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3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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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开名制使张方平对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产生怀疑。正好赵祯下旨，让他与翰林学士孙、扑、龙图阁直学士高若讷、集贤校理杨伟、钱明逸权知贡举。于是上奏，今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佑之初，却多以变体而高中，后进传效，皆忘其本习。近来文章为了出所谓的新意，相胜为奇，以怪诞底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累下诏书戒告，可学者乐于放逸，不能自拨。今贡院试者，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一篇文章超过八百字），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原来是四六字为主，七**字有，少，一句十几字几乎没有）。而论策居然有一千二百字以上者，请朝廷请习新体而不合程式者，悉巴考落，再申前诏，广告天下。
其实学子当中有些新体文章还是好的，可新学到此出现一个岐误，便是那种怪险体。这让张方平很看不习惯，于是连带着新体文章，一起倒了霉，赋超过四百字，或者一句话字数多者，全部黜落。
奏上，准。
张方平还有些不服气，将一些险怪的句子择出来，记性好，省试考过去了，他还记得。然后登上报纸，文章可以自娱自乐，写得不好，大不了没人看。但贡举你要写给考官看的，请问你们这些学子写出这些险怪的句子，谁能看懂，难道是韩愈看的石鼓文吗？
赵祯看后大笑，命礼部将那些黜落的试卷找出来，再次观看，倒底有多新，多险，多怪。张方平用心是好的，但这个做法是历史的倒退。这时候新体文章，也就是古散文体正在普及，文人学习的却多是骈文体，正在转变，又没有很好的目标，险怪体便是古散文体改革的一种独特产物。渡了过去，宋朝散文的春天便会到来，这些险怪体也就消失了。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
但在录取学生时，赵祯听从郑朗与庞籍建议，逐步控制，张方平省试考录取了七百一十五人，省元是裴煜。到了殿试考时，赵祯只赐进士二百三十人，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七十人同出身，删除大批不合格的进士。诸科也在下降，史上赐诸科及第并出身者四百十五人，变成三十二十三人。赐特奏名诸科数量也一直在下降，从七百二十人变成五百十六人。状元是贾黯。
张海赶到京城时，正是京城放完了榜，诸多进士于京城狂欢的时候。六人更得气得不行，想打猎，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打猎，不但绑架自己，还逼自己为他们圆谎，然而平安重要，皆忍住，没有发作。这些人很慎重很隆重地将张海送到巨马河，还责备一句：“你们是使节，不能因为狩猎，耽搁正事。”
连张海也气得差点喷血，不想多事，坏了郑朗好事，强忍着，唯唯诺诺。渡过巨马河，便是杨六郎筑的高大绿色长城，用柳树、棘刺织成的长廊。然后又于己方遍挖塘湖，用水与植被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
对此，郑朗很怀疑它的效果。
因为金人南侵时，根本没有看到这道绿色长城起多少作用。所以郑朗心中，认为它起的仅是一个阻滞恐吓的作用。实用性不强。
想法有点儿不对，直到黄河再次改道后，郑朗才醒悟过来。不是没有效果，黄河改道，逼得海河水系北移，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北方地势增高，进一步使杨六郎所做的布置作用下降。这时，还是起作用的。张海递过印符，守城官兵将他们放进去。六骑飞快向南驶发。
来到京城，按照制度，他们皆不能回家，而是呆在驿馆里听候消息。但将两封信全部递了上去。
