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3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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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真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儿是怎么回事？嘴巴不听脑子的使唤！

　　　　关卓凡点头叹道：“艮翁，有了你的襄赞，这个事儿，我心里就有底气了！至于说由谁领衔出奏——艮翁，若是别的事儿，我打这个头儿，倒也无妨，可是，这一回，关系开科取士啊！艮翁士林宗镜、儒学领袖，你不领衔，谁领衔？我的爵衔虽比你高，但学问一道，艮翁面前，我实在是后生小子，这道奏折，你的名字，若居我之后，僭越的，可就是我了！天下士人，何以目我啊？”

　　　　好，这下子，想推脱都不晓得怎么推脱了。

　　　　倭仁嗫嚅了两下，啥也没有说出来。

　　　　“艮翁是否认为，折子递了上去，有人对你……有什么说法？咳，怎么会呢？你想啊——”

　　　　顿了一顿，关卓凡继续说道：“加不加‘时务策’，翰詹科道的位子，都是要由进士出身的人来坐的；加了‘时务策’，则这些清贵的位子之外，许多实务的位子，进士出身的人，也可以坐了！那么，读书人的出路，不是更多、更好了吗？难道世上竟有人，不愿意自己将来的出路，更多、更好？”

　　　　“呃，王爷所言……甚是。”

　　　　“加‘贴经、墨义’，道理是一样的。目下之开科取士，犹如‘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加了‘贴经、墨义’，就是‘千军万马走双木桥’了！这桥，足足宽了一倍，难道，世上竟有人，不愿意自己走的路、过的桥，宽绰一些？”

　　　　“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这个说法，倒是挺新鲜的。

　　　　“王爷所言……极是。”

　　　　嗯，“甚是”变成了“极是”。

　　　　“就算有人真的糊涂到家了，好赖不分，脑子死活转不过弯儿来，那又如何？”

　　　　关卓凡一笑：“艮翁，林文忠公的《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两句，我尤其欣赏：‘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生死祸福，尤不在话下，一点点虚名，又算得了什么？”

　　　　倭仁脑子中微微“嗡”的一声，额上立时见汗，他站了起来，躬身说道：“王爷教训的是！倭仁汗颜！林文忠贤者楷范，原应为我辈追摹！我，唉，是想的太多了！这，真是……惭愧，惭愧！”

　　　　关卓凡也站了起来，将手一让，说道：“不敢，艮翁请坐！”

　　　　两人重新坐了下来。

　　　　“艮翁，”关卓凡用极恳切的语气说道，“不瞒你说，改革八旗的时候，我是抱了‘粉身碎骨’的宗旨的，现下看看如何？天没有塌下来嘛！非但如此，说好话的，愈来愈多了！愿意‘出旗’的，也愈来愈多了！为什么？事实摆在眼前：‘出旗’的，比‘在旗’的时候，辛苦是辛苦些，可日子过的好多了！”

　　　　顿了一顿，继续说道：“其中发到东北去的，朝廷‘协助生业’，给种子，给农具，给牲口，嘿，开荒开得最多的一户，足足开出了好几百亩！‘在旗’的时候，这户人家，真正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现在呢？不但一家子吃饱穿暖，还雇了长短工，正经一不大不小地主了！”

　　　　“艮翁，只要路子是对的，咱们就去走！走上去了，后边儿的人，看这条路果然走得通，自然就跟了上来。到时候，竖大拇指的，说车轱辘奉承话的，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四字，听来虽然古怪，但倭仁不及细辨，在理、在情、在势，他都不能不“心服口服”了：“是，倭仁谨遵王命！”

　　　　好，你终于入我之毂了。

　　　　*

　　　　*

　　　　倭仁的那种模糊的不安感，并非杞人忧天，关卓凡的“恢复唐、宋旧制”，确实包含着更加深刻的、不能明示于他、更不能公之于众的用心。

　　　　确实不是“恢复”，而是“改易”，且是脱胎换骨的“改易”，“恢复”神马的，仅仅是一个幌子。

　　　　“时务”谈不上什么具体的定义，就是一个大筐，不管是什么，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往里边儿装。

　　　　关卓凡要往“时务”这个大筐里装什么呢？

　　　　除了时政地理，自然是近现代科技知识、近现代文明观念。

　　　　这些东东，等到读书人“进士出身”之后再去灌输——就像恭王办的“同文馆”那样，就已经晚了。人家都已经是“天子门生”了，你还把他当做啥也不懂的“童生”来对待，别说新旧之别、华夷之辨等等观念问题了，就是自尊心，也接受不了啊。

