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之门1619-第2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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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魏忠贤被关押，司礼监的大权彻底被崇祯皇帝的亲信太监们掌控之后，为了能够赢得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司礼监里更进一步，曹化淳拉开了膀子，准备要把周国丈的粮行案好好的处理一番。
就这样，一帮如狼似虎的东厂番子和锦衣卫们，再次出现在已经吃光了口粮又一次迎来了生存危机的南城贫民窟。
不能不说曹化淳选择了一个很差劲的时机。如果是在粮食被劫之初派出特务审讯侦查南城贫民窟的话，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粮食，这些军户们还是有可能出卖宋狗子等人的。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原本的粮食早就已经吃光了，重新迎来危机的南城军户们现在的唯一指望就是宋狗子了。这个时候东厂和锦衣卫就是再怎么刑讯逼供，把宋狗子作为唯一希望的南城百姓也不可能把宋狗子供出去。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宋狗子的身份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宋狗子，最多也就是北京城内的一个成功“社会人士”。但是经历了京师危机的1630年和1631年之后，特别是和被闯军方面组织起来的三山五岳的各路好汉的主动接触之后，宋狗子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过去他只不过是为了道义，为了名声，为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的话，现如今已经被闯军的“特工们”洗了脑的宋狗子心中，开始产生了几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雄心壮志。
饥寒交迫的民众，雄心壮志的领导者，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
接到刘长生消息的宋狗子在面对南城百姓被番子和锦衣卫拷打的消息的时候，心里面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这难道不是做出一番大事的绝佳机会吗？”
第441章完蛋的太突然了
后世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满清王朝的倒台其实都是觉得挺奇怪的。
从实力的角度讲，二十世纪初的满清王朝的实力也不是那么弱的。作为当时满清中央政府的领导者，军机大臣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集团，是在不断的推动满清王朝的新政举措的。
《辛丑条约》签订后，满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作为满清王朝的高级领导人是全力支持的。
1901年，袁世凯在山东创建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
1902年，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在此期间，他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满清政府至此获得了近十万人的先进的武装力量。
同一时期，袁世凯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
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也筹划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建造的铁路——京张铁路。
也就是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因为“庚子事变”遭受重创的满清政府的实力迅速恢复。
但是不能不让人感到错愕的是，有着这样绝对力量的满清政府，在湖北新军的几个名不见经传军官领导的武昌起义的影响下，就那么几乎在一瞬间就倒台了。
后世有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进步意义上的革命，是新的生产力对旧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革命。所以满清王朝轻而易举的就倒台了。
对于这个说法王书辉本人是呲之以鼻的。在他看来，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新中国的建立这三十多年的史实上看的话，首先一点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本身对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促进作用。
