县；东，设炉霍县、道孚县。

　　　　德格县北，设石渠县。

　　　　甘孜县北，设色达县。西北，设壤塘县。

　　　　理塘县西，设巴塘县；南，设得荣县、乡城县、稻城县；东，设雅江县。

　　　　雅江县东的打箭炉，设康定县。

　　　　这些新设立的县，在原时空，有的是在光绪末年、宣统初年，四川总督赵尔丰推行“改土归流”的时候设立的；有的，迟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方才正式设立。

　　　　在本时空，在关卓凡手上，四川藏区的“改土归流”，提前了整整四十至九十年。

　　　　关卓凡想，单凭这一点，我就不算白穿越了一次。

　　　　*（未完待续。）

第九章　推原论始（）　
西藏本土，目下虽然尚不具备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条件，但关卓凡并未轻轻放过。热振、夏扎之争，以及这场政争衍生出来的贝丹顿珠之乱，带来了天赐良机，他要以此为借口，改革西藏官制，为日后全面“改土归流”，打下一根有力的楔子。

　　　　朝廷下旨，说热振固然昏庸，但夏扎更加混蛋，“擅动刀兵，自相攻杀，蒙蔽上聪，行迹狂悖”，“致启贝丹顿珠之乱”。对了，瞻对之乱也是这个贝丹顿珠折腾出来的，推原论始，什么祸都是你夏扎闯的！

　　　　上谕中说，为儆效尤，敕夺夏某生前爵衔和身后荣名，夏扎的整个家族，被一脚从贵族的队伍中踢了出去。

　　　　夏扎这个冤哪。

　　　　说他“擅动刀兵，自相攻杀”，并不算冤枉他。当时的驻藏大臣满庆，虽然受了夏扎和李玉圃的蒙蔽，下了札子，斥责了热振，但并未批准夏扎动用武力，攻打热振。可是，夏扎的这个摄政，是经过满庆的奏请，朝廷正式任命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于前，取热振的摄政而代之于后，则等于朝廷默认了他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怎么事过境迁，就成了夏扎的罪名了呢？

　　　　哼哼，那是因为你“蒙蔽上聪”，朝廷才做出了错误的任命啊。

　　　　一句“蒙蔽上聪”，朝廷就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什么镬都由夏扎来背了。

　　　　处分夏扎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由此“痛定思痛”：这个，上边儿明明有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呀，下边儿的人怎么还是这么自把自为，乃至胡作非为呢？

　　　　顺理成章得出结论：西藏现行的官制存在重大问题！

　　　　西藏现行的官制，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达赖喇嘛高高在上，既为宗教领袖，也是政府首脑。具体政务，由噶厦政府秉承达赖喇嘛之命实行。噶厦政府设四噶伦，一僧三俗，名义上地位平等，但僧噶伦为首席噶伦，实际权力，要大于三个俗噶伦。

　　　　达赖喇嘛的传继，行“灵童转世”制度，从幼年“坐床”到成年“亲政”，常常有十多年的“空窗期”，这段时期，择一大寺出身之高僧，任“摄政”，位居噶厦政府之上，代替达赖喇嘛执政。摄政非常设职衔，一俟达赖喇嘛亲政，摄政便即退位。

　　　　西藏并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的。

　　　　和硕特统治西藏时期，一切行政权力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达赖喇嘛只能管理宗教事务；准噶尔袭杀拉藏汗，取和硕特而代之，情形依旧：蒙古人控制所有行政权力，达赖喇嘛局促于教务一隅。

　　　　朝廷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设驻藏大臣，开始正式对西藏行使行政权。其后，清廷主要依靠驱准之战中的“有功藏人”来治理西藏，代表人物为颇罗鼐。此人在驱准之战中脱颖而出，由一个小税吏一跃而为“一等台吉”，然后一路固山贝子、贝勒、多罗贝勒，青云直上，最后居然做到了郡王，总揽西藏地方大权。

　　　　这个时期，达赖喇嘛依旧只能管理教务，不能插手政事。为防达赖喇嘛方面干涉藏政，朝廷还把达赖喇嘛之父诏传至京，给了个“辅国公”的衔头，请他在北京安生呆着，没啥事儿就甭回西藏去了。

　　　　颇罗鼐对朝廷“克尽忠诚，实心效力”，当政期间，西藏地方无事，民人安居乐业，前后凡二十年。

　　　　颇罗鼐表现不错，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遗愿，准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继续总理藏政。

　　　　这下子麻烦来了。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台之后，胡作非为，先是杀兄逐侄，构衅达赖喇嘛，继之自立名号，阻断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准噶尔勾搭在一起——他老爸当年可是靠打准噶尔起家的。

　　　　得到准噶尔发兵支援的承诺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决定跟朝廷翻脸，他布置兵马，打算屠尽驻藏大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