　　　　关卓凡要从“童生”阶段，甚至更早，从“读书人”还没有任何名头、一个铜板也不值的时候，就开始给他们灌输这些东东。那个时候，正是“一张白纸好画画”。还有，也是更重要的，这些东东都是“必考题”，是“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如此一来，一个个“读书人”，还不抱着“时务精义”，如饥似渴的大啃特啃？

　　　　如此一来，无需太长的时间，也就十年八年下来，一代人的思想观念、知识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妙的是，这个极其重大的“改易”，确实没有动“读书人”的奶酪：我还是用你们——用“另有所学”的你们。从“童生”、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开始学，推倒重来的痛苦大大减轻，学什么不是学啊？

　　　　是不是什么奶酪都不动呢？

　　　　不是的，应该动的、必须动的，还是得动，这就是“时文”——八股文。

　　　　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继续允许无用的“时文”当道，有用的“时务”的路，走起来就不会顺畅，关卓凡必须把“时文”这块拦路石搬开。

　　　　关卓凡的招数，就是用“贴经、墨义”来打“时文”。“贴经、墨义”只需死记硬背，中式的难度，远逊“时文”，则读书人在其上所费时间、精力，较之“时文”，就大大减少了，多出来的时间、精力，自然就会放到“时务”上面。

　　　　“贴经、墨义”和“时文”二择其一，任一“中式”，即可算经义“中式”，世上大约没有那个傻瓜，会弃易就难，则“时文”——八股文，很快就会衰落下去，直至彻底无人问津。

　　　　到时候，“时文”退出科举考试，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贴经、墨义”考的也是经义，也以朱熹的注释为本，这一点，和“时文”无二，表面上，“大方向”完全没有改变，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指责关卓凡的“恢复”的。

　　　　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给考生“减负”罢了。

　　　　这一切改变，都是在“给读书人更好、更多的出路”名义下推行的，真有人想出声反对，恐怕也不知道该如何下嘴。

　　　　改造科举制度，使其尽量为我所用，固然是关卓凡所欲，但他还有更宏大的目标：借恢复“时务策”，向“亲民之建治”派驻“时务训导”，由此肇造，在全中国范围内，大兴近现代化之学校。

　　　　*（未完待续。）

第十八章　理在心中（）　
一个“时务训导”，就是一位未来的学校校长。一县一“时务训导”，将发展为“一县一学校”，一千六百三十二个“时务训导”，最终将变身为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

　　　　这个学校，是小学、中学二而为一的，在此基础上，再分化出独立的小学、中学。

　　　　“学校”的生源，除了未来的公务员，也包括无意仕途的普通人。

　　　　中国的近现代基础教育，就从这一千六百三十二间学校发端。

　　　　这是关卓凡为什么不许礼部插手“时务训导”的原因之一。“时务”一道，礼部固然糊里糊涂，同时，你也不能指望礼部那帮老头子，能够办好近现代的基础教育吧？

　　　　如前所述，关卓凡的算盘中，“时务训导”和州之学正、县之教谕，同为正八品官，就是说，“时务训导”分庭抗礼于学正、教谕，其中的潜台词就是：“学校”不在“学宫”搭伙计，是要另起炉灶的。

　　　　在关卓凡的规划中，“学校”拥有自个儿的办学场所之外，财政也是独立的，不和“县学”、“州学”同流，加上“时务训导”全部出自于北京的“师范馆”，数管齐下，整个“学校”系统，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礼部那边儿，一根“学校”的毛，也是摸不着的。

　　　　开科取士，虽然名义上还归礼部该管，但其中最重要的板块——“时务策”，其教材和教学，都出自“学校”系统，则“时务策”的“考差”——监考和阅卷，必然都要由“学校”系统派出。通扯下来，中国未来的公务员的培训和录取，一大半握在了关卓凡的手里。

　　　　至于“师范馆”，自然是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化的师范大学。在此基础上，“师范馆”会发展为中国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大学。

　　　　当然，“中国第一所近现代大学”的帽子，“师范馆”是戴不上了，那顶帽子，上海的“广方言馆”正戴着呢。

　　　　“开科取士，恢复唐、宋旧制，加‘时务策’，加‘贴经、墨义’”，这件事情，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并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呢？

　　　　关卓凡称倭仁是“士林宗镜、儒学领袖”，完全不是虚美，倭仁就是这么个地位，实打实的，一点儿水分都没有。如果排座次，咸、同年间，全中国范围内，“读书人”之第一人，非倭仁莫属。

　　　　道、咸之交，汉学没落，理学兴起，取汉学而代之，成为主流学术思潮。后世普通的读者，说到晚清的“理学”，大约只晓得曾国藩，其实，曾国藩的功绩和影响力，主要来自平定洪杨和启萌洋务，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完全是被后世炒热、夸大了的。

　　　　倭仁才是真正的“理学大家”。而且，倭仁虽然只比曾国藩年长六岁，但学问一道，曾国藩却是直宗倭仁的，倭仁于曾国藩，亦师亦友，说曾涤生给倭艮峰“执弟子礼”，亦不为过。事实上，就连著名的《曾国藩日记》，也是在倭艮峰的建议和督促下，曾涤生才“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章，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

　　　　所谓道德文章，就“文章”而言，倭仁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理在心中”，但因为“物蔽”，“人之理遂失”，所以，要“致知”，即通过学习和自省，重新认识心中之理。这个过程，称为“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即便圣人亦不能例外。

　　　　就“道德“而言，对自己的理论，倭仁身体力行，表里如一。“端庄静一”、“涵养本源”、“察己慎动”、“克己复礼”这一套，言行同一，坚持不懈。

　　　　时人赞倭仁曰：“道、咸之间从宋儒之学身体力行者，必推公为首选。”

　　　　曾国藩则用“当世仪型，群流归仰”来描摹倭仁。

　　　　原时空，倭仁逝世后，翁同龢感慨：“呜呼！哲人云亡，此国家之不幸，岂独后学之失所仰哉！”

　　　　翁同龢的口中，倭仁已经具有了“准圣人”的性质了。

　　　　正因为倭仁在士林中泰山北斗的声望地位　，文宗遗命，才会把他派给小皇帝做老师，且是“首席师傅”。

　　　　保守派奉倭仁为领袖，关卓凡不是没有想过“动一动”他的。可是，略作试探，便发觉倭仁在两宫皇太后那里，尤其是在母后皇太后那里，地位根本不可动摇。两宫皇太后不了解倭仁的“文章”，但对倭老夫子的“道德”，却是无条件信任的。这一点，关卓凡只好自承不如了。

　　　　这是一尊真神，既然搬不开去，就要设法“招安”，为己所用，不然，实在是太过浪费材料啦。

　　　　这就是关卓凡为什么一定要做通倭仁的工作，一定要倭仁领衔出奏“开科取士，恢复唐、宋旧制，加‘时务策’，加‘贴经、墨义’”。

　　　　以倭仁士林声望地位之隆，首倡其议，“恢复唐、宋旧制”的改革，一定事半功倍，或者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关卓凡软硬兼施，连蒙带骗，法宝尽出，倭仁最终就范，这位历史上的“保守派的代表”，居然成为一项重大改革政策的代言人了。

　　　　这个……呃，这个金手指，会不会开得……大了点儿？关卓凡的王八之气，会不会过了点儿？倭仁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不仅仅是“保守派的代表”，甚至是……“顽固派的代表”啊！

　　　　倭仁确实是保守派，但“保守派”是块大牌子，下边儿分门别类，彼此区别，差异大的，骨子里甚至是南辕北辙的。

　　　　徐桐那种，真正叫做“冥顽不灵”，脑回路是平的，完全没有道理可讲。

　　　　还有一种——占“保守派”中的大多数，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新旧之别、华夷之辨神马的，其实只是个幌子，如果他们能够从改革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打倒昨日之我，改换门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倭仁是第三种，也是人数最少的一种，保守派中罕见的清醒者——清醒地认识到，官僚士绅集团无休止膨胀的贪欲，已经严重地挤压了广大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深刻地威胁到王朝的永续发展。他提倡理学，提倡“克己复礼”，就是希望，能够在道德和精神的层面，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少拿一点，少占一点。

　　　　因此，倭仁疾呼：“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把洋务之种种，都归入“技艺”，认为其对“人心”，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倭仁乃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讽刺的是，某种意义上，倭仁的看法是对的。原时空，“洋务”进入中国，基本止于“技艺”的层面，对于官僚士绅集团来说，“洋务”不过是多了一个分肥的对象，“技艺”于“人心”，确实无益，“技艺”也确实没能够挽救清王朝的灭亡。