此时京城正在观注举国大事，科举。
先是庞籍在陕西上奏，朝廷开纳夏国，用意是宽财息民。自其受封进誓已来，快有一年时间，而调度犹不减用兵时，其议裁节诸费，以及所增官员、指使、使臣今无用者，应悉数就罢。很简单的一个奏折。
但己经看到庞籍在政治上敏锐的眼光。
说费用不减用兵时，那肯定是虚夸。不过宋朝制度对这种虚夸是嘉奖的态度。看到一群百姓流离失所，陛下，赶快作为吧，不然天下大乱，看看，民不聊生，全国百姓流离失所。
欧阳修、包拯、韩琦就包括小人党也用过这种夸张法进谏的。
这是一种进步的姿态，而不象其他朝代，好好好，好个头，一片喊好声中，下面却在出现大问题。这样才能让人君警戒，不过有的时候过于夸张，确实也引发一些负作用与决策。
实际财政真的在转好。
裁兵法去年才安置了所有退伍战士，想要看到实效，要到今年年底。风调雨顺，国家税务未增反减，但百姓收入却是有增无减，国家收入少了，百姓渐渐在恢复安定。不过说也能说，税务减少，又在安置退伍战士，准备储粮，还有保丁需要钱，土兵需要钱，支出确实没有减少多少。
这道奏书用意不是在此，而是直指新法。
范仲淹等人下去后，对新法的态度，除了推翻还是推翻，没有一个人敢作声。
唯独庞籍上书，对新法中一些策略持肯定态度。陛下，不能全部打倒啊，有些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节裁一些无用的官员、指使与使臣，之所以没有执行好，是用人不当，当初带着浓hou的朋党性质。如今没有朋党，这些好的策略应当保存下来。
书上，赵祯大为欣赏。
难得的说这句话，不过他没有表态，继续用贾昌朝，清扫范仲淹的印记。
不是赵祯恨范仲淹，作为一个明君，可不想下面大臣出现朋党，清扫范仲淹的印记，就是为了清扫朋党的痕迹。真的起到效果，庆历新政前后是赵祯朝党争的**，然过了几年，已经在赵祯朝看不到朋党了。
有争，那是各个大臣利益的纵横摔阖，抱成小团体，十几人，三两人，而不是天下人。比如郑朗的小团体，贾昌朝的小团体，还有未来庞籍的小团体，韩琦的小团体，都不足以为害。若没有赵祯这种平衡之术，有可能党争在赵祯朝就形成严重危害。这一点连郑朗都没有看出来，只觉得贾昌朝做得很过份，要搞他。
其实此时的贾昌朝对赵祯来说，很重要。至少在他感到党还有影响，就会继续重用贾昌朝。
虽欣赏庞籍，但不吭声，防止君子党死复燃。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张方平。
他对所谓的君子党皆不抱好感，那怕樊楼宴，入座的人除曾公亮外，皆是君子党。就包括范仲淹在内，张方平也多瞧不起。认为范仲淹沽名钓誉，迂阔害国，连郑朗都被他蒙骗。
这种态度也带到对所谓的君子上面，包括吴育，不与同谋。还有新法。范仲淹改革科举，有的也是好的，策论没有范仲淹所想的那么有效果，写论策，欧阳修以及后来的苏东坡、苏询、曾巩等人在策论上都有很深的造诣，但有几个人为宋朝指出良好的出路，一个、个往党争里一跳，皆不能拨。但至少比诗赋好。
本来是好的，可是范仲淹又进谏，恢复唐初的开名制。对此张方平很反感，你是贫家子，得益于糊名制，于是忘本，现在恢复开名制，那样，贫困子弟又有几人能高中？俺家庭背景远胜你家，可也不会这样做的。
一个开名制使张方平对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产生怀疑。正好赵祯下旨，让他与翰林学士孙、扑、龙图阁直学士高若讷、集贤校理杨伟、钱明逸权知贡举。于是上奏，今礼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佑之初，却多以变体而高中，后进传效，皆忘其本习。近来文章为了出所谓的新意，相胜为奇，以怪诞底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赡，逾越绳墨，惑误后学。朝廷累下诏书戒告，可学者乐于放逸，不能自拨。今贡院试者，有学新体赋至八百字以上（一篇文章超过八百字），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原来是四六字为主，七**字有，少，一句十几字几乎没有）。而论策居然有一千二百字以上者，请朝廷请习新体而不合程式者，悉巴考落，再申前诏，广告天下。
其实学子当中有些新体文章还是好的，可新学到此出现一个岐误，便是那种怪险体。这让张方平很看不习惯，于是连带着新体文章，一起倒了霉，赋超过四百字，或者一句话字数多者，全部黜落。