辛亥革命是由一群不满满清政府民族压迫的汉族地主出身的新军军官发起的。满清政府的倒台，是因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汉族地主官僚从上到下，从袁世凯到普通的汉族新军军官都对满清王朝失去了希望，彻底的抛弃了满清王朝，所以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倒台。
在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无论是北洋统治时期，还是军阀混战时期，就是到了最后的光头党执政时期，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仍旧是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以官僚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为补充的封建经济。从经济结构的角度上就可以明确，辛亥革命其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次改朝换代。就是尽一切可能想要给辛亥革命的脸上抹点金粉的话，用民族革命来形容这次改朝换代都已经是非常勉强的了。
封建王朝周期律下的封建王朝的治乱兴衰其实都是一样的。在封建农业时代里，任何一次王朝更替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封建地主阶级背叛旧王朝，改头换面的加入到农民起义中，篡夺农民起义的成果建立新王朝的过程。
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孙武和刘公，其实就是在这一次封建统治阶级自己的改朝换代中扮演了历史上陈胜、吴广和王仙芝、黄巢之类的人一样的角色而已。
当统治阶级自己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人民群众都放弃了一个政权的时候，这个政权的灭亡就会展现出一种雪崩式的特征来。对于这一点，明王朝的灭亡也是一个佐证。
不过和历史上不同，在复兴党存在的这个时空里，明王朝的倒台更加的快速和剧烈，以至于还认为明王朝能够苟延残喘个几年的王书辉都发生了误判。
毕竟，王书辉一直认为将会由李自成、张献忠和高迎祥这些农民造反军终结明王朝的命运。
但是已经被改变的历史终于在细节上表现出了充分的不可控性。明王朝的倒台，是由北京城内的二十万沦为城市贫民的京营士兵，以及北京城外驻守的由大明“忠臣”袁崇焕领导的五万辽东军共同完成的。
对于这一点，别说王书辉没有想到，实际上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1631年11月里的一天，在北京南城的贫民窟里又有三十多人被抓走之后，一条传言开始从南城传了出来，随后就传遍了所有的京营军户人家。
据这条传言说，朝廷准备以周国丈粮行被劫一事为借口，将北京城里名义上的二十万京营士兵调出北京城，调往辽东服役。
所谓谣言，这种东西就是这么不靠谱的。就以这条要把京营调往辽东的谣言来说吧，即使在传统上有这样的明王朝中央军和边军对调的惯例在，但是任何一个明王朝上层的人都知道，京营现在就是一支纸面上存在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本身和大明朝的权贵官员们的纠结很深，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支部队会被调往辽东去的。
就是京营士兵们自己如果认真想想的话，也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不靠谱，毕竟过去崇祯皇帝几次尝试整顿京营的时候，二十万京营士兵能够到场的都不到万人。这种情况下，把不到万人的由乞丐流民冒充的京营士兵调出京师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但是，谣言这种东西之所以会被广泛的传播并被采信的原因正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信任了。当常年累月被欺压、被剥削、被损害、被侮辱的被统治阶级，开始“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被统治阶级的时候，没有任何信任的双方之间，就是再怎么奇葩的谣言，都会被相信。
作为一个纯消费性的城市，北京城本身的粮食价格就是很高的。这一点在粮价飞涨的明末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历史上严重百倍的粮食危机对居住在北京城内的普通百姓来说真是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宋狗子等人之所以会毫无顾忌的去抢劫皇亲国戚的粮行的原因，就是如此。
在这种严重的粮食危机下，1630年到1631年一年多的时间里，五万辽东军、三万山东新军和两万天雄军的军粮供给又要由北京方面负担。为了保证军粮供给，北京城内的粮食价格进一步攀升，大米的价格已经攀升到了每石四十两到五十两的情况了。
老百姓不是傻瓜，虽然和后世的老百姓不同，明末的北京市民不会遇到事情就骂政府，可是那些开着粮行粮店的人都是皇亲国戚和朝廷的官员这样的事情，他们可是都心知肚明的。
在大家都吃不上饭，买不起粮的情况下，这些粮行粮店囤积居奇。北京市民对于他们的憎恨是非常强烈的。
宋狗子的身边新出现的“狗头军师”制造的这条谣言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大家对于粮行粮店的憎恨和周国丈联系在了一起，又把这个周国丈和二十万京营士兵的可能的可怕遭遇联系在了一起。