　　　　总之，关卓凡认为：第一，倭仁是那种真正忧国忧民的人；第二，他的头脑足够清醒；第三，他肯讲道理。一个人有这三点打底，就有服膺事实、转变思想的可能。因此，就不能排除“招安”倭仁、为我所用的可能。

　　　　近年来，洋务愈兴，倭仁却愈加沉默，极少再听到他反对洋务的声音了。这，大约也说明了些什么。

　　　　事实上，倭仁“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努力，关卓凡是认同的。考诸后世，不同的政权，不同的历史时期，多次对本统治集团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只是，有的时候，毫无效用。

　　　　能够产生一定作用的，一定是自外施以有力的政治强制力的约束，单靠为官做宰的自觉，嘿嘿。

　　　　话题扯远了，“重建官僚士绅集团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包括反腐什么的，并非关卓凡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先放一放吧。

　　　　国家大事忙得七七八八了，暂告一段落，该考虑考虑俺自个儿的婚姻大事了。

　　　　*（未完待续。）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乱清》已经写了两百四十万字了，狮子总结了一下，读者对《乱清》和狮子最多的批评，两点：一，“水”；二，“满遗”。

　　　　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两句吧。

　　　　先说“水”。

　　　　关于这个问题，狮子是很惶惑的，因为，凡是被指“水”的章节，恰恰是狮子最花心思、最费精力的章节，事实上，平均算下来，被指“水”的章节，成文所花时间，要两倍、三倍于其他章节。

　　　　狮子最用力之处，却最不讨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回过头来，狮子发现，“水”的指责，始现于关卓凡任江苏巡抚、召集部下幕僚、盘自个儿的“家底”的时候。之后，凡有改革、建设，只要涉及来龙去脉、规划设计、条分缕析的，就会出现“水”的指责，交代的愈详细，“水”的指责就愈多。

　　　　大致明白怎么回事了。

　　　　我理解大多数的书友们，更喜欢看情节、对话、动作，可是，《乱清》不能只顾着权斗、战争、男女，还得改革、建设、发展——不然，关卓凡穿回去干嘛？

　　　　关卓凡穿回去，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是仅仅为了自己的大头快活小头爽，更不是为了要中国人流更多的血！

　　　　他要做的是“改变”，改变中国——变落后为先进，变耻辱为荣耀，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老大帝国为当世强权。

　　　　他希望，在“改变”的过程中，中国能够付出尽可能小的代价，中国人能够遭受尽可能少的灾难。

　　　　怎么“改变”呢？通过权斗、男女、战争，拿到了权力，就该改革、建设、发展了吧？

　　　　有的读者会说，改就改吧，可是，那些“来龙去脉、规划设计、条分缕析”神马的，你就不能一笔带过？高明的历史小说，涉及历史背景的时候，不是应该“润物细无声”吗？

　　　　问题是，乱清是一本穿越小说，不是传统的历史小说，书中的大多数“规划设计”，不是“历史背景”，是狮子的脑洞，不存在于真实历史之中。如果不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些“规划设计”，就是无本之木；不“条分缕析”，读者就不知道，这些“规划设计”，是否建立了可以自洽的内在逻辑？是否真的具有可行性？

　　　　关卓凡不是上帝，他不能够竖着根金手指，说“俺要光，于是就有了光”——你得告诉我，你这“光”咋来的呀！

　　　　至于“满遗”，狮子只能说，凡是认真看书的书友，绝不会给狮子扣上这样一顶帽子——书中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了，还要怎么“画公仔画出墙”？

　　　　给狮子扣“满遗”帽子的，要么没有仔细看书，要么根本就没有看过《乱清》。又或者，出于一些什么特别的目的吧。

　　　　*（未完待续。）

第十九章　一红再红（）　
轩亲王要大婚啦。

　　　　“大婚”二字，本来专指皇帝少年登基，未婚践祚，十八岁成人后结婚；臣子成婚，是不可以谓之“大婚”的。可是，两公主釐降于一亲王，娥皇女英之佳话重现于本朝，这是“千百年未之有也”的盛事，市井阛阓之间，话头一落到这上边儿，无不两眼放光、口沫横飞，张嘴“大婚”，闭嘴“大婚”，虽略嫌僭越，却也没人管的来。

　　　　宫里和朝廷，提到这个事儿，自然不会说“大婚”，可也禁不住在前边儿加个“大”字，谓之“大喜”，或者“大喜事儿”。

　　　　荣安、敦柔两位和硕公主进固伦公主的上谕一明发，所有人都明白，“大喜事儿”开始倒计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