奏上，准。
张方平还有些不服气，将一些险怪的句子择出来，记性好，省试考过去了，他还记得。然后登上报纸，文章可以自娱自乐，写得不好，大不了没人看。但贡举你要写给考官看的，请问你们这些学子写出这些险怪的句子，谁能看懂，难道是韩愈看的石鼓文吗？
赵祯看后大笑，命礼部将那些黜落的试卷找出来，再次观看，倒底有多新，多险，多怪。张方平用心是好的，但这个做法是历史的倒退。这时候新体文章，也就是古散文体正在普及，文人学习的却多是骈文体，正在转变，又没有很好的目标，险怪体便是古散文体改革的一种独特产物。渡了过去，宋朝散文的春天便会到来，这些险怪体也就消失了。不能一棍子全部打死。
但在录取学生时，赵祯听从郑朗与庞籍建议，逐步控制，张方平省试考录取了七百一十五人，省元是裴煜。到了殿试考时，赵祯只赐进士二百三十人，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七十人同出身，删除大批不合格的进士。诸科也在下降，史上赐诸科及第并出身者四百十五人，变成三十二十三人。赐特奏名诸科数量也一直在下降，从七百二十人变成五百十六人。状元是贾黯。
张海赶到京城时，正是京城放完了榜，诸多进士于京城狂欢的时候。
赵祯看完信，准备诏张海谨见，贾昌朝说了一句：“陛下，不妥，当初郑朗择张海出使契丹，是看中他的胆大，有武勇，此人终是流匪，身犯谋反大罪。若不是陛下仁爱，诛灭九族也可。若是陛下接见，当作何例？”
仅是一句话，便让赵祯打消接见的念头。
他肚量是很大的，可不管怎么说，张海是谋反分子，这是封建统治者最大忌。然后又看着信，贾昌朝等人从信上看不出什么。还以为密信是郑朗要说的话。
赵祯却看到三个肥腴的之字。
有些想不明白，为什么公开信函成了郑朗的本心话，秘密信函却不能相信。
但明白郑朗意思，郑朗不同意主持契丹科举是他想要说的，作为宋朝官员，主持契丹科举成何体统。若不是郑朗出使契丹，此次科举他都想让郑朗主持。想到这里，五味杂陈。郑朗的处被契丹人破了。
不过也没有多大的关系，让自己放心。至于契丹对郑朗不轨，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不去看，再到下面，派使者前来交涉，却没有任何异样的之字。随便自己了。
意思是懂了，可两封信的位置颠倒，让他不明白。
想了想，看着张方平，说道：“你去驿馆询问一下。”
樊楼宴几个大臣之一，算是郑朗的人，不会害郑朗。张方平说道：“喏。”
对郑朗一行，他心中也十分挂念。可是问题就出来了。
郑朗最信任的人有三个人。一个是赵祯，他是皇帝，维护臣子安全是必须的，而且也相信自己。第二个便是家里人，只相信崔娴，不是江杏儿对自己不好，京城妖人多，怕江杏儿几人与娘娘口风不严密。其实整个过程中，只有崔娴才知道郑朗的全盘计划。在诸多大臣中，郑朗仅相信范仲淹，那是全宋朝最高尚的德操。
其他人都逊色一筹，包括樊楼宴中数人，自己在宋朝，那怕就是在守丧，都有影响力，就象司马光在洛阳修书一样。一离开宋朝，是人，总有私心的，范仲淹是奇葩，可遇不可求，其他人就难说了。各人有各人的利益所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包括张方平。
张方平德操可以，只要自己在宋朝，张方平绝对放心，但不在宋朝，张方平德操仅能说可以，能打八十分，不能打一百分。之所以看中张方平，是才华出众，德操也可，思想观念相近。此外，南北宋两朝，在经济史上有独特见解的人不多，李靓、张载、林勋、叶适、王安石、朱喜、陈亮、苏东坡，还有张方平。不管他们的见解有何缺陷，但敢于独树一植，提出自己独特的想法。这种不拘陈泥，颇让郑朗看重。
也就是赵祯朝在经济思想上能让郑朗重视的只有张方平一个人。
其他有或者提出什么，皆没有具体的细节，要么旧章陈俗，要么空阔不实用。
况且即便郑朗相信张方平，张海又如何谒见张方平，两者地位悬差太大，张海的造反者身份也会让人忌惮。
因此，张方平来到驿馆，张海一五一十地说。但严格遵从着郑朗的吩咐，不往深里说，包括在边境上遭遇强盗的事。
张方平将张海的话传到皇宫。
消息不大管用，有的事就发生在契丹南京皇宫之中，连郭遣若不是听郑朗事后交谈，都不知道，况且张海。
因此赵祯还是不解。
但得做一做样子，顺便再派一使，与郑朗做一番详细交谈，什么情况都得知了。于是议派使者事议。
就在这时候，京城传出一条爆炸的消息。