憎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的特点就在于，因为它是非理想的，所以任何只要看起来有可能的合理性都会被轻易的建立起来。
就这样，随着这条谣言的传播，整个北京城里的军户人家开始情绪涌动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宋狗子突然领了一帮身手很好的“好汉”出现在正被东厂番子和锦衣卫们折磨的南城百姓当中。不过就是一句“抢粮行，吃大户”的口号，在宋狗子的领头下将十来个东厂番子乱拳打成肉泥的南城军户们，就在宋狗子的带领下闹了起来。
成千上万的南城百姓，不管是不是军户出身，在生存压力的驱使下都不由自主的加入了宋狗子“抢粮行、吃大户”的队伍。
周国丈家位于南城的粮行首当其冲。但是一家粮行怎么也无法满足上万百姓的需求。
就这样，随着在“抢粮行”的过程中出现的流血事件，在鲜血刺激下的民众开始进入到无理性的状态，整个南城的大户人家和粮店商店，都是成了暴动民众的抢劫目标。
暴动这种事情，特别是在总体环境处于绝望的情况下，非常容易被传染起来。北京城内的百万民众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处于冻饿而死的边缘。就是没有暴动事件，京师的五城兵马司每天运出成为的“路倒”也都是三位数的。
有了南城百姓做榜样，先是和南城百姓同属一脉的京营士兵人群在有心人的引导下参加到了这场“抢粮行、吃大户”的行动中。在这十几二十万人的带动下，北京城内的大多数生存于死亡边缘的贫民都主动的加入到这个行动中去了。
1631年年末的“京师暴动”就这样全面的爆发开来。
作为大明王朝的统治中心，原本北京城的军事力量应该是最强大的。但是在明王朝上层的奇葩们的作死下，占役、克扣、吃空饷，把原本应该数量最多力量最强的北京防御力量摧残成了这次大暴动的主力。
和地方城市里的武装力量相对还能够勉强的承担对内镇压的任务不同，北京城里的暴力机器，除了几百不到一千的五城兵马司巡丁、锦衣卫各千户所的锦衣卫和顺天府内的衙役之类以外，居然找不出任何其他的武装力量。要知道，作为名义上的保卫京师的武装力量的京营士兵们，可都是在暴动的民众中。
几十万民众在京城内大肆的抢掠和烧杀，给北京城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而且处于失控状态的暴动民众，已经不是宋狗子这个暴动的发起人所能够指挥的了。当然，因为民众对于朝廷的畏惧，紫禁城方面还没有受到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孙承宗本人亲自出城，命令袁崇焕带领城外的辽东军入城镇压暴乱。
可是谁也没想到，五万辽东军的入城，并没有使彻底陷入混乱的北京城恢复秩序。随着这些辽东兵的进入，特别是当这些辽东兵一边屠杀民众，一边自己也参与进抢劫行动之后，袁崇焕居然和宋狗子一样，失去了对辽东兵的控制。
原本那些因为暴动民众缺乏武器而无法攻陷的大户人家以及北京城内的各大衙门，在如狼似虎的辽东兵加入后，全部被打开了。随着有心人对暴动的引导，北京城内的所有官府和衙门全部陷入瘫痪状态。
而就在这个时候，一支一万多人的兵马在高迎祥的领导下，突然出现在已经彻底失去城防力量的北京城外。
当天启年曾经发生过一次的王恭厂大爆炸的轰鸣声，再一次在北京城中响起的时候，一万多全副武装的闯军精兵毫无阻碍的攻入全面陷入混乱中的北京城。
不过和历史上不同，已经明白大势已去的崇祯皇帝在几百个袁崇焕亲兵的保护下，带着一部分重要物资，和周皇后以及两个皇子，带着孙承宗等几个文官大臣，乘乱逃出了已经全面陷入无理性的破坏和杀戮的北京城，逃往天津方向。
而在这个时候刚刚攻入北京城忙着镇压民乱屠杀辽东乱军的高迎祥，根本就抽不出任何力量去截杀崇祯皇帝一行。要知道，想要用一万多人摆平几十万陷入混乱的暴动民众和四五万失去组织的乱兵，绝对是个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在这个时候，高迎祥眼中的威胁绝对不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崇祯皇帝一行，而是正在真定一线正在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的孙元化山东新军和卢象升天雄军。
在高迎祥看来，只要自己的这次奇袭成功，自己最终占据了北京城，防住可能来自辽东方面的进攻之后，面对失去了粮草后勤供应，皇帝也失去了踪影局面的孙元化和卢象升，肯定是不战自溃的。
站在一座城门上，看着逐渐被平定的北京城，高迎祥把站在自己身边全面筹划了这次行动的李岩当成了自己的“福星”。
一想到自己距离成为九五之尊的梦想就差几步了，高迎祥这个纯粹的粗人在激动之中说出了一句对于他来说算是极有水平的话，
“先生真是某家的张良萧何啊！”
听了高迎祥的话连忙行礼谦虚的李岩，听了这话心里想的却是：
“北有辽东军，南有山东新军和天雄军，自家的后勤供给全都掐在那帮明显的心有异志复兴党人手中，这个泥腿子居然现在就做起皇帝的美梦来了！”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跟了这么一群沐猴而冠的东西呢？”
第442章相同的身体不同的人生
牛百岁家的婆娘给他生了三胞胎，这个消息被传遍牛家庄的时候，牛家庄里大部分和牛百岁同龄的年轻人都是很羡慕的。
当然，牛百岁本人也觉得自己是天大的福气。第一次做父亲的牛百岁以前听说过双胞胎，可是三胞胎，而且三胞胎全是小子的事情，还真的就是难得一见的事情。
和牛百岁不同，牛家庄里大部分上了年纪的老人对于牛百岁家一下子有了三个儿子的事情都不太乐观。家里只有不到二十亩地的牛百岁两口子一下子就添了三个人口，这可不是个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万历中期被称为历史上的盛世不是没有一定缘由的。在万历前期高拱执政阶段，因为主持明王朝政局的高拱勇于对官僚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清理，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当时大明王朝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气焰，使得在万历中前期阶段，明王朝的政治出现了相对比较难得的清明气象。
要知道，在生产力被禁锢，社会财富的总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收敛，就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将会有一部分被释放到社会中下层。这就使得，相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气势比较嚣张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老百姓的日子会相对好过一些。
和天启崇祯时代几乎没有自耕农存在的社会环境不同，在万历中前期阶段，作为大明王朝税收主要来源的自耕农们的日子还都过得去。
牛百岁的三胞胎儿子更是幸运。他们没有夭折在封建农业社会里常见的严重营养不良，传染病，感染以及各种瘟疫当中，也没有受到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各种人为制造的兵灾之类的恶性灾难的影响，居然就那么安安稳稳的成长了起来。
当然，牛百岁的三胞胎儿子，老大牛有财，老二牛有禄，老三牛有福，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明王朝已经开始进入到不容许自耕农存在的张居正改革后的时代了。在牛百岁和他的老婆死后，三个兄弟被迫卖掉了家里最后一点田地，开始分道扬镳，走上了各自的生活。
封建农业社会的一个特点是，在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不能合理分配的情况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下，因为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过度集中，会在全社会形成比较严重的劳动力相对过剩。
以陕西为例，在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人对陕西的印象是，八百里秦川三千万懒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真的陕西人民不愿意劳动心甘情愿的当懒汉。而是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当地农业生产资料的匮乏，在整个社会缺乏消化这样巨大的劳动力的能力的情况下，上千万人口成为相对剩余的劳动力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在四川地区印证。自古以来就有“少不入蜀”的说法。古人认为四川地区的民风懒散消沉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事实是，即使有都江堰造就出来的天府之国，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几千万四川民众也产生了上千万的相对剩余劳动力，在没有大量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体现出一种懒散的慢节奏状态就会成为一种必然。改革开放后上千万的四川民工充塞东南沿海地区就是一种证明。
在封建农业社会里，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明王朝到了万历末年的总人口早就已经突破了一亿五千万接近两亿人的规模。在越演越烈的土地兼并的情况下，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是充斥着大明王朝的各个角落的。
牛氏三兄弟出生和成长的阶段幸运的躲过了的无数灾难，到了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向他们袭来了。
牛有财、牛有禄和牛有福三人在离开家乡后都在商洛地区谋生。
但是落后的通讯手段，三个人虽然在一个地区生活却没有任何的联系。
牛有财先是拜了一个镇子上的木匠为师，给这个木匠当了五年的学徒。在木匠临死前，因为封建手工业者的德性，牛有财也没有从自己的师傅那里学会全套的木匠手艺，倒是接受了木匠的女儿，成了一个拖家带口的二把刀木匠。
和自己的老婆在商洛县城里谋生的牛有财正在艰难的用自己的二把刀木匠手艺维持生计的时候，一件极端倒霉的事情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在陕西起兵攻破山西，作战失败后又回到陕西的张献忠带兵攻破了商洛县城。
牛有财的老婆在动乱中被杀，牛有财本人则成了张献忠炮灰部队里的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