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1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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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书辉没有想到，他的这次临时的讲话，在后来成了复兴海军的信条。用大炮消灭野蛮，用机枪促进文明，在后世里成了复兴海军的真实写照。
等到王书辉发现复兴海军成了一支帝国主义味道浓重的军队的时候，复兴海军的万吨级铁甲舰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文明，促进进步了。
第367章在山东2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官僚体系里的官员都可以大略的分成“做官的人”和“做事的人”两种。两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做官的人”做事是为了当更大的官。“做事的人”做官是为了做更多的事。
当然了，这个时候还不存在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理想和情操。所以即使是“做事的人”做官和做事，也更多的是为了功成名就或者为家族谋利。
现任登莱巡抚孙国桢应该算是个做事的人。这从他的履历上就能看出来了。
万历四十一年，浙江慈溪人孙国桢考中进士。天启初年，担任山东临清道员，参与平定徐鸿孺乱有功。旋调福建巡海道参政，与福建巡抚南居益等，力主收复被荷兰侵占的澎湖列岛。
天启四年正月初二日，明朝水师誓师，攻打盘踞澎湖的荷兰海军。荷兰军队拼命抵抗，相持到五月份，孙国桢亲自率领数十艘战舰驰援，并调来火器部队，加强攻势。至八月，荷兰海军司令孙克率军向孙国桢投降，澎湖列岛回归中国。
天启七年，孙国桢因收复澎湖有功，升任登莱巡抚，任上积极支援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在辽东的军事行动，为东江明军取得“丁卯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
和袁崇焕那种只会在嘴上做功夫的文官大忽悠不同。孙国桢是整个大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亲自指挥过海战，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实践过的文官大臣。1627年整整一年，作为登莱巡抚的孙国桢和东江镇方面的合作都比较默契。对党争相当不以为然的孙国桢在1627年的日子算是比较痛快的。
不过到了1628年，一直被孙国桢所不齿的大忽悠袁崇焕靠着自己的后台硬实凭着后面有人被崇祯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之后，他的痛快日子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因为孙国桢是靠着军功升职，在朝廷里没有势力的缘故，更因为他对东江镇毛文龙非常的赏识，使得他和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袁崇焕关系非常恶劣。
孙国桢这个人和大明朝的一般文官还有点不一样。大明朝的一般文官都敢于骂皇帝赚廷杖，但是面对他们自己在官场上的上司的时候，他们表现的比狗还三孙子（对不起二汪了）。孙国桢这个人的奇葩之处就在于，他对于皇帝的看法非常的客观。对于皇帝，他采取的是无所谓的态度，但是对于他自己的上司，他却是敢于直言抗上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就可以想到，那个袁崇焕大忽悠，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力集中，连朝廷正式任命的重镇总兵都可以在没有任何依据和中央命令的情况下直接砍头，那么像孙国桢这样的刺头，就必然的要在袁崇焕那里吃钉子，穿小鞋了。
所以从袁崇焕重新上任以来，两者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严重。虽然在登莱地面上孙国桢的下属们都不太敢和他对着干，但是热爱党争，对排斥异己变态热衷的东林党人（袁崇焕和袁崇焕的大后台他的老师孙承宗都是东林党人），却在他们得势的情况下大肆对孙国桢进行了打击和弹劾。
作为一个“做事的人”，别看孙国桢也是江南地区的出身，可是他对只知道党争什么正事儿也不干的东林党特别的厌恶。对于孙国桢来说，他认为国朝从万历晚年到现如今的国事越来越坏，主要的问题就出在党争上面，东林党人要负主要的责任。
虽然厌恶党争，但是孙国桢也知道，在如今的大明朝里，想要稳稳当当的当个官儿做点实事儿，背后没人，不投靠个什么势力那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面对如今的情况，孙国桢也知道自己在登莱巡抚的任上也干不了多长时间了，甚至于在自己在大明朝廷里的政治生涯离彻底的结束也不远了。
孙国桢有时候也在想，这个登莱巡抚的位置也真正是个倒霉的位置。从登莱首任巡抚陶朗先开始，袁可立、武之望、李嵩，自己的这些个前辈，几乎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不是直接丢了性命，就是南京养老、罢官回家的。甚至于从天启元年登莱巡抚的职位设置以来，算上自己这五任巡抚，都没有任职时间超过两年的。
这么一想，孙国桢又觉得自己干了不到两年就下台也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了。
孙国桢不知道的是，历史上他之后的大明朝的九任登莱巡抚的命运和任期都没比他好到哪里去。和他是本家的孙元化更是直接在登莱巡抚的任上被叛兵给俘虏最后被朝廷砍头了。只有一个陈应元在登莱巡抚的任上坐了五年的时间，最后还被罢官了。
就像现代社会的地方官府会在京师设置办事处一样，孙国桢当官当到巡抚这个级别，在京师也有自己的耳目。他知道现在的吏部尚书王永光过去和阉党有点联系，所以正被东林党的人攻击。而且他也知道，目前的吏部里，说话好使的不是尚书王永光，反倒是作为东林党人的吏部左右侍郎说话好使。
更重要的是，孙国桢明白，皇帝都已经把蓟辽、登莱、天津的军务都交给袁崇焕一个人做主了，这么违背常识的事情都出现了，那么自己在皇帝那里肯定也是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了。
即使是再怎么注重“做事”的人，孙国桢也是官僚集团的一份子。在明确的知道自己的仕途即将终结的情况下，孙国桢对于工作的热情就开始急剧的下降了。
原本孙国桢对于地方军务是抓的很紧的。对于地方上的大事小情，人员变动，他是要事事关心事事过问的。不过现如今已经变得心灰意冷等着回家啃老米的孙国桢，则是个大撒把的状态。
威海卫的指挥使出现了人员变动；威海卫地区有人大肆招纳流民；登州港出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自行火轮船前来贸易，这样的事情孙国桢听到心腹报告之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大家随便的态度。
因为是海路直达，不像松江地区的棉布那样是走大运河经历无数的吃拿卡要和济宁到登州将近两千里的陆路才能到达登州，所以比松江布便宜一半左右的复兴党棉布在登莱地区开始大卖起来。
商业嗅觉灵敏的商人在经过计算，发现从“复兴商社”买布卖到山东各地，比卖大运河上的松江布还要便宜之后，采购量颇大的大客户开始出现。甚至于地处青州的衡王府主管商贸的业务的管事，也跑到登州来买布来了。
第368章在山东3
马老人家告诉我们：“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毛老人家告诉我们：“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
之所以说毛老人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成果，那就是因为毛老人家的思想，是根植在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深厚的土壤中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毛老人家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
复兴党在面对人民群众的时候是非常直言不讳的。“我们要摧毁一个有阶级有剥削有压迫，有钱人有权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旧世界。我们要创造一个所有的劳动者人人平等，每个劳动者都有权力获得自己劳动的报酬，保护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这些复兴党的纲领和政策，复兴党都是直接的浅白的明确的要对人民群众实话实说的。
不过在另一方面，复兴党在大明朝这个环境下，则是用比较隐晦的面目和外部的势力和人员进行接触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绝大部分和复兴党打交道的人，都认为复兴党的真面目是个势力颇大的商业组织。复兴商社才是复兴党的实体。
其实和复兴商社接触颇多的掌握着大明朝经济命脉的江南世家的高层人物大部分都知道，复兴商社可不仅仅是个商社这么简单的机构。虽然不知道复兴党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他们也知道，复兴党可是敢于对外输出火枪和大炮这样的军国利器的。
褐贝斯步枪和拿破仑钢炮，这可是复兴党对江南海商世家输出的拳头产品。从1621年开始，复兴党的南洋火枪和西洋大炮，就开始从西南卖到东南。西南的白杆兵，东南的颜思齐、郑芝龙这些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武装集团，都是复兴党的所谓复兴商社的重要贸易对象。
秦良玉家的秦氏商团，以前的颜思齐海商集团和现在的郑芝龙海商集团，他们每年要从复兴商社购买大量的武器和药品之外，而且秦氏商团还靠着复兴商团大量提供的“廉价”棉布，垄断了整个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和贵州的棉布市场。
而颜思齐和郑芝龙这些东南地区的海商集团，每年除了要从复兴商社购买大批量的火枪、火炮、火药以及钢枪、钢刀、钢弩、半身板甲等冷兵器之外，他们还要从复兴党这里大量的进口阿司匹林、磺胺、酒精、医用纱布等医学产品，和大量的罐头、压缩军粮等食品。
甚至于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财大气粗的郑芝龙还一次性的订购了二十艘复兴党武昌造船厂专门用来出口的装配了大量优质钢制滑膛炮的明轮蒸汽和风帆混合动力的六百吨级的武装商船。
要不是复兴党的制式船只不对外出口的话，郑芝龙甚至想要购买复兴党的现役军舰呢。
用负责和复兴党联络的郑彩的话说，人家郑家不差钱。
对于这一点，复兴党方面倒是不怀疑。要知道，复兴党每年生产的香烟、白酒、茶砖、玻璃制品、丝绸、棉布、金属农具、小五金等各类商品，甚至于来自湖北各地的各种经过深加工的特产，乃至于像葛仙米罐头和葛仙米保健品这样冷僻的东西，郑芝龙等东南海商也是敞开了购买。
要不是复兴党是一个工业化的组织，光是供应东南海商都会非常吃力。
江南地区的那些不涉及海贸的大地主大商人们，虽然不会像秦良玉（秦良玉的白杆兵目前已经被掌握在和复兴党利益紧密相关的秦氏家族和马祥麟手中了）、颜思齐和郑芝龙那样毫无顾忌的从复兴党手中采购大量的军事物资。
但是到了1628年，要是哪个世家子弟手里没有个放大镜，带镜子和各种修剪指甲胡须工具的小化妆盒的话；要是哪个大家族的家丁队伍没配备上几十上百把燧发手铳的话；要是哪个世家大族待客的时候用的不是“水晶”的餐具茶具的话，那可都是一种没见过世面，没有档次的表现。
在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下，目前的江南繁华之地，讲究的是“喝剑南”春美酒，用“贵妃脂”香皂，上厕所用抽水马桶，睡觉睡席梦思床垫，出行的时候不坐一辆轻钢打造用各种铁艺装饰的金碧辉煌，窗户镶上水晶（玻璃）亮亮堂堂的四轮马车，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你别看这些江南世家的子弟们一个个好像都醉生梦死一般，可是他们家家都买了复兴党生产的蒸汽明轮船在跑买卖，他们家家都买了复兴党的褐贝斯步枪武装家丁队伍。江南世家的那些掌门人们，他们可都是老奸巨猾的厉害。
他们可都知道，能够大批量的往外卖火枪卖大炮，卖弓弩卖板甲，甚至卖火轮船的复兴商社，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的触碰的。
能够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屹立不倒，和四代帝王以及南北两京的各种历届的大太监们关系密切的枝江王府，比什么福王、潞王这种皇帝的近枝的宗室可都要不好惹的多。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先皇天启在世的时候，魏忠贤对枝江王府的不过说了些不痛不痒的小话儿，就被天启皇帝训斥了一通。据说如今的崇祯皇帝在潜邸甚至也对身边的人说过“天下万千宗亲，唯枝江一支与天家亲厚”这种话。再想想枝江王朱术圳只有一个女儿之外别无所出，那么枝江王府还真的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了。
至于枝江王府会不会被下代帝王顾忌，那也得是等到几十年后下代帝王上台的时候才知道的事情了。反正已经四十多岁还没儿子的朱术圳，对于不到二十的崇祯皇帝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
别看江南地区距离京师要比山东远的多，可是江南地区的士绅大户们，消息可要比山东那边的土棍们灵通多了。
最主要的是，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户们因为常年的经商，可是在商海里练就了一副听风辩色的好眼睛。对于他们来说，复兴党的廉价商品固然对他们自己的工坊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可是复兴党的各种产品无穷无尽，只是作为二道贩子转卖复兴党的海量工业品，就有得他们赚的。
更主要的是，复兴党也不仅仅是出售成品棉布。蒸汽机，新式的铁制织布机，这些好东西，复兴党也是向江南地区的地主大户们敞开出售的。可以说，复兴党的出现，对于大部分江南世家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少部分利益受损的人，也可以改弦更张，重新开辟销售复兴党商品的其他买卖。
江南地区繁荣的商业，特别是一直以来，就是在复兴党出现后仍旧供不应求的海外贸易需求，使得江南世家和复兴党的合作非常良好。而会看眼色懂得辩风色的江南世家，也知道必须尊重实力强大背景强硬的复兴商社。
不过呢，消息闭塞头脑僵硬的山东地方的士绅大户们，就不知道复兴党的实力和底细了。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霸道惯了山东士绅，第一次和复兴党的商业机构做买卖，就表现出一副叶良辰般的作死本色来。
第369章在山东4
别看山东有个曲阜，也别看曲阜出了个孔圣人。可是山东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个不安分的地方。
就说明清两代吧。早的有刘六刘七的响马盗。近的有徐鸿儒的闻香教。什么白莲教啊。什么红灯照啊。哪个是捻军造反。什么是义和拳起义。反正这些造反作乱并且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事情，不是在山东发生的，就是到山东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说山东人的骨子里有不安分的基因是不实事求是的。可是说山东这个地方，肯定具有让人造反的条件和因素存在，这却是很现实的。
在王书辉眼里，无论是明清时代的造反，还是近代的农民起义，王书辉都认为，这其实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就以最近的徐鸿儒的闻香教起义来说吧。实际上，虽然参与起义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百姓，可是整个闻香教的领导层，却都是地主阶级的出身。
在封建时代里，地主阶级往往都是通过间接的经济支援和直接的派人组建的方式，用收买、控制和组建土匪山贼的办法培植个人的武装力量的。普通百姓聚啸山林，那可真的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落后方式，这种造反往往就像陈胜吴广起义一样，很容易就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了。
在封建时代里，凡是能够组建起使用正规兵器有马有粮队伍的正式土匪武装，其实都和地方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像现代社会里官员会作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一样，在古代社会里，那些能够立起杆子维持下去的土匪武装，其实也都是在官府士绅这些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统治阶级的授意和保护下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
孔老夫子的后人孔庆东教授曾经说过，黑社会存在是因为官方治理出现了空白。在生产力落后，国家最基层的统治只能到达县一级的情况下，流氓地痞无赖黑社会以及土匪山贼，就会自然而然的在这些空白处滋长起来。
在明代的山东，登莱巡抚和山东巡抚基本上可以平分秋色。登莱巡抚除了直接管理登州和莱州两处重要的军镇之外，整个朝鲜地区，也归属于登莱巡抚管辖。天启年间袁可立任登莱巡抚的时候，他就曾经命令朝鲜方面调拨水军支援登莱海军和东江镇。甚至于袁可立和直接插手朝鲜王国的国王更替，对朝鲜国国内政治进行干预。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明王朝灭亡后，改弦更张开始给满清当狗的朝鲜方面才三番五次的派出使节到满清中央政府陈情示好，想要干涉满清政府修著的《明史》。在这帮朝鲜人的努力和投降满清的无耻文人的策应下，像袁可立这样在晚明时期功劳不小，曾经给后金女真带来过巨大打击的高级官员，居然没被载于《明史》。
当然了，这也是知道这个典故的王书辉命令复兴党济州岛基地以威海卫指挥使的名义将整个济州岛上的朝鲜官员全部逮捕并吊死，并要求第一舰队对所有渤海和黄海洋面上的朝鲜商船征收百分之五十高额税款的原因。
正是因为登莱巡抚对于整个山东东部和朝鲜的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位于现代社会蓬莱市的明代登州府，虽然是个军事重镇，但是因为登莱巡抚承担着对东江镇的后勤支持和对朝鲜方面的直接管理，使得登州府表现出一副商业繁华的城市形象。
1628年8月，复兴商社的十二艘混合动力的八百吨级的武装商船出现在登州港的时候，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不过毕竟能够在登州港停靠的商船不是大明的就是朝鲜的，因为复兴党参事会参事宋献策已经在登莱巡抚衙门里下足了“功夫”，所以虽然造成了一定的骚动，但是很快复兴商社就在登州港站住了脚。
复兴商社给登州府带来的冲击可不仅仅是这些线条优美吨位巨大的商船。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随船而来的复兴党生产建设兵就在登州码头建立起复兴商社武装船队专用的水泥栈道，并用随船而来的建筑材料修好了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营地，建好了复兴银行和商社仓库等相关建筑。
到1628年8月末的时候，一大片被铁丝网、壕沟和砖墙保护起来的复兴商社驻地就修建完成了。据不少到过复兴商社驻地又颇有见识的当地人说，复兴商社驻地的防御工事要比登州镇驻地的防御体系严整安全的多。
虽然复兴商社的所作所为有点违制的味道，可是到了明末这个时代里，如果不是想要专门的挑刺找事儿，谁也不会专门在这些事情上下功夫作文章。毕竟要是真的追究起来，按照明代的制度，商人还不允许穿丝绸，其子弟还不能考功名呢。可是现如今朝廷里的衮衮诸公，哪个家里不是家财巨万的豪商啊。
俗语有云：“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一个不长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