郑朗不但主持契丹科举，还担任了契丹的太傅。
契丹怎么会轻易放过郑朗，双方斗智斗法，不知道郑朗有什么想法，一开始不能强迫。于是用了此计，然后通过榷场，将消息向宋境散发。再加上一些有心人的安排，传得很快，迅速入京。远比契丹人想像的快！
张海呆在驿馆，没有限制他的自由，只是按照规矩不能回家。平时无聊，也去酒栈吃喝玩乐。无人过问，何必与他一个小人物计较？
然后就听到这股传言。
他出身仅是一个四等户，不算太好，眼界也没有那么高。可简单的道理还是懂的。郑朗是宋朝使节，为了安全，权宜从事，配合一下契丹人批阅试卷可以的，但不能主持科举，更不要说担任契丹太傅。最少有一点，郑朗气节失去。
自己递了郑朗的信，为什么传出这股风言？
如果郑朗失去气节，即便回到宋朝，凭借这一缺陷，他一生有可能都休想进入两府。
六人更得气得不行，想打猎，有的是机会，何必这时打猎，不但绑架自己，还逼自己为他们圆谎，然而平安重要，皆忍住，没有发作。这些人很慎重很隆重地将张海送到巨马河，还责备一句：“你们是使节，不能因为狩猎，耽搁正事。”
连张海也气得差点喷血，不想多事，坏了郑朗好事，强忍着，唯唯诺诺。渡过巨马河，便是杨六郎筑的高大绿色长城，用柳树、棘刺织成的长廊。然后又于己方遍挖塘湖，用水与植被阻挡游牧民族的骑兵。
对此，郑朗很怀疑它的效果。
因为金人南侵时，根本没有看到这道绿色长城起多少作用。所以郑朗心中，认为它起的仅是一个阻滞恐吓的作用。实用性不强。
想法有点儿不对，直到黄河再次改道后，郑朗才醒悟过来。不是没有效果，黄河改道，逼得海河水系北移，黄河带来的大量泥沙，使北方地势增高，进一步使杨六郎所做的布置作用下降。这时，还是起作用的。张海递过印符，守城官兵将他们放进去。六骑飞快向南驶发。
来到京城，按照制度，他们皆不能回家，而是呆在驿馆里听候消息。但将两封信全部递了上去。
此时京城正在观注举国大事，科举。
先是庞籍在陕西上奏，朝廷开纳夏国，用意是宽财息民。自其受封进誓已来，快有一年时间，而调度犹不减用兵时，其议裁节诸费，以及所增官员、指使、使臣今无用者，应悉数就罢。很简单的一个奏折。
但己经看到庞籍在政治上敏锐的眼光。
说费用不减用兵时，那肯定是虚夸。不过宋朝制度对这种虚夸是嘉奖的态度。看到一群百姓流离失所，陛下，赶快作为吧，不然天下大乱，看看，民不聊生，全国百姓流离失所。
欧阳修、包拯、韩琦就包括小人党也用过这种夸张法进谏的。
这是一种进步的姿态，而不象其他朝代，好好好，好个头，一片喊好声中，下面却在出现大问题。这样才能让人君警戒，不过有的时候过于夸张，确实也引发一些负作用与决策。
实际财政真的在转好。
裁兵法去年才安置了所有退伍战士，想要看到实效，要到今年年底。风调雨顺，国家税务未增反减，但百姓收入却是有增无减，国家收入少了，百姓渐渐在恢复安定。不过说也能说，税务减少，又在安置退伍战士，准备储粮，还有保丁需要钱，土兵需要钱，支出确实没有减少多少。
这道奏书用意不是在此，而是直指新法。
范仲淹等人下去后，对新法的态度，除了推翻还是推翻，没有一个人敢作声。
唯独庞籍上书，对新法中一些策略持肯定态度。陛下，不能全部打倒啊，有些还是有好处的。比如节裁一些无用的官员、指使与使臣，之所以没有执行好，是用人不当，当初带着浓hou的朋党性质。如今没有朋党，这些好的策略应当保存下来。
书上，赵祯大为欣赏。
难得的说这句话，不过他没有表态，继续用贾昌朝，清扫范仲淹的印记。
不是赵祯恨范仲淹，作为一个明君，可不想下面大臣出现朋党，清扫范仲淹的印记，就是为了清扫朋党的痕迹。真的起到效果，庆历新政前后是赵祯朝党争的**，然过了几年，已经在赵祯朝看不到朋党了。
有争，那是各个大臣利益的纵横摔阖，抱成小团体，十几人，三两人，而不是天下人。比如郑朗的小团体，贾昌朝的小团体，还有未来庞籍的小团体，韩琦的小团体，都不足以为害。若没有赵祯这种平衡之术，有可能党争在赵祯朝就形成严重危害。这一点连郑朗都没有看出来，只觉得贾昌朝做得很过份，要搞他。
其实此时的贾昌朝对赵祯来说，很重要。至少在他感到党还有影响，就会继续重用贾昌朝。
虽欣赏庞籍，但不吭声，防止君子党死复燃。
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张方平。
他对所谓的君子党皆不抱好感，那怕樊楼宴，入座的人除曾公亮外，皆是君子党。就包括范仲淹在内，张方平也多瞧不起。认为范仲淹沽名钓誉，迂阔害国，连郑朗都被他蒙骗。
这种态度也带到对所谓的君子上面，包括吴育，不与同谋。还有新法。范仲淹